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少壮派军官石原和日本的野心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11期 蔡崇达   2024-10-16 08:50:40

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突发的必然事件

　　按照《板垣征四郎》一书的说法，1931年9月19日这个中秋节“寒冷而萧索”，赵镇藩还带领他的部队躲在“青纱帐的掩护中”，其余部队拖着伤员从不同方向撤离。“9月18日的悲凉属于北大营，9月19日的争议已经开始了。”

　　旅顺关东军本部二楼突然闪起了浑浊的烛光。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的回忆录这么描绘当天的情形:军司令部背后是漆黑的203高地一带的山峦。那栋两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只有正门口亮着电灯。室内当然都安装着电灯，由于一直处于没有夜间办公的平时状态，二楼的司令官办公室和作战课办公室都没有安装灯泡，因此只好点上了蜡烛。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达进攻沈阳城的总攻命令。图为攻城的日军

　　不仅可以从没有安装灯泡看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事实上，片仓衷大尉还没穿好衣服。当晚军令部值星官小西大尉向他的官舍去电话时，片仓衷刚参加完在街上小店举行的在华同学会，而“这个电话让他酒都彻底醒了”。电话中谎称:“军机电报第一号，这天晚上10点钟，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北大营西侧，破坏满铁铁路，袭击守备队，双方正冲突中。”“那时板垣看大局已定，才叫花谷正给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而从这个电报开始，关于这场事变的扩大由此开始。”研究“九一八”长达20多年的中国社科院齐福霖研究员说。

　　当时片仓衷惊慌失措地给石原、竹下、新井、中野参谋们挂了电话，通知他们马上到三宅参谋长的官邸集合。自己只在身穿的和服上扎上裤裙，就急忙奔向在军司令部附近的三宅参谋长的官邸。因为大家都是匆忙而来，所以都和片仓一样随身穿着和服，就石原莞尔一个人整装而来，“甚至连勋章都戴得整齐”，“所有人盯着石原看，觉得特别突兀，片仓自己一个人叨念:“原来他事先就知道了。”这时候，石原的脸上带着一种“相当高傲”的神情。

石原莞尔

　　“石原大脑”主导下的“九一八”事变

　　“有这么一句话，整个关东军司令部就是石原的大脑。”齐福霖研究员说，“石原在日本当时成名已久，从小为成绩优异被选入幼年军校，在当时的日本，能进军校的都是成绩最突出的人，从幼年军校到最后的陆军大学，石原的成绩一直名列榜首。而且在陆大毕业的时候，学校对他的评语是‘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办以来最优秀的’，要知道，这可是相当于中国黄埔军校级别的精英汇集的地方。事实上，攻打东三省的计划全都是石原制定的，所以后来有石原的脑力，板垣的武力的说法。”

本庄繁

　　司令官本庄繁还没有到，他“今天一早就去辽阳阅兵，下午两点开始启程回来，十点多时候又到画伯家去看为他做的肖像画，准备挂在自己新的官邸——本庄繁才刚到任，甚至连办公室都还没有布置好。这时候刚好洗澡洗到一半。“从这个判断，本庄繁事先应该也不知情。”据日本板垣征三郎刊会的说法，那时候三宅和片仓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石原的计划。“事实上，这些具体的战术细节早在此前石原、板垣就计划好了。”根据花谷的回忆录，“这件事情的动议，起源于1929的烟英太郎中将代替冈村为关东军司令官之时候。”他们在这里推心置腹，不明白的地方向有关专家请教，甚至关于满洲国以后的建制问题，他早在1930年9月就提出方案了。在讨论中，石原甚至作了后来满洲国的设计:“以双重国籍的日本人为骨干，日本人从事大企业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农业，中国人从事小商贩和体力劳动。”“他们甚至还计划不允许像日本内地那样，大资本家横行肆虐。事实上，石原是日莲宗的教徒，在他的《世界战争观》第四章中，甚至就用了‘佛陀的预言及其实现’为标题，当狂热和信仰结合，这种力量就可怕了。”长期研究石原的苏振中说。

