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研究(专题)·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反思
来源：王海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29卷第5期   2022-09-17 14:59:15

　　[摘要]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70周年，在过去70年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对这一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九一八历史的研究不仅在总结经验教训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在还历史本来面貌方面也存在着比其他历史事件更加严峻的分歧。尤其是近年来，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惜违背道德良心，千方百计地歪曲历史，以达到欺骗世界、欺骗后代的险恶目的。这一现象本身说明：(1)九一八历史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政治现实意义。(2)九一八历史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也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不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而且它早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3)九一八历史已经在某些国家明显地被歪曲了。这就更增加了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必要性。本专题发表的3篇文章，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视角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九一八历史对现实的启示，对于民族觉醒的呼唤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历史反思；民族觉醒；现代化

　　[作者简介]王海晨(1955一)，男，辽宁法库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70周年，但国际上至今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能正视历史，千方百计地编造谎言，歪曲历史，否认侵略，以此欺骗年轻一代，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情。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悲剧重演的立场上反思这段历史的必要性。

　　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强大才能免受霸权欺凌

　　以强凌弱，以富压穷，欺软怕硬，这是所有霸权主义者对外扩张的本质特征。日本自从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之后，日本政府即把“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和“远交近攻”、交强攻弱定为国策，九一八事变即是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7，本土仅相当于中国的1/30，如此小国怎敢对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发动战争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泱泱大国实际上是恹恹病弱之国。病弱之一，小生产一片汪洋，工业化程度低得可怜;病弱之二，兵员虽多，但装备落后，数百万军队分属于不同的各自独立的武装集团，且混战连年，长期的战争内耗使本来就不健壮的国家肌体更加病弱;病弱之三，人口虽众，但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不仅民穷财尽，而且民心不知所向，几近一盘散沙。与此相反，日本国通过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 “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开始启动，国力日益增强。到九一八事变前夜，工业经济已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8.2%，钢的年产量是中国的152.6倍;兵员数量虽略逊中国，但装备水平却占绝对优势;人口虽少，但整个国家都在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之下，日本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向日本人民灌输民族危机意识。由此看来，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的一穷一富，军事上的一弱一强，民族意识上的一散一聚，构成了两个国家实力上的落后与先进，这就是日本敢于以小凌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夺之于弱，以补强之所夺，是日本的一贯国策。它一方面忍受着强者的欺压，一方面又学着列强的殖民手段，去欺压比它软弱的邻国。日本面对欧美列强的侵掠，奉行“俄美讲和一定，吾方决不毁约……其间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东北)、支那(中国)，即从朝鲜、中国夺取土地，来补偿从欧美所受到的贸易损失”，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他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做“利益线”。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如何保卫利益线，外相青木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做出了露骨的阐述，主张抢先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并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日本天皇提出“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必先强兵，“国防一事，苟延一日，将遗恨万年，”这就是用武力分期霸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战领中国东北、灭亡全中国，“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的“大陆政策”。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一场侵华战争，它既是日本欲保“主权线”必“开辟利益线”强盗理论的实行，又是分期占领中国，争做“东洋之盟主”的开始;既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双轨经济国策的实行，又是对西方列强“靠强兵掠夺，靠掠夺富国”及“谋富要领”领会的结果。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中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反思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和九一八事变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强凌弱，欺软怕硬。近代以来，日本一方面用浸泡过武士道精神毒液的“军刀”和比它落后的邻居对话;一方面用特有的“哈伊”向比它更强大的国家步步退让。对话的最后手段就是对弱国不断地发动战争，退让的最终结局就是与强者合流，这就是日本“固邦兴国”的逻辑定式。它的终极目的就是“横行世界”、“君临四方”，争当世界盟主。弱国若想打破弱肉强食的逻辑，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境遇，别无选择，只有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强国才能抵御强敌，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一直发展到与富国并驾，壮大到与强敌齐驱，才能有效地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才能防止战争的再次降临。避免挨打的途径是摆脱经济落后，摆脱凌辱的道路是政治自强。

