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全景扫描
来源：辽宁省档案馆 作者：于淑娟   2022-11-09 08:50:03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脊梁上一道耻辱的伤疤，也是邪恶的法西斯刺向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心中的一把剑。历史是一面镜子，91年后，再看那个震惊中外的夜晚，折射出来的是日本法西斯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军政机关的麻痹懈怠、无辜善良的百姓遭受的残害以及他们的不屈抗争。

　　透过历史的镜头，回看91年前的那个9月，沈阳城在飒爽的秋风中，茫然地等待着冬的降临。隔三差五打着演习旗号的日军队伍穿梭在满街的尘土中，百姓们已是司空见惯了。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面孔，以及刺刀闪烁的寒光，仍让人感到胆战心惊。高高的天空下，繁华的沈阳城中，似乎有一股凶恶的暗流在涌动。

　　关东军精心策划 蓄谋已久

　　1931年9月15日，奉天特务机关突然接到日本军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发来的电报：“计划泄露，建川将到现场去，赶快干。建川到达之后，也要在听其使命之前实行”。接着，又收到桥本的两份密码电报：“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这连续三封电报催促的行动，就是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

　　占领东北是日本的既定目标，日本早已在各个方面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军首领张作霖，就是企图利用混乱的局势占领东北。事件失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开始计划另一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

　　1931年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就拟好了柳条沟事件的大致计划：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柳条湖边铁路;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

　　板垣等到人的武装占领满洲计划，得到了军部狂热军官的支持，即开始加紧行动的准备。在国内筹集5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用于收买日本浪人和中国的亲日分子，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大势在日本国内外制造舆论，煽动战争情绪，叫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鼓吹“满蒙占有论”，在日本国内掀起战争狂热。

　　1931年4月中旬，为了加强驻东北的日军作战力量，日本军部调驻在仙台的第二师团到东北换防，乘机将大批作战物资从日本运到东北。随后，日本独立守备队也作了部分调整，将兵力向沈阳一带集中。

　　为了筹备攻占沈阳城的重型武器，1931年7月，经日本军部批准，将两门24厘米榴弹炮拆卸装箱后由东京秘密运往大连，再从大连运往沈阳，直接卸到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兵营内，为掩人耳目，以打井为名将周围圈起来进行安装。大炮9月10日就已安装完毕，事先计算出距北大营的水平射程，把瞄准器对好，放在那里，这样即使闭上眼睛发射也能命中。

　　1931年初，日军开始频繁地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一为作实战演练，二为麻痹东北军。据沈阳县长呈报，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仅7月份在北大营附近演习九次，几乎无日不在演习。进入9月日军更是改变了事先通告的做法，频繁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15、16、17日连续三天进行包括进攻沈阳城墙、内城巷战、包围北大营、飞机场以及兵工厂等项目的夜间演习。以至于18日夜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还有人认为是日军演习，天亮也就该结束了。

　　9月以来，日本情报人员屡到东北军政机关和军事要害部门进行侦察。驻沈日军以互访、参观、学习、联欢为名到北大营巡视，对营区及周围地形进行公开的侦察。此后，日军得寸进尺，常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强行进入北大营。9月17日两名日警公然闯入北大营东北军步兵第七旅司令部内，将电话线切断，被守卫兵士强行阻止。

　　本庄繁巡视各地驻军 做战前动员

　　1931年8月本庄繁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上任前在东京曾三次与回国活动的板垣密谈，还先后拜访了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了解了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意图。到任后又听了参谋长三宅的报告以及石原参谋关于作战计划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

　　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自旅顺出发，到各地巡视部队，板坦、石原等人随行。路线是大石桥、海城、鞍山、烟台、本溪、连山关、沈阳、铁岭、公文岭、长春，经沈阳、辽阳，返回旅顺。9月15日，本庄同坂垣等由长春到了沈阳。桥本从东京发出的三封电报也正好到达。15日，本庄在沈阳检阅了由第二十九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以及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夜间演习。16日上午检阅了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的装甲汽车和山炮的作战演习。而且还部署了16日和17日夜间的各项演习。

