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01、面对九一八事变反应迅速
1931年9月19日晨,一阵急切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电者是张学良的秘书亨利·端纳,他催请对方立即来少帅处商讨事宜,因为就在昨晚,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军驻地,并且占领了沈阳城,而此时与端纳通话之人正是在巴黎和会上力争国权、作出精彩发言的外交家顾维钧。来到张学良处后,顾维钧见到他与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正在商讨对策,不过,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谁也提不出好的对策。此时,顾维钧立即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即刻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即派出精通日语者,会见关东厅长官冢本清治及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以明确日方企图。”而张学良只采纳了第一条建议。
02、代理外交部长于多事之秋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主导建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权力。然而,顾维钧认为此举违反民国宪法,断然辞去公职,后经张作霖多方邀请仍然拒绝进入新政府,不过此事似乎并未影响顾维钧与张氏父子之间的情谊。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奉军退回关外,由于顾维钧此前曾以代总理、总理之职署任北洋时期的民国大总统,故被国民政府视为敌方要员而加以通缉,无奈之下,顾维钧只得逃亡国外。
其实,蒋介石对于顾维钧的外交才能还是十分欣赏的,加之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方面,要求撤销对顾维钧的通缉令,最终,蒋介石亲自表态认可并多次邀请其赴南京任职,不过,此时国府内部派系林立,由于不想被卷入派系斗争,顾维钧并未回应。
通过上述张、蒋被拒之事可以看出,顾维钧在政治上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然而,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再度发出邀请,面对国家利益,顾维钧打破沉默,再度出山,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重返外交界。为使国民政府获得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强有力地揭露日军侵略行径,1931年11月23日,顾维钧开始代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
03、因“锦州中立化”遭受误解
此时此刻,日军已侵占东北大部分地区,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顾维钧亦颇感无奈。此刻守住锦州已成为重中之重。在这期间,顾维钧曾致电张学良表示:“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足见顾维钧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相当清晰、透彻。此时,国民政府拒绝与日本方面进行和谈,而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干涉,但顾维钧凭借多年的对日外交经验认为,此举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局势,反而会使日方以中国拒绝谈判为由制造事端,致使东北局势再度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顾维钧提出了“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将“华军撤入关内,但须列强三四国保证日军不再进攻,并在锦州之南北划一中立区域。”然而,全国范围内反日情绪高涨,方案公布后,反对声浪此起彼伏,顾维钧承受着巨大压力。
事实上,早在方案公布之前,顾维钧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即表示:“英、法、美三国深恐日军有袭攻锦州之意,均已派遣专员前往视察”“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但顾维钧外交家式的思维和考量始终无法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加之南北学生赶赴外交部抗议,顾维钧不得已于12月22日辞去外长职务。这时,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亦对顾维钧进行安慰。
04、任“李顿调查团”中方顾问
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伯爵为首,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正式成立。
为了协助调查团的工作,中日双方均以调查团顾问的身份派出本国代表,条件是精通外交的非政府成员,顾维钧长期活跃在外交界,且经验丰富,完全符合调查团的要求。日本方面对于顾维钧的到来十分忌惮,他们一方面在当地制造暴力事件,烘托恐怖气氛;另一方面利用他国使节托话给顾维钧及其夫人黄蕙兰,大谈东北局势混乱,希望能劝阻顾维钧放弃东北之行。同时,日本军方也放话,顾维钧如果进入东北,日方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然而,面对日方的威胁,顾维钧毅然决定前往……
面对“李顿调查团”的来访,日本方面精心准备,极力粉饰、布置敏感区域;指使汉奸组建队伍欢迎调查团;宣扬伪满建国是民心所向等,而顾维钧等中方人员则被全面监视。
调查期间,顾维钧先后向“李顿调查团”递交了《中日纠纷问题总说帖》《日占领东三省之说帖》《二十一条及1915年中日条约之说帖》《日本破坏中国统一谋划之说帖》《日本人在东北、沪、津以及各地挑衅寻仇情形之说帖》《日本所谓中国教科书内排外教育之说帖》《中国努力开发东三省之说帖》《日本违犯条约及其侵夺中国主权27类之说帖》等20余份报告,以详尽的事实向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调查团认定九一八事变计划精密,日军不属于合法自卫;“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并非自然独立产生;东三省领土主权归中国所有。
05、国联日内瓦会议作精彩演讲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大会,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顾维钧首先介绍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之后反问道:“假设日方采取的是自卫,那么自卫用得着攻占奉天、长春、齐齐哈尔等众多中国城市吗?如果中方开着军舰登陆本州岛,占领了东京,那还能叫自卫吗?”
接下来,顾维钧将各国与会代表带回到那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巴黎和会现场,说道:“十三年前,在巴黎,那时候我亲眼看着日本强取了中国的山东……我打了个比方。我说,一个人,丢失了他的钱包,被另一个人捡到了。然后捡到钱包的人拿走了里面所有的钱,将空空的钱包还给主人……今天,十三年过去了,那个捡钱包的人,现在竟然连空空的钱包也要抢走。”
最后,顾维钧直指此次演讲的目的,并提出警告:“如果今天,‘国联’连《李顿报告书》都不能通过,我们再让了东北,那么,我恐怕十三年后,将不会再有各国代表出现在这个会场上了,因为那时候,国际联盟将不会存在!三十年后,我恐怕,将不会再有和平可言,世界将永无宁日!”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爆发出整齐而热烈的掌声。
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42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对此,日方极为不满,并于日后退出了国际联盟。
此后,顾维钧继续活跃在外交战线上,与日抗争,争取外国对华援助。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阔别祖国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迎来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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