　　分裂就要遭殃，团结统一才能抵御外敌入侵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内部统一、政局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之时，就较少受到外敌的侵略，即使遭到侵略，也很快就会组织起强大的力量将侵略者赶出家园。反之，当国家处于政治动荡、山河破碎、四分五裂之时，也就是外敌入侵之时。因为，分裂就会使社会和谐的天平倾斜，造成政局的动荡、力量的分散、生产力的萎缩，经济的落后，从而导致社会动员能力和抵御外敌入侵能力的降低。一切霸权主义者的惯用手段都是乘虚而入，落井下石。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灾难之一，随后的一切历史，包括后来日本全面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过是九一八战争的继续和延伸。九一八事变，实在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整个20世纪的重大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选择九一八这一天武装进攻中国?是偶然?还是有许多必然深藏其间?固然，必然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自1840年之后，英踞香港，葡侵澳门，日占台湾，俄夺东北，清政府治下，领土被瓜分得七零八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赶跑了一个皇帝，冒出来数个皇帝，华北是直系军阀的领地，华东是皖系的势力，华南是滇桂系的地盘，东北是奉系军阀的山头……，山头林立，互相攻伐，中央政权成了军阀手中的篮球倒来倒去。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中央政权虽然趋于稳定，但中央军的势力不出五省，东北有东北军，山西有晋军，西北有西北军，广西有桂军，湖南有湘军，广东有粤军，江西有红军……，军军都彼此独立，互不统属，而且除东北军外，哪个军都和中央军交过手。在蒋介石看来“宁夏孙(孙殿英)匪，新疆盛(盛世才)阀，必为国家大患”。“广西李(李宗仁)、白(白崇禧)、粤陈(陈济棠)、鲁韩 (韩复榘)、晋阎(阎锡山)、陕杨(杨虎城)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1931年，四分五裂的局面混乱到极点，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个互相对立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和瑞金苏维埃人民政府。正是这种局面，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以可乘之机;正是这种社会状态，为日本发动九一八战争铺平了道路。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没有先兆。日本炸死北洋军阀时期末代元首张作霖之后，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嘴脸已经暴露。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日本悄悄向东北南部大举增兵，日本军官“巧装华商韩农，游历各地，测绘地形”，刺探情报，日本军队变本加厉地在长春、沈阳作长期围城战演习，实际上，“这种肆无忌惮的横行，不啻就是武力侵略的先声”。当年，明眼的中国人已经看出，并公开发表文章，告诫全国，日本武装入侵，“以祸不远，预料三年之后，即有爆发之可能”。一介平民都已看透战争在即，蒋介石作为国家首脑自然明了。既然明了，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战争的一步步逼近而不做任何准备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分裂为多元的各政治集团，各政治集团的冲突又集中表现为运用军事斗争的手段征服和兼并与自己对立的集团，各政治集团包括蒋介石虽然都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民族生存威胁的严重性，但除了共产党以外，各政治集团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的长远的整体利益，而是本集团的眼前利益。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既然当时中国最大的武装政治集团蒋介石认为“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大患。自然他的兴奋中心是以武力消灭中共，削平令他悬心吊胆、寝食难安的地方实力派。最大的武装集团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专注于内战，被剿杀的对象纵使有心抗日，也只能首先应对被剿杀的危险，以求自保，这就削弱了民族整体对各政治集团的吸引力，消减了各政治集团对民族整体利益的关切度，瓦解了民族成员之间在外敌入侵之时所应有的民族亲和力，从而降低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心理威慑力量和实际抵抗能力。