板垣征四郎

　　阻挡不了的关东军野心

　　林久治郎的回忆录对那一天受到的不礼貌待遇极度不满。旅顺关东军司令总部这边在等着本庄繁的时候，林久治郎刚从友人家要赶往奉天参谋总部去见坂垣。然而“守兵竟然拦住我不让我进去，即使我重申了很多次我是大日本帝国驻奉天总领事”。最后林久治郎只好打电话给板垣。当时林久治郎厉声问，你们经过允许了吗，并劝说他立即停止开火，通过和平手段予以解决，但板垣的回答是“军方自有主张”。而北大营边，林久治郎的助手森岛堵在路前，要求关东军停火，以免扩大事态，赶到现场的花谷正拔出长刀，大吼道“谁干涉就杀了谁”。中国社科院齐福霖研究员说，“可见板垣胸有成竹，他相信军部是不会阻挡的，这更加看出当时的事变其实是团体策划的”。

1931年9月19日，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市，向中国军民开枪射击

　　事实上，此时的关东军总部，本庄繁听完三宅的回报，有一时的犹豫，这时石原突然调高声调说:“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例规定，关东军司令官为了警备南满铁路，在紧急必要的场合有权出动兵力，请司令官下令。”恰在此时奉天特务机关又发来第二封电报，谎称:“军机电报第二号，北大营之敌炸毁了满铁铁路，其兵力为三四个连，我联队正在苦战中，野田中尉负伤严重。”本庄微微一点头，好吧，由本职全权负责，他随即发布命令:全面进攻。而此时时针指向零点28分。9月19日开始在轰轰的炮声中。

　　争议：侵略的时机

　　此前，林久治郎已经向币原外相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据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的战争原因研究部收集的结果，电报内容大意如下:“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又采取不抵抗政策，我试图阻止板垣的进攻，但被拒绝。而满铁总裁也已经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军方的独断和不法行动，已经使我失去阻挡之力，为避免事态扩大，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而花谷正也在板垣的授意下，急电军部，谎称中国方面突然进攻日本驻扎，希望军部急忙调令朝鲜驻军支持。

　　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几乎同时抵达东京。

　　凌晨3点，正当本庄繁和部属们搭上开往奉天的火车，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刚被值班军官叫醒，南次郎迅速下令通知各部门首脑7点赶到参谋本部。“但其他人员，也是直到看到报纸才知道而慌忙赶去上班的。”刘厅华教授说。

1931年9月19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在城内设置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陆军省的杉山元次郎、小矶国昭军务局长、参谋本部的二宫重治次长、梅津总务部长、今村代部长、桥本虎之助情报部长和永田铁山军事课长。会上，小矶国昭军务局长一开始就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其余人马上附和。会议马上确认要以‘九一八’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并考虑派驻朝鲜日军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出发的腹案。南次郎特意嘱咐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向内阁提出关于增兵满洲的建议。”刘庭华教授说。他们不知，币原这边也已经召开会议，准备提交另一个方案。

　　“两者的直接碰撞在午前10点的内阁会议。”刘庭华教授说。根据记者见到的天皇贴身近卫奈良侍从长官的日记，那一天他看到报纸就急忙赶到天皇寝室，9点45分南次郎前来拜谒，“上奏日华两军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我军攻占北大营。此时，大臣似乎都知道关东军司令部侵占奉天及长春，我军攻击中国兵营等，但均未上奏。”天皇知道后说，“今后的情况应该由参谋总长上奏”。“又谈及应在上午10点召开临时内阁会议”。

　　当时奈良提醒说，“关东军按其条例中规定的任务范围内之活动，军部可独自决定，超出范围的应等待内阁会议的决定。另外，需大量出兵时，应召开御前会议。”此时南次郎赶忙“把这些话写到了纸上”，认为已经得到了天皇的支持。“看得出，南次郎知道如果仅靠军部不一定能压倒内阁的决议，可见，此时的日本，内阁还占有强势的地位。”

