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满铁。表面上,满铁的设立是为开展铁路经营活动,掠夺东北物资,但实际却远非如此。事实上,满铁作为日本帝酋主义“大陆政策”的急先锋,在整个侵华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国策会社”它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是浓熏的,而绝非一般的单纯的殖民机构。本文拟通过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政治活动,对其职能和性质加以深刻翻析,以再现日本侵华之史实,并以此警谕后人。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满铁;职能和性质
作者简介:李亚静(1982一),女,辽宁铁岭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于1906 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东京,1907年3 月5日迁往大连。同年4月1日起正式营业。满铁的设立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它之所以会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前沿据点则完全出于偶然。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的南部打响,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败方的俄国不得不把原属于自己的长春至旅顺口一带的铁路经营权转让给日本,而日本也考虑到与俄国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便以对俄作战为前提,把东北作为预想战场,决定设立满铁,对南满铁路实行国营管理,方便其“与俄国、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军事情报等工作”。此后,由于俄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无暇东顾,相应的,满铁对俄国的军事监控也不似从前。但满铁的角色却丝毫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代之而起的是它对中国事务,尤其是东北事务的干涉,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除其膨胀的扩张野心外,概与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如果说满铁对俄国的监控尚不具规模,那么开始插手中国事务的它已明显成熟许多,但纵观满铁存在的40年,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后,它的功能才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殖民本性也暴露无遗。对于此史学界评说不一,有人说它是日本设立在中国的殖民基地,是“一个经济上、军事上奉行种种国家重要任务的殖民开发机构”,也有人称其为“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对此,笔者不甚苟同,至于“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则更有失偏颇。因为无论是“殖民开发机构”也好,“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也罢,其共同之处就在于对满铁“经济功能”的过多肯定。众所周知,“东印度公司”是17世纪英国设在印度的一个殖民机构,其功能也主要集中在对印度的经济殖民,即使有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也无非是为经济目的服务;而满铁则恰恰相反,它所制定实施的每一条策略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即便它以“经营铁路”的面具出现,其最终也是为了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这在“九一八”事变中体现的尤为突出。
一、满铁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参与者
满铁这个特殊机构从成立初始就扮演着与它 “身份”不符的角色,也因此即使它披着“铁路公司”的外衣,仍旧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个“国策会社”,满铁是El本政令的忠实执行者,早在1927年4月,东方会议上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发表“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因与国防及国民生活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特别注意,而且对于维持该地和平,经济发展,作为内外人安住之地,身为邻邦,深感有责任”的言论时,满铁就收到了日本政府想要涉足东北的信号,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它开始了对发动事变的策划活动。