　　如果蒋介石集团不是将“安内”放在“攘外”之先，不是一次次地兴师动众、调动大军“围剿”红军、穷追猛打各派异己力量，当时的中国就不会分裂到那种程度。如果当时中国的第二大武装集团——东北军，不是因为 1930年的中原大战和1931年的石友三叛乱将主要精锐部队调入关内，日本帝国主义就不会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即使发动，也不会那样轻易得手。如果九--八之后，蒋介石不是继续坚持“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的反动政策，使本来十分虚弱的国力更加虚弱，东北人民就不会饱尝14年辛酸血泪之苦，中国就不会“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损失达5620多亿美元。分裂给九--八事变发生提供了契机。侵略者得以落井下石;继续分裂，使苦难的中国人民更加遭殃，雪上加霜。家和不受外人欺，内部失和，外力易入，分裂必然挨打。这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本应响应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团结御侮，抗日救亡，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小集团的利益，一致对外，结束分裂局面。而蒋介石仍然认为：“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踞国内为国家心腹之祸的土匪，目前我们只要安内，则攘外就不成问题，把匪剿清以后，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民政府的首脑不去整合失衡的社会，不去挽救分裂的危局，自然，分裂继续，裂度日深。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军分裂，一分为三：一部分从民族的利益出发，组成抗日义勇军;一部分从本集团利益着想，追随蒋介石继续内战;一部分卖国求生，成了侵略者的帮凶。于是，破碎的山河之上，出现了一幕可悲的景象：强盗肆虐，无人抵抗;大多数民族成员想抵抗没有武器，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少数有武器要抵抗的被装备精良的、力量强大的剿杀。这种可悲的景象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从而使分散的各政治集团统一在抗日的旗帜下，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内战开始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分裂一经结束，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已起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厄运即已开始。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一直作为一个统一、团结的大家庭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经历了五千多年腥风血雨而生生不息，经历过无数次的外敌入侵而不散不灭，就因为中华民族具有一种与时俱进、强劲坚韧的凝聚力，这是令任何一个企图染指和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敌人心底生寒的客观存在。然而，在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仍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出现过与民族凝聚力相悖的分裂势力，这是令所有炎黄子孙想起来就扼腕长叹的残酷现实。抚史追思，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势力一经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族遭殃。分裂程度愈重，灾难愈深。分裂一经终止，侵略者就到处碰壁，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族复兴。团结愈坚，统一愈固，复兴愈速。

　　依附没有出路，独立自主才能赢得民族尊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乘中国内部分裂之时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仅打破了亚洲的格局，也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当时的南京政府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动运用外交手段以图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这种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外交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但它采取依附列强、放弃对外抵抗、专注于“安内”的政策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日本帝国主义既然敢于蔑视国际公约，那它也就看透了国际公约没有人去认真维护，再说，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界格局都是强国用“拳头”打出来的，是以国与国之间的实力为基础，按照少数强国的意志形成的，在这种世界格局下眼泪换来的最大值也就是同情，不会有人牺牲本国的利益去维护剐国的利益。依附就会丧失民族的尊严，没有尊严的国家不可能独立自主。任何一个霸权主义者的野心膨胀到极点时都想主宰整个世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为了“吞并满蒙”，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以及欧洲。”日本当时的直接对手是英美等世界大国，日本武装侵略东北，标志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对于这样一个不仅关系到中国命运，实际上也关系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法德等大国利益的重大事件，这些大国理应采取实际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以防止祸水蔓延。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一方面发表告世界各国民众书，“以唤起世界民众之同情，求人道公理之裁判。”“使日本退出占领区域”。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依赖国联公理处断”。坚持“武力可退让，交涉决不放松”，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方针。为贯彻这一外交方针，以镇压全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强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纲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努力学业，不能罢课”。

　　南京政府之所以坚持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对内对外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国力缺乏自信，畏日如虎，认为国家实力不如日本，立战必亡，遂采取“卧心尝胆”，忍辱徐图之策，以“和平”对战争。当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对日“绝交宣战”，斥责大难当头，政府却“托词镇静，欺驱国人，断送国权”时，南京政府辩解：“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不周而轻敌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绝交者绝路也，以中国今日之现状与国力，如果与日绝交，则必出于军事战争。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失权者也”。鼓吹忍辱10年，坚忍备战，“然后耻乃得雪，国乃得救”。

　　二是依赖国联，依附欧美，企图运用外交手段。以“国际公约”的力量和平迫使日本退兵或不使事态扩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即向国联求救，当获悉国联通过解决“中日争端”的第一个决议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延至lO月，外交之转机并未出现，日本非但拒不撤兵，反而进一步扩大侵略，并声明决不接受第三国干涉。蒋介石虽有犹豫，但并未心灰意冷，仍致电张学良：“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日本一面声明不接受第三者干涉，而一面仍不敢不接受国联之决定。”直到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依赖梦”也没有因此而“惊醒”，但东北版图已然变色。

