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的抗日救亡活动
来源：《团结报》 作者：罗志   2025-08-16 17:01:35

　　【精彩提要】

　　新安旅行团成立于193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青少年文艺宣传团体。新安旅行团成立后，目睹爱国人士的友好热忱和反动势力的打压迫害，最终实现从国统区儿童教育团体到中共领导下儿童革命团体的转型。他们行程数万里，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教唱救亡歌曲等形式，广泛动员民众抗日，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前在学校礼堂前留影。

▲新安旅行团团员教农民识字

　　1935年10月10日，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的14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从淮安出发，沿着大运河南下，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从此汇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洪流中。1941年7月前，新安旅行团长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区域活动。虽然受到中共组织对其秘密的革命指导，但面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国民党政府要员，新安旅行团始终是以超脱党派之外为掩护、以文艺活动和抗日宣传为主要活动形式的民间教育团体。国民党中支持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对于新安旅行团提供了帮助，这对于其发展壮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01、新安旅行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新安旅行团踏上征途的时候，正是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的阶段。1935年5月开始，日本相继制造“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达成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鼓吹和推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从鄂豫皖苏区来的红二十五军会合。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和中共联合抗日的政治转变，国民党政权一方面镇压“一二·九”运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不可避免的中日全面战争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军事准备和物资储备。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趋于明显，一些政要开始对党内的亲日分子表示愤怒与不满，一些军队将领也开始倾向抗日。因此，在新安旅行团第一年的活动中，这一长途修学的“离经叛道”之举也取得了一些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同情。如1935年10月11日，新安旅行团抵达江苏省会镇江后，即拜谒省政府主席陈果夫，陈果夫题词“幼学壮行”，以示褒扬。1935年11月底，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南京中山陵同新安旅行团的小团员谈话，握着他们的手说“好好的干，好好地锻炼身体”。

　　02、绥远前线的抗战宣传

　　1936年11至12月，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击退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的伪蒙军对绥远的进犯，激发了空前的抗战热情。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国内新形势下，一直在江浙皖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新安旅行团决定奔赴绥远抗日斗争前线。1936年12月中旬和1937年1月，先后有两批共6名小团员到达绥远前线和北平。1936年12月下旬，汪达之率领全团由杭州返回上海。1937年2月3日，以新安旅行团为主体组成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在团长吕骥、副团长汪达之的带领下，由上海港乘船出发，经塘沽、天津转赴北平。2月6日，先期赴绥远慰问的团员返回北平，与另外两路北上的团员会合。在北平期间，新安旅行团与华北学联的代表一起赴北平南苑国民党军二十九军驻地慰问，受到副军长佟麟阁、一九三师师长赵登禹和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团员们与爱国将领们慰问座谈，观看了以“大刀队”闻名的二十九军将士表演的“大刀操”，还同将士们合影留念。

　　1937年3月14日，新安旅行团离开北平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开始对绥远抗日军民进行慰问活动。傅作义派遣副官至火车站专候，为团员准备招待所，并邀请他们参加收复百灵庙战役的追悼阵亡烈士及祝捷阅兵大会。在“九一八”纪念堂举办的抗日军民歌咏大会上，傅作义致辞肯定了团员们组织数百军民共唱爱国歌曲，以此激发民众爱国情感的功效。傅作义还特意为新安旅行团题词：“走万里路，聪明了你们的耳目;读万卷书，增强了你们的思想”。

　　03、武汉保卫战中的宣传动员

　　1938年，从北到南，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敌手。在周恩来、林伯渠的指示下，新安旅行团经西安前往国民党抗战临时指挥中枢——武汉。6月28日，新安旅行团辗转抵达武汉，迅速投入“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工作中。7月2日，新安旅行团在汉口普海春茶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媒体分享近三年来旅行团的奋斗历程，并表演了抗日文艺节目。7至8月，新安旅行团协同武汉各儿童团体建立儿童星期座谈会，协助开展儿童保育会抢救儿童工作，组织武汉三镇民众露天歌咏大会及文艺晚会，为前线募捐和撰写慰问信，赴工厂、学校教唱救亡歌曲、排演戏剧、出黑板报、放映抗战电影，在街头集会中发表抗战演讲，鼓舞民心士气。8月9日晚，团员们又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火炬大游行，并且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展现了豪迈的抗日热情。10月14日，在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举办的新安旅行团三周年招待会上，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受邀出席，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武汉儿童保育院院长李琨源等国民党代表出席并讲话。10月中旬，在武汉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时，李宗仁还接受了新安旅行团专访。当时，新安旅行团酝酿将撤退到长沙的团员编为第一团，留守武汉的团员成立第二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此深表赞许，慷慨捐款二百元并题字。

　　04、在桂林期间的境况

　　武汉沦陷后，新安旅行团向南撤离到长沙。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后，新安旅行团从长沙一路南撤，于11月18日到达广西桂林。1944年11月豫湘桂大溃败后期沦陷前，桂林一直是西南抗战大后方、闻名中外的“抗战文化城”。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7月，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活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里进入了“建团以来的全盛期”，首次提出“中国儿童运动”的口号，规模扩大到近百人，组织岩洞教育服务团、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七星岩成立民众教育学校，在桂林市郊复办新安小学，成立多支工作队深入西南乡村山区面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一时期，国民党爱国人士尤其是桂系实权人物，对新安旅行团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如1939年2月，新安旅行团在乐群社大礼堂举行晚会，除了八路军驻桂通讯处的吴奚如应邀出席外，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及陈大维等国民党官员也来到会场。周恩来前往新安旅行团驻地看望，同时邀请桂林行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衷寒同行。新安旅行团刚到桂林时，为了让其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以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陶行知特意写信给宋哲元联系房子的事。“宋明轩先生在阳朔有一座房子，听说有捐给教育机关之意，不知是否确实?如果属实，我们希望他能捐给我们的生活教育社和新安旅行团，希望老兄进一言。倘能有成，则敝社与新安旅行团可以立一永久基础，自能更为社会努力。”爱国将领张治中在1940年为新安旅行团和晓庄研究所分别捐款五百和一千元，陶行知也特意致函感谢。

　　1939年底，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新安旅行团的相关活动也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限制。如《新华日报》桂林版被迫停刊后，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也接到了登记注册为官方组织的通知。不久后，桂林行营政治部甚至宣告将其直接取缔。李济深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对于新安旅行团多有支持，1940年10月21日，新安旅行团以纪念成立五周年筹款义卖的名义，在国民戏院正式公演话剧《虎爷》，李济深特地题词祝贺：“五年苦奋斗，卓哉众孺子。跋涉十八省，三万四千里。丑虏逞凶焰，故园伤废邱。努力求新知，复此山海仇。复校喜成功，成功勿自满。此行虽去远，前途更辽远。忧患淬砺易，安乐淬砺难。莫笑老年人，只作老生谈。”1941年2月，新安旅行团还特地去李济深寓所慰问演出，以示感谢。

　　05、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在桂林开展工作的新安旅行团，遭到反动派特务的监视和威胁，无法继续公开活动，安全得不到保障，随时有被迫解散和被秘密逮捕的危险。根据周恩来事前的指示，在八路军驻桂林、香港办事处和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协调安排下，从1941年2月上旬至7月，新安旅行团四十多名团员分期分批秘密离开桂林，经广州湾、香港、上海向苏北转移，正式完成了由国统区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转移，返回了阔别6年的苏北大地。

《团结报》2025年7月17日第5版　　作者：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