首先,大力发动“言论”攻势。1928年5月,在满铁的支持下,专门成立了一个从事“满蒙危机”、 “鼓吹武力占领满蒙”的右翼法西斯团体—一“满洲青年联盟”,其头目是满铁理事小日山有登。为使日本政府对东北的侵略顺理成章,唤起El本国内舆论声浪,满洲青年联盟自成立之日起,便大肆出版刊物,在东北各地组织演讲和座谈,散布“满蒙危机”言论;1931年7月,他们还特意组织了一仑国内游说队,回到日本本土对国民进行游说和劝服,为达目的,甚至不惜歪曲“中村事件”及“万宝山事件”的真相,煽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与此同时,满铁在其总裁内田康哉的指挥下,还多次与关东军进行军事演习,为事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危机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就连其控制下的中国东北也受到波及。随着危机的升级,日本国内不仅经济出现衰退,其社会也愈发动荡不安,而作为El本“生命线”的中国东北,不但不能为日本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相反的,由于受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货物运输锐减,使经营东北的满铁亦危机不断。面对此景,满铁上陈日本政府,建议发动事变,以转移危机,减少损失。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后,满铁在完成运输任务后,立即着手接管了中国东北的全部铁路,有资料显示,“19日1时30分,满铁派出工作人员切断了北方铁路与皇姑屯之间的铁路线。3 时,满铁人员配合守备控制了营口的河北站。10时,在日军配合下控制了宽城子车站。9月21日又强行接管吉长铁路,控制了抚顺车站。22日,满铁人员和日军进入四平。23日,满铁人员和El军又在北宁线上的巨流河出现。短短几天里,满铁迅速地扩大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范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九一八”事变,其实是满铁与日本关东军共同炮制下的产物,没有满铁,就没有“九一八”事变,亦不会出现日后的伪满洲国。
二、满铁承担着事变中全部的军事运输与军备改装
在中国东北,铁路是运送物资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而满铁也充分发挥、使用了铁路的这一功能,承担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全部军事运输及军备改装。
1931年9月18日夜,满铁即派发了专列,“把以本庄繁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转移到沈阳,23时 40分,又从沈阳发出军列,载着第一、四中队前往柳条湖增援”。此后又陆续运送了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军作为后备力量,正是由于满铁的“尽职”,才使日本对北大营的占领得以顺利实现。在整个事变中;满铁一直不遗余力地运送军备物资,有数据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3月,满铁的军用列车运行4056次,平均每月达676次,平均每天达22次之多;运送军需用品197980吨,平均每天运送1000吨。而在事变时,满铁派遣的铁路职工1931年实为7676人,1932年为8803人。在南满铁路运行的军用客车里程超过34万公里,军运货车里程达157万多万里。此外,6个月间,满铁用于有关军运的费用就多达319.3万日元。”
在发挥运输职能外,满铁还积极地配合关东军,对军用物资进行改装。满铁不仅为关东军赶制装甲列车供其战事所需,对一部分普通车辆也进行了改装,作为装甲步兵车和炮兵车使用;同时亦在车身上涂有日本旗标志,作为飞机识别之用。考虑到兆昂铁路线上装甲车少和警备力量薄弱的情况,还在该铁路局设计出了伪装装甲车。“1932年 8月2日,临时铁道线区司令部要求迅速赶制8列装甲车,满铁工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于8月27日在原有机车、车辆的基础上完成了改装任务。11月,松浦工厂把呼海线上的一辆原来一般的列车改装成甲机车,把一辆木制有盖货车改装成装甲步兵车。把一辆40吨无盖货车改装成炮兵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实令人惊奇。关东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个月里,占领整个东北,并实施殖民统治,满铁可谓功不可没。它与关东军狼狈为奸,在“铁路运输企业”的名义下,极尽辅助殖民侵略之能事,其政治色彩之浓,绝非一般的殖民机构可比,“东印度公司”更是不能出其右。
三、满铁为事变搜集了大量可用的情报
满铁不同于一般的殖民机构,它具有完备的情报中心。不可否认,诸如“东印度公司”等殖民会社虽亦有此功能,但较之满铁其涉及面十分有限,有的甚至丝毫没有体现;而满铁在这方面可说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仅体系完备,而且独立成课,而这也恰恰成为了它的特色之一。
满铁组织构成复杂,随着机构的不断完善和扩充,其体系也日趋庞大,但无论如何变更,调查课在整个满铁中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总部设在大连满铁本社,下属机关遍布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部门拥有2000多名知识分子骨干,调查内容更是涵盖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教等一切领域,机构组成完备,就是这个机构在“九一八”事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顺利占领中国东北,及时掌握反满抗日团体动向和世界各国对事件的反应,满铁动员了调查课及所属情报机构的全部人员,竭尽所能的搜集情报为己所用。据满铁供认,仅满铁设立之初所建立的满铁调查课及东亚经济调查局等情报机关,对中国特别是东北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调查,就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在事变后,提供给日本政府关于陆军、领事馆、警察署及其他机关的情报又为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制造傀儡政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调查课长春分所为例,在事变后的第二天,“事务所即成立涉外股,下设情报班,一方面密切注意南岭以及宽城子方面的战况,翻译中国各地来长春的电文稿,’并及时向关东军报告。另一方面,派情报员到日本警察署高等股从事情报联络,还通过中国方面的机关直接或间接搜集情报。”而诸如满铁上海事务所及美国纽约满铁事务所则是全力以赴同美国政界、新闻记者、学者等重要人物接触,以便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情报。