　　三是企盼苏日开战，企图运用“以夷制夷”之陈方，重演“三国干涉还辽”的旧梦。南京政府刚成立时，外交重心在英美，以苏俄为敌。中东路事件后，与苏联断交，依赖国联的外交手段失败后，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蒋介石以为“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蒋介石还幻想日军“北进攻苏”，如果“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俄必先取攻势，以空军作战”，决不肯坐以待毙。伪满洲国成立，蒋介石判断“大战将起”，决定对日实行缓和，“对俄则联络其感情”， “以促进倭俄之冲突”，他认为，苏联对日宣战，无异于“围魏救赵”，“三国干涉还辽”旧梦之重演。对此，日本看透了蒋介石的思路，所以声明：“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并向中国驻日大使提出，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倾其全力，开展外交斗争，是十分必要的，的确也收到了一些效果，日本退出国联，一方面说明日本对国际组织的蔑视，同时也说明日本在国际上遭到了孤立。但应该看到，国际联盟是列强为缓和国际冲突、相互妥协的产物，它通过的决议不具有强制性，日本武装侵略我国东北本身就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国联的决议对它还有什么约束力呢?运用外交手段解决战争问题是必要的，但它必须以武力对抗为前提，武力的失败不可能导致外交的最终胜利，以对侵略者不抵抗，妥协退让为代价以换取其他国家的“抵抗” 和“不妥协”而达到“完璧归赵”的目的，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以自己力量不足需要准备为理由告诉国民需要忍耐，连组织动员社会的最初手段“舆论抵抗”、游行示威都予以镇压，这不是太可笑，太可悲了吗?自己不抵抗，等待着侵略者再去侵略比它强大的国家，由那个国家阻止对自己的侵略，这样的国家还有不败之理?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面对侵略，自己不首先奋起反抗，自己不首先“玉碎”，一味地依附强国，自己一味地“潜心备战”而指望别人来战，能一雪国耻者古今鲜有。当时就有人尖刻地指出：“此种‘老成谋国’之言，用于前此弱而未亡之中国则可，用于目前危而就灭之中国则不可。”“自甲午一役，我国对日，无时不以‘不抵抗主义’为外交政策，……我当局每次受挫于日，辄言忍辱图强，誓雪国耻，而其结果，则积耻如山”。

　　在中外历史上，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乏成功的先例，但南京政府在解决九--八事变问题上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现在总结起来，有如下教训值得吸取：

　　外交不能搞依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不同的国际事务中都有自己的外交重点。但明显地依附于某些综合力量强大的国家，必在大多数弱小国家面前失去威信。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以强凌弱，中国外交的初衷是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南京政府在遭到强国之欺的情况下，又去依附于其他强国，其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大国的支持，还助长了几个大国操纵国际社会的霸气，不仅次强国家袖手旁观，甚至本应得到的弱小国家的一致同情也丢失了许多。一个国家在遭到威胁时，需要国际的援助，但不能跪下双膝，外交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此其教训之一。

　　外交不能软弱。日本已经动武，南京政府还主张“坚忍镇静”，“以文明对野蛮”，担心对日强硬导致事态扩大，这种思维逻辑成了南京政府掩饰外交弱智无能的借口，典型的“友邦惊诧论”。其直接后果解除了日本政府“吞并东省，无异吞一炸弹”的顾虑，促进了日本各种侵华势力的统一，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得陇望蜀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外交上的软弱退让，不会熄灭已经燃烧起来的战火，只会令世界在火光中看到中华民族尊严的失落。在任何侵略者面前表现出的任何软弱，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能招来更加的野蛮和放肆，侵略者的胃口是随着被侵略者的软弱程度而膨胀的，而且是无止境的，是喂不饱的。九--Jk事变后，蒋介石想以牺牲东北领土主权来充填日本的欲壑，以此阻止日本进一步进攻，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如同自断手臂喂狼以求狼饱止步。侵略者只能在遭到迎头痛击时收敛自己的狂妄。示敌以强，则敌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此其教训之二。

　　外交只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是惟一。南京政府片面强调“武力可退让，外交不放松”，实际上是政治外交片面论。武力是外交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过分强调“外交解决”的惟一性，实际上是自缚手脚，画地为牢，限制了问题解决的可选范围。这一外交战略一旦被敌国洞悉，必然使我陷于被动。外交的追求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它应该包括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三个方面，三者协调配合，才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预期。此其教训之三。