　　9月16日下午，本庄在板垣和石原等陪同下去辽阳。17日，检阅了第二师团紧急出动演习。9月18日上午9时，本庄对第二师团长发了一份训示，主要内容有：奉天驻地司令官当事件突发之际，要以最大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苟与中国军队交战时，驻奉天部队必须统一指挥，以发挥其全部战斗力;驻长春与辽阳部队关于增援奉天的准备工作尚可，唯与铁路当局联络之事还须研究。

　　9月18日下午2点，本庄同石原等匆忙由辽阳回到旅顺。本庄的这次巡视，实际上是一次战备工作检查和战前动员。战争已箭在弦上。

　　九一八事变提前10天发动

　　板垣等人最初预定9月28日发动事变，适时高粱已经收割，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以爆破声为暗号，用事先安装在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部内的24厘米的榴弹炮轰击北大营。由于关东军发动事变的计划泄露，军部认为发动事变时机尚未成熟，主张满蒙问题“除武力解决外，别无良策”的陆相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健川美次去东北“劝阻”。建川是柳条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是积极支持板垣和石原尽早发动这次事变的，所以他在临行前暗示桥本通知板垣，“要尽快行动，赶在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之前行动”。接到电报后，花谷正同坂垣、石原、今田等进行了紧急磋商，最终确定于18日夜发动事变。

　　建川于15日夜从东京出发，一路上慢悠悠地乘坐火车、联络船，前往满洲。18日午后和到本溪湖车站前去迎接的板垣大佐一道从奉天站下车，被花谷正送进奉天柳町的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高级饭店。安顿好建川后，板垣迅速赶回了特务机关指挥行动。

　　精心计算炸药当量　杀死中国人推卸罪责

　　9月18日夜，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800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爆破即要使铁路有所损坏，又不能使在满铁线路上行驶的列车颠覆。因此事先让工兵对炸药当量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是暂时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事实上，爆炸发生后不久，从长春开来的第14次列车摇摇晃晃地从被炸地点开了过去。

　　引爆炸药后，将事先抓来的两名中国人枪杀在现场，当作破坏铁路的证据。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报告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4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开始进攻北大营。

　　在花谷正等人制造柳条湖阴谋事件的5分钟之后，板垣就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四项命令，3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下达了攻占南满各军事要地的八道命令，军司令部也在19日早进驻奉天，分散配备在满铁沿线的第二师团主力，除了防守吉林方面的驻长春部队外，都迅速向奉天集中。

　　石印布告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早有准备的证据

　　9月19日早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城。即刻在大街小巷张贴安民告示，即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内称：“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点三十分，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贸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

　　此布告为石板印刷。长110厘米，宽75厘米，其左上角“关东军司令官之印”套有红色。众所周知，柳条湖事件如布告所说，发生于18日晚10时30分左右，而布告张贴是在第二天早晨，若不事先准备好，只靠临时短短几个小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整个印刷过程。况且，本庄司令官于19日中午才到沈阳，在东洋拓殖会社楼上设立司令部，他莅沈后出示的安民告示，却先行贴在了沈阳的大街小巷。

　　沈阳防务空虚　事变时高级将领均不在岗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除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之外，1931年秋又调出部分部队入关与石友三作战。在沈阳的只有王以哲的步兵第七旅3个团近6800人驻扎北大营。

　　在日本侵略者紧锣密鼓策划武装占领东北的时候，东北军并没有提高警惕，做好应变准备。张学良错误地以为日本不会那么快发动对东北的全面进攻，并且他认为抗战必须听命于中央，对日本人的挑衅不能抵抗。北大营的军人受到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影响，情绪低落，斗志消沉，丧失了对日军的警惕性。对日军以各种名义进出北大营毫无警觉，对日军数次贴近北大营的演习也熟视无睹。9月17日，两名日本警官闯入营房将电线切断，9月18日上午，日军日军第二师团第29联队长平田大佐来访，求见王旅长，王旅长因出席水灾后未回，旅参谋长赵镇藩接待，平田说：“这些天我们之间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咱们相处得很好，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等等这些明显的试探，都没有引起东北军的警惕。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不在岗。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位驻在北平行营，并养病于协和医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父丧在锦州。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北平。