　　午前10点，日本总理大臣若规次郎匆匆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在步入会场的时候，若规特意拉住南次郎，毫不客气地问:“听说关东军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国军的暴戾而采取的，果真是我军的自卫行动吗?可信吗?”“一脸的怀疑。”

　　会议一开始，南次郎还来不及发言，币原外相就站起来朗读了外务省所收集的情报。“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一、抚顺中队长川上精一早有关于关东军‘九一八’发难之秘密公告;二、中国军队并未抵抗;三、花谷正出刀威吓领事，不愿停战;四、林总领事要求关东军停火无效;五、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抚顺煤矿伍茁崇雄、关东厅长总本清治、警保局长中谷政一报告，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出于自卫。”刘庭华说。

南次郎

　　“一时会场上出现了对军部不利的气氛，南次郎便没有勇气提议必须由驻朝鲜军增援的问题。这样，日本内阁联席会议的气氛突然逆转，内阁暂时决定‘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

　　齐福霖到过日本的皇宫，他曾站在宫前想象，内阁会议散会后，若规前去奏报天皇时候的步伐该是多么的匆忙，那边南次郎也气急败坏地将内阁会议电告本庄繁，并在电报中另加上了两点:“第一，勿得占领满洲;第二勿得设立军政府类似机构。”

　　日本全面军国化的起点

　　这时候，本庄繁还在火车上，“他应该是在下车前就收到命令了”。根据《本庄日记》的记载，那天中午11点他到了奉天，到的时候“全城的日侨出来迎接他”，当天午后，即入住板垣事先安派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当时本庄一步步走上楼梯，走到大厅前时，转头对板垣吩咐，继续推进吧。

　　关于日军为什么在南次郎下达命令后仍然毫不顾及地推进，桥本欣五郎在自己的日记解释，那一天他“立即用个人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参谋本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决议的表面文章，其真意并非叫你们停止军事行动。”他在日记里得意洋洋地说，“就是这样，我的电报加快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1931年9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市内张贴事先印刷好的《关东军司令官布告》

　　刘庭华还有另外的研究:“19日下午，日本参谋本部召开各部长级会议，金谷参谋总长在会上表示，必须马上处理这一事件。对此，代理建川职务的今村进行了反驳，说箭已脱弦，若中途停止，恢复原状，恐怕对军队士气影响甚大，为国军计，事关重大，当此之际要排除万难，保持国家和国军的威信，为达到伟大的目的而努力。这样，金谷参谋总长最后还是完全赞同今村等人的主张，于是，在当日下午6点给关东军司令官拍发了第15号电报:“1.信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措施是适时之策，提高了帝国军队之威望。2.鉴于事件发生后中国之态度等，且有内阁关于事件处理不得超越必要之限度的决定，故今后你军之行动，须照此精神妥善处理。”

　　照的是什么“精神”，电报中语焉不详，电文中甚至完全无视金谷此前所谓的军队立即恢复原状的意见。“其实这倒不必说这也是金谷本人的原意。据参谋本部作战课《机密作战日记》记载，要求金谷签发电文文稿时，金谷愉快地签完字，还笑着说，让你们看透了我内心的决定吧!”

　　不过狂热的少壮派显然不是很满意在这次事变中内阁和军部的作为，“这件事情埋下了后来十月事变的伏笔。”齐福霖研究员说，桥本在日记中说:“我从这次‘不扩大事变’的内阁决议一直到与板垣相约，深深失望于这些作为，于是下定决心，不实行国内政变就无法实现大日本国的伟大梦想。”根据花谷正回忆录的解释，正是在这一判断下，重藤、桥本等少壮军官策划在一个月后的10月18日，“在东京举行政变，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发动‘锦旗革命’”。“虽然上述计划被同伙中的根本博泄露，但是军部也由此察觉到少壮派军官的狂热，在软弱妥协下，日本从此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齐福霖研究员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也是日本彻底军国化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