　　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自信自主。外交斗争如“博弈”，手段的高低是输赢的关键。“弱国无外交”只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如果清晰地了解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各国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制订出一个正确的战略，克服弱国的自卑心理，利用国际间的矛盾进行大胆“博弈”，不是赌博，尤其不像南京政府将赌注压在几个大国身上，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是能够创造奇迹的。外交的艺术在于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找到机会，才能克服自卑和盲目，僵硬地强调遵循国际惯例和消极地强调弱国无外交，最容易被诱入强国的陷阱。此其教训之四。

　　腐败必失民心，万众一心才能完成复兴伟业

　　中国近代史是由一个个屈辱事件构成的屈辱史，在这众多事件中，九--八事变是最为屈辱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最大的灾难，还因为九一八事变是未经任何抵抗即丧失大片领土主权的事件。鸦片战争是屈辱的，但有林则徐、邓廷祯、关天培、裕谦、葛云飞、陈化成等人的浴血奋战;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虽全军覆没，但有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沈寿昌等将士战死海疆;九--八事变因中国军队放弃抵抗而使敌人轻易得手，不仅因此导致山河破碎，还令天下笑我无能。经死战而败，最起码战死的英雄虽死犹荣，英雄死后而国耻，虽败不耻。但像九一八事变这样自断手臂喂狼，狼饱之后继续横行中国腹地，撕腹碎身，岂不是耻辱之最?!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何以落到这步田地?落后就要挨打，何以不强?分裂就要挨打，为何而分?软弱就要挨打，因何不硬?细推之，腐败是也。但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只是表现各异，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腐败滋生，但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那么，是怎样的腐败导致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奇耻?昏愤无能是腐败，奢侈浪费是腐败，贪图享乐是腐败，那又是怎样的无能、浪费、享乐铸成如此大辱呢?

　　昏愦无能是腐败，在四面楚歌之际，危害最大的无能莫过于执政党的蜕化变质，敌友错位，即畏强敌，又惧弱民;即不敢对敌人抵抗。又不敢对人民放手。国民党真正成为执政党是1927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执政时间只有4年的党怎么能腐败呢?事实上，国民党在执政的那天开始就已经由一个因信仰一致而结合的革命党蜕变成一个追名逐利的利益集团。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将共产党人和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清除除党，使清党前70%的工农党员下降到10%，这一比例一直持续到国民党离开大陆。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了急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将旧式军阀的军队整团、整师地拉入党内，并将113式军阀和地方实力派拉入政府委以高官，“到了1929年，10名部长中至少有4名是由这些新的皈依者担任。”这“一进一出”，使新政府一成立就弥漫着“旧军阀统治时期的价值观念、态度以及风俗”。这样的执政党自然是丧失了原来的信仰、革命活力和战斗力，自然是官僚恶习蔓延，贪污腐化、裙带之气盛行，“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骤然而逝”。国民党性质的改变，组织成分的改变，不仅是其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更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无法根治腐败。南京政府成立的第二年，蒋介石就失望地说：“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1930年人们就感觉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政府时期。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统治的最卑劣的特征”。文官爱财，武官惜命，是执政党溃烂的表现，溃烂的执政党，鱼肉百姓的执政党，与人民对立的执政党，腐败程度已经超过刚被人民推翻的执政者，它怎敢在四面楚歌之际，放手发动群众，将国家的命运交给人民呢?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向强敌妥协，对硬的软，对软的硬。