为调动调查课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情报工作效率,调查课还对沿线事务所增拨一定数额的情报费,提供给驻地军警,如下表: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拨付部分沿线车站事务主任情报费表
由于情报网遍布东北各地及关内各主要城市,使情报的搜集不但迅速而且准确,从而为日军全面占领东北、扩大侵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于1932年8月被召回国时就不胜唏嘘,吹捧满铁“是军民合作,团结一致的楷模。盖大作战无有铁路是难以完成,机动作战则尤为重要”。从中也不难看出,所谓的 “经济会社”不过是满铁伪装自己的假象而已,它的真正身份是日本设在中国的前沿机关,而之所以披上经济的外衣,也无非是为了减少阻碍,以便更顺利地执行中央政府交予的使命罢了。
四、满铁在舆论上积极进行侵略宣传
为了保障事变按计划进行,协助关东军顺利占领中国东北四省,进而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诈好准备,满铁还对El本所谓的“国策基准”进行大肆宣传,为侵略寻找依据。
日本侵略者深知若想占领并控制诺大的中国,仅凭借武力是不够的,因此,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后,希望以东北作为基地,在经济上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亦有意利用满铁对中日两国人民进行“舆论教育”,以减少其侵华方针实施的阻力。而作为日本国策执行者的满铁,则不遗余力的担负起了这项使命,并开始了它系统的及无形的舆论渗透。
所谓系统化的渗透即指“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开办的一系列教育机构。为达到文化渗透的目的,满铁可谓煞费苦心。到 1932年为止,在整个东北已建立起上至大学教育,下至幼儿学校的一整套教育体系,其所涵盖的门类也十分齐全,涉及师范教育、商业工业等各专业大中专院校及职业技术学校等各个方面,就连聋哑学校也一应俱全。在教育方针上,则实施“双轨并行,双管齐下”的教育体制。所谓的“双轨并行,双管齐下”,就是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关东洲” 的日本人实行特殊的国民教育方针(这里所说的特殊的国民教育,不是指对国民进行一般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教育,而是指对“关东洲”的日本人进行忠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思想教育,进行霸占、掠夺、统治“关东洲”的民族侵略、民族压迫的教育),这在其课程设置及教材选用上可见一斑。如为向日本青少年灌输殖民主义思想,他们特在学校增开了汉语课程,并且还编写了《初等支那语教科书》、《满洲补充读本》、《满洲补充地理历史教科书》等。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青年儿童则以推行“奴化教育”方针为主,在坚持“奴化”、“同化”教育的总前提下,不同的战争环境又采取不同的做法。比如在1932年4月后,就以“注重对学生德育的培养”,而取代了之前的诸如“守其土、治其民”、“讲授日语”等带有军事管制和民族歧视色彩的词句,妄图通过日本的“德育”教育,使学生树立起“日满亲善”、“共同存亡”的意识,在思想上对其进行麻痹,进而使之忘记祖国,同化于日本。
在进行系统教育的同时,满铁也开始了无形化的舆论宣传,这方面的活动主要由满铁弘报股来完成的。
首先,为宣传关东军侵占东北四省、建立傀儡政权,满铁所属机构先后拍摄了十几部战地影片,仅《满蒙破行》就在东京、大阪、北海道等48个城市巡回放映数次。此外,涉及到的其他影片还有《越过嫩江》、《辽西扫匪》、《建国之春》、《本庄繁将军之凯旋》、《守卫热河》、《开拓北满旷野》等。这些影片的播放,在宣扬日本侵略国策的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其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
其次,满铁还发行了大量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理的期刊,包括《满蒙产业》、《满洲写真帖》、《满蒙与满铁》等。为加强宣传力度,拓宽宣传领域,期刊特以日、英、法三种文字印刷,以蒙蔽世界人民的眼线,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外,为配合期刊发行,满铁地方部以关东军所谓的顺天安民为指导思想,拍摄了各种照片,妄图使中国人民从照片中彻底“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合理化”,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综上所述,仅在“九一八”事变中,满铁就充当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直接参与了事变的准备、军用物资的运送,开展情报活动,同时还协助关东军在思想意识上对中日两国人民进行文化渗透。其“国策会社”的性质昭然若揭。可以说,满铁虽是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其组织机构之庞大,业务范围之广泛,都是“东印度公司”所无法匹敌的,它既有行政职能,又有外交权利,同时还肩负起国家使命,随时执行日本政府指派下来的一切命令,这就使得其在建立之初的“经济殖民”色彩,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日本法学博士、第三代满铁理事冈村参太郎在其所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之性质》一书中论断:满铁是“由国家发起提议而创建的官办公司,由它出面代理国家经营满洲的责任,国家则把创办会社看成是执行国家政务的一部分,会社被看成是国家的一个机关。”而且从“为在外国领土内经营而建立等方面看,满铁具有不可类比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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