　　事变前一天荣臻参谋长为其父庆寿，大摆宴席，极尽喧嚣;张作相在锦州为父治丧，也是场面浩大，停灵49天，前来吊丧的在朝在野的大小官员数百人。一直到10月2日，张作相才将其父亲安葬，然后去北平，这期间日军侵占了东北大片领土。

　　9月18日是军人发饷的日子，当晚，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及个别营长均不在军中，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在旅部值宿，致使事变发生时部队失去指挥。

　　晚上10时20分，当北大营的官兵在睡梦中听到爆炸声时，都以为是日军的演习，几分钟后，当炮弹落在头顶上时，才知大祸已至。赵镇藩打电话向王以哲请命，王没有迅速回营指挥，却直接找荣臻商量对策。荣臻紧急向北平张学良请命，得到的指示是：“不准抵抗，不准动。”他们仍然幻想通过交涉解决问题，要求“将枪收入库房，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

　　日军从西北角进入621团兵舍，见人就刺，可怜训练有素的东北军士兵，束手就戮。没有受到抵抗的日军占领西营房后，进而向620团驻地冲杀。团长王铁汉已闻讯从家中回到团部，命令部下利用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19日1时40分，接到荣臻电话，命令撤出营房。此时，日军步兵400余人开始进攻，王团长下令还击。赵镇藩利用敌人迟滞前进的时机，开始组织部队按着演习路线向东山咀子撤退，619团在后掩护，至19日上午5时30分第7旅官兵全部撤出营垣，北大营沦陷。

　　从北大营撤出的官兵，与东大营的学生兵会合后，一起撤往山城镇，投奔了于芷山部。

　　关东军倾巢出动侵占沈阳城

　　当关东军独立完备二大队袭击北大营时，驻沈日军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接到板垣命令，立即从驻地出发，攻打沈阳西城墙。此时沈阳城内的军警，也因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先后撤出。19日5时30分，日军二十九联队进入城内，占领无线电台，沈阳对外消息完全中断。6时左右大批步兵及装甲车由小西门相继入城，沈阳城全部被其占领。驻在辽阳的日军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迅速乘列车开往沈阳，其他地区的日军也开始向沈阳集结。第十六联队首先到达占领了东塔机场、沈阳兵工厂，11时40分至12时30分，从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长多门亲自指挥三个大队先后占领了东大营和兵工厂、迫击炮厂、航空处等地。至此，日军占领了全部沈阳城以及郊区重要军事机关和设施。

　　汉奸蠢蠢欲动　政要纷纷逃京

　　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乔装出逃，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遭日军软禁，其他军政要人，或藏或逃。一些素来就与日本人相勾结的汉奸，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出来扮演跳梁小丑。

　　9月20日，关东军贴出布告，把沈阳市改为奉天市，任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市”长，实行军政。同时，关东军又拉出了在东北政界资格较老的大汉奸于冲汉、袁金铠、阚朝玺等出头露面，在关东军操纵下，组织“辽宁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等伪组织，这些伪组织充当土肥原的帮凶，协助“奉天市公署”维护关东军对沈阳以及沈阳周围地区残酷的殖民统治。为迎合日本侵略者的需要，汉奸们曾向本庄繁提出“请愿书”，要求关东军“不要撤兵”，要“维持秩序，努力保卫民众”。在关东军的授意下，于9月28日，他们共同发表“独立宣言”，宣告辽宁省脱离张学良政权，为日本建立傀儡政权迈出了第一步。

　　日本人公然对中国城市实行军政，立即遭到世界舆论的严厉斥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0月20日，关东军被迫撤消了土肥原的职务，抬出了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奉天市长。12月16日，被日本人软禁的臧式毅，在关东军的软硬兼施下，叛国投敌，出任伪奉天省长，成为日本侵略者操纵下的一具傀儡。

　　还有大汉奸凌印清、张作霖的亲侄子张学成等人也为一已私利，助纣为虐，卖国求荣，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不甘受辱 民众奋起抗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命令沈阳南市、三经路等公安分局的警察，奋起抵抗。9月23日，黄显声命令各分局警察，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往锦州集结待命。同日，张学良电令在锦州成立抗日政权。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黄显声任委员并派公安骑兵总队长熊飞任常委兼军事部副部长，共同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担起抗日重担。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9月23日,为了组织抗日武装,又作出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与领导下，东北人民在城乡各地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