　　奢侈浪费是腐败。在强敌入侵之际。危害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当政者对国家有限资源的配置失当，使国防空虚。抵御侵略的力量得不到武装。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可利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关键是资源怎样合理的配置。腐败政府有一个共同特点，战争没有来临时，总是嚷嚷没钱买枪，没钱造船，致使军备落后，战争一旦打响，又嚷嚷国防空虚。兵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战必亡，可用于奢侈浪费、大兴土木的钱财却远远超过国防开支。清朝末年。中国耗银400万两订造定远、镇远、经远三大主力舰，耗资不可谓不巨，但西太后修三海工程、颐和园和六十大寿就浪费了1900万两。如果用此款再建造5倍于当时北洋舰队的主力舰，甲午战争大概就不是那个结果。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人民立即组织成抗日义勇军，不到一年发展到40万，他们穿林海，跨雪原，吃野菜，睡山洞，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难环境中为民族救亡而战，却得不到政府一枪一弹的资源配置。沈阳沦陷，东北军武器装备尽失，退到锦州后，没有重武器，轻武器又缺少子弹，东北军一日三次催政府调拨军需，政府元任何回应。长城抗战前，东北军因政府不拨饷，被迫在大战前裁饷裁员，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军队是国家的，国家不能正税养军，军队就要就地搜刮自筹，国家冷漠，军队就不热心于为国家而战，这就为缺少革命意志的军队埋下了国家意识淡漠的祸根。资源的配置是政府政策的导向，它应以国家利益为配置取向。资源的丰寡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如何配置，如果说中国缺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资源，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南京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都用在了所谓“安内”上。

　　贪图享乐是腐败，在战争降临之际，危害最大的贪图享乐莫过于前线将士在侵略者的炮声中沉缅于歌舞升平、豪华挥霍之中。九一八事变前，战争一触即发.东北军将领几乎无人不晓，但我们看一看九--/k之夜枪声响起时这些将领都在干什么就知道这支军队能不能抵御侵略了。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在北平剧院看戏;留在沈阳主政的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公馆里为其父做寿庆，北大营炮声隆隆，寿堂之内却“香烟缭绕，灯烛交辉，……满屋大员，吸鸦片，打麻将，……热闹非常”;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正在辽西的锦州老家为其父治丧;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远在北平，军政大权由他儿子代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不在东省，而在沈阳私宅;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正在市内俱乐部观看晚会，下属三个团长有两个不在北大营。强敌压境，军备松弛，守土有责的军人寻欢作乐，这样的军队，纵使没有不抵抗命令，也难有作为。

　　九一八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最大的落后是当国者的思想落后;分裂就要挨打，但最严重的分裂莫过于民族的心裂;依附就要挨打，但最危险的依附是依附潜在的对手。腐败就要挨打，但危害最重的腐败是执政党政治的腐败。

　　长期以来，人们总结这段历史包括全部近代史的经验教训时，往往只注重经济落后就要挨打，较少注意落后是由什么引起的，而这引起落后的根源恰恰是最为紧要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在总结历史时，一定要防止把经济实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经济是基础，一切侵略者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仅最主要的目的是掠夺经济，它所依赖的也是经济实力的优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就很难抵抗侵略。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我们只看到经济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不去深挖导致落后的原因，停留在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摆脱落后，经济实力强大了就以为可以避免遭受侵略了，而看不到政治上的落后、执政者的腐败可以导致社会的分裂、民族精神的失落，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鹅行鸭步，甚至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再倒退回落后，再重复挨打的规律，就不是科学的历史总结。

　　经济的落后，民族的分裂，外交的软弱和政治上的腐败是挨打的原因，而政治腐败又是经济落后、民族分裂和外交软弱的根源。如果官场弥漫腐败之风，社会风气必然贪图安乐奢华;如果执政党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必然是一盘散沙，甚至是四分五裂。所谓敌我力量大小强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力量的对比，“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力量之中包括主观因素、制度因素和精神因素。一个经济上暂时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有一个坚强有力，廉洁公正，享有威望的领导集团，就能够将四分五裂的民族凝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战争的伟力深藏在民众之中，整个中华民族都以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坚持抵抗到底的决心，就一定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变被动为主动，就一定会创造出弱国战胜强国的奇迹，就一定会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已经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九一八为起点的侵略狂潮终于在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面前退却了，但这股狂潮退得太慢了，整整肆虐了14年，阻止这股狂潮的代价也太大了，3500多万中华儿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间的痛苦与教训实在太深太多。总结是为了勿忘，为了给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一个真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在别有用心地歪曲这段历史。忘记历史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歪曲历史是重演历史的征兆，否认战争罪责是重新发动战争的开始。对这种歪曲和否认视而不见就是对战争的一种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