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系列之：张学良浪费最佳外交态势
来源：凤凰历史   2016-04-09 11:30:21

张学良的无能使得奉张集团独特的政治位置没能发挥作用
 

　　张学良所在的位置本可承担外交缓冲作用

　　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个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济南事件后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运动推动下，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掀起了收复国权运动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态言犹在耳“（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两者之间是绝对的对立：日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满蒙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废约”、“收复国权”则不能容忍日本的“满蒙利益”。

　　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同时也提供了极大的外交纵横捭阖的空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集团，正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财政、外交、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正可在日、蒋间予以外交弥缝填补，以保证东北领土主权的安全：一方面摆出与日本可以合作的态度，使日不会因“满蒙利益”断然无望而铤而走险，破坏华盛顿合约对东北进行直接军事占领——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样；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外交态势的改善，经由谈判渐次回收被张作霖大卖特卖的权益。同时也给予币原在“满蒙利益”上实际交涉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其可以压制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圆滑、灵活的外交手腕。

　　而张学良恰好不具备。

　　张学良的无能导致无法胜任

　　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这段话实际上承认了其父张作霖的卖国贼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的是，他真正是因为“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才能。

　　对于接任其父的职务，张学良一直以自己资历不够推让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时说：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

　　这话非推脱之语，而是实情。

　　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变局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而其需要面对的对手，无论是已经在东北获得巨大利益的日本，还是北伐气势正盛的国民政府，都比张作霖一直要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和难缠。张作霖的死已经证明，他那种小聪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经无法应对，更何况连小聪明都没有张学良？

　　而张学良麾下，又继承的是濒临绝境、仅靠一点封建意识和死者余威勉强维持的政治集团。

　　张学良由此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

　　没能耐、应付不了——这是张学良的真心话。

　　于是，张学良的选择，让最好的外交态势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因为自觉应付不来，张学良面对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给国民政府处理。本来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的万宝山事件时,南京政府外交部称,万宝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但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对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又如面对日本对《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交涉，张学良声称铁路交涉问题须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 1927 年 11 月 23 日二次北伐前发表的四项声明里第三条 “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 第四条 “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约束力”。此后，但设此类交涉张学良就以“需要国民政府的同意”之语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张学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责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蒋间起到的外交缓冲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张学良的不愿和不能作为，让态势回到了日蒋直接对立的状态：日本视为必须守住的既得“满蒙利益”蒋政权视为必须不能存在，双方连谈判的空间也不存在。连一直以来对华使用不干涉内政协调外交的币原，也对此束手无策。

　　币原决定先解决现实问题，同中国缔结关税协定，对棘手的“满蒙悬案”日后待机提出再议。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与中国外长王正廷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南京接受在3年内不增加主要日货关税，并允偿还“西原借款”等旧债。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重光葵在其著作评论道：这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

　　但事实上，“良好关系”只是假象，双方在最核心的“满蒙利益”上没有谈判空间，原因在于，本来可以存在的缓冲空间，被张学良的“应付不来”和“不能”直接压缩为零，币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决。

　　也因此，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 “软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日本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 （滨口）内阁 “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 “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 “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 “外交经济化”。但币原的辩驳毫无疑问是无力的，日蒋双方在“满蒙利益”问题上势同水火已经人尽皆知，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强硬”的民间呼声。

　　关东军倒是在1929年就已经明白地认识到张学良不愿也无能作为的最终结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九一八事变不发生，东北不沦陷的可能，就这样被张学良挥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