到荣昌师范
1946年春,我升入国立荣昌师范学校,经过两天的跋涉到了荣昌。一年不见黄德生的面了,那时也穷,寄信都寄不起,也未联系过。到了学校,打听一年级结业班,说是在分部,问好路后我步行到分部,见到了黄德生。我们都很高兴。这时的黄德生似乎个子更高大壮实了。当天我留在分部,和黄德生又睡在了一张床上,聊得很晚。以后,分部的同学合并到本部来,我们又能常见面了,但终因不在一个班,功课也不一样,因而交往不似保育院那么密切。但我们仍是好朋友,有事了也是互相帮助的。记得是1948年暑假,天气很热,几个同学把被子搬到教室——靠烈士墓东坡下南北走向的两间教室中的南头那一间。我们把四张课桌并成一张床,我的“床”靠窗户,窗外便是白象山象鼻子坡下。我的全部四季的衣物,除身上穿的,全部包在一个枕头里,晚上就枕在头下。一天晚上“枕头”被窗户外的小偷偷走了,早上醒来头枕在桌子上,找枕头不见,才知道被偷了。这下可惨了,除了身上的内衣裤,没有一件衣服,没有一条裤子,还是靠姐姐、同学、朋友各捐一点,才得出门。黄德生听说后给我送来了衣服。
转眼到了1948年,这期间,抗战时来川的难童以及老师在经历了8年的磨励之后,有家可归的早就复员回家了,无家可归的以及川籍的保育生仍留在荣昌师范学校继续求学。因为改为师范,按规定仍属公费供应,即学杂费、伙食费、住宿费全免,不同于保育院的是服装费没有了。好在保育总会给每个学生发过十分耐穿的罗斯福布服装、被子、床单,即使没有一点经济支持的同学,入中学的头几年还是可以勉强度过的。这一年对学校来说也是多事之秋,学校随着复员走了一大批学生和老师后,学生人数大减,学校秩序也大不如前了。这期间,发生过学生有组织地进攻县政府的事件,有和县警察、流氓持械对峙的事件,有报复伤兵、阻断交通的事件,也发生过学生相互聚众斗欧的事件等等。进入1948年下半年,学校因断绝了粮食,食堂停伙,老师回家,学校停课。这时学生便自发组织起自谋生路的许许多多的伙食小团体,以典当衣物,偷农作物、打狗,或者自己种些南瓜等等以充饥维生的混乱局面。因为开伙要烧柴,于是课桌、无人睡觉的空床便成了柴禾,之后大礼堂地板、围板也被拆光烧火。最后开始拆五间宿舍前小山坡上的厕所,先拆背向山头女生宿舍的一面板墙,后拆地下铺的厚板,以致上厕所要小心地踏在滚圆的橼子上。到最后面向女生宿舍的那一面板墙也拆光了,上厕所只好往荒郊野外去。
戴主任被打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震动全校的事件,即学生打了总务主任。此事和黄德生有关,也同我有点关系。一天下午,我所在的伙食小团体的几个同学,有黄庆祥、郑僚生、李治修,还有黄庆祥班的一个个头小点的“黄毛丫头”,因为无聊,每人穿一双木拖板鞋,往校门走去,准备沿成渝公路“压马路”。刚出校门,忽见马路斜对面校长家里走出一个人来,瘦个子,戴眼镜,是学校总务主任戴主任。学生饿饭时间长了,久不见管伙食的戴主任,便想问问粮食的情况,于是高喊“戴主任!”哪知这个戴主任一见几个学生,拔腿使劲往校门对面的胡同跑去。这一行动激怒了学生,于是这几个人起步便追。毕竟戴主任年纪大了,体质也弱,哪里跑得过这几个校篮球队员,刚进胡同口不远便被追上抓住。一边一个学生架上戴主任便往学校走,戴主任不走,两边的人架住拖,我在后面也使劲用头顶。走到篮球场,我们大声喊:“戴主任来了!”长年饿饭的保育生从四面八方的教室、宿舍齐往操场拥来。大家质问“什么时候弄来粮食?”“什么时候开伙?”当然答复是敷衍的,这一下更激怒了在场的上百名学生,同学们围住总务主任推拉、殴打。老戴的眼镜被打掉了,弯腰在地上摸眼镜,并往校门口跑。围观的、动手的脚步也开始跟着移动,推推搡搡,打打踢踢一直持续到食堂门口。这时候,愤怒的黄德生也参加进来,左手拉住戴,右手的拳头便往戴的肩上背上落去,戴走不脱,几乎就围绕着黄德生在原地转着圈子。正在这时,突然近处传来两声尖厉的枪声,大家一边惊慌的退出圈子,一边向四处张望,只见童子军教官举着手枪,站在食堂边的坡路上俯视着大家。这时黄德生还拉住戴的衣服,也在四处张望。童军教官看清是黄德生后大吼一声:“黄德生,你想干什么!”学生惊慌散去。教官叫住两个学生,扶着戴向大门外走了。第二天,校方贴出了开除黄德生的布告。总务主任戴则被送到重庆陆军总医院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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