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系列之：张学良抗命不抵抗丢掉东北
来源：凤凰历史   2016-04-09 11:36:18

九一八事件中东北军不抵抗的行为，张学良的责任推不到蒋介石头上去

　　张学良的态度急转

　　如果说，张学良能够始终保持他“不自量力”的状态，始终对日本保持那种“我敢打”的状态，那么，虽然他依旧是个缺乏能力，没有自知之明的莽夫，但仍不失为抵抗到底的一条汉子。

　　但事实上，他不是。中东路的惨败使他吓破胆，他终于明白他的东北军有多弱，而列强的军队有多强。

　　他的论调从此180度大转弯。原来那个信誓旦旦，自信满满地“我敢打”、“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的愤青张学良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信奉“开战必败”。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的实力不足以对日作战,贸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关内支持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东三省驻兵减弱”,防务空虚,张学良对与日作战更全无信心。7月6日,张学良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文中还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电,言“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既确信打不过，张学良又无权（外交权力已经上交国民政府）无能弥合与缓冲日蒋间源于“满蒙利益”的对立，能够做的，就只能严命部下“避免冲突”，以防“衅自我开”，从而给日军动武的口实。而事实上，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也都明白，日本离动武也就只有一个口实的距离，他们也因此同样确信，当时不是对日开战的好时机。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无论蒋还是张，都三令五申部下的中国军队“力避冲突”，不给日本以动武的口实。此为他们当时唯一可以应对的措施。

　　但口实你可以不给，不代表对方不能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关东军栽赃嫁祸制造口实发动的。而第一时间未能知悉对手制造了口实的中国方面，依旧保持“力避冲突”，不给口实的原则，自然就成了遗下骂名的“不抵抗”。

　　现在证明九一八前后蒋、张布置了“不抵抗政策”的两条最有力证据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

　　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

　　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但这两条实际上都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之前，蒋定下的原则是“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以开战口实。

　　问题在于，就是这两条所谓“不抵抗”证据，本身也都是有问题的。

　　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原始档案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专家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的回忆，专家也考证其不可能发生：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不可能有时间见面。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实在堪忧，犹需考订核实。

　　张学良要为九一八事件不抵抗负主要责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日夜至19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央政府报告。蒋介石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担负指挥任务的正是张学良，与蒋介石无涉。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

　　这是无法用事变前蒋介石“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以开战口实这个原则能搪塞得了的。因为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已经自己制造了口实，发动的是正式的入侵，而非寻找口实的摩擦挑衅。张学良一则不能判明形式，二则出于“开战必败”的认识，面对入侵而非挑衅直接部署了不抵抗，应负主要责任，这是怪不到蒋介石头上去的。

　　9月19日蒋介石到达南昌，得知事变发生后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此电看,蒋介石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所谓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蒋命令不抵抗云云,均非可信。蒋介石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

　　蒋介石此时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这是日军借以发动武装进攻的口实，蒋介石的判断一下抓住了事变的关键核心。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介石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的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由于东北易帜后奉张集团在军事和财政、经济各方面处于实质独立状态，张学良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北战事的最终选择。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能做到的也只有调兵北上“助防”，以他的实际控制力，无论是明着命令还是私下劝谕张学良进行抵抗，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在接着的锦州事件中被充分证明。

　　换言之，无论蒋命不命令张学良抵抗，只要张学良决定不抵抗，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抵抗，这也是无法推卸责任给蒋介石的。

　　对于不抵抗的责任，张学良晚年在回忆时也亲口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不关蒋介石事。他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还回忆说：“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

　　事实上，在自己能控制的区域，蒋介石的态度是——武装抵抗。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张学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认为以奉张集团的实力，开仗必败，另一方面，却视东北华北为奉系势力范围，列为禁脔，不愿蒋介石势力进入。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心态：论守土有责，则强调必须全国支持，说获得利益，则力举奉系势力。最终变成为保存奉系实力抛弃守土责任，将之推给蒋介石。

　　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曾建议：“我们虽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予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张学良表面答应,实却借口推脱。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

　　尽管蒋介石、顾维钧、宋子文等人以公情私谊,连连致电张,劝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告诫“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苦难,期能抵抗”。张却我行我素,主张“不为瓦碎”,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比全国为玉,东北为瓦。于是东北军锦州前线军官联名通电,指责“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1932年1月3日,张不战而放弃锦州。蒋介石命令的在锦州的抵抗,由张学良演成不抵抗，丢掉了整个东北。

　　因此，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无论从旁人分析，还是张学良自己认识，都毫无疑问在张学良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