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日记自承：9·18错误应付致成“不抵抗”
来源：名人传记 作者：石湾    2016-04-09 11:39:42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严加“管束”下，度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幽禁生活。其间，曾三次获准前去探望他的，唯有莫德惠一人

　　莫德惠，字柳忱，1883年4月16日生于新疆其父的军营中，后举家迁入原籍吉林双城，1906年考入天津北洋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历任吉林省滨江县巡警局局长、双山县知事、吉林官产处处长等职，政绩斐然。1918年夏，张作霖继兼并黑龙江省之后，企图控制吉林，结果发生冲突，形成吉奉军潮。莫德惠联合各团体出面调解，使一场战祸灭于无形，他也从此声名鹊起。1921年春，莫德惠由榆树县知事调任滨江县知事，适逢张学良带兵到此剿匪，遂得与其相识。1923年促成粤皖奉联合反对曹锟贿选，得到张作霖倚重，出任奉天财政厅长、代理省长、北洋政府农工商总长。1928年6月，随张作霖专车返奉遇险负轻伤。张学良主政东北后，莫德惠出任东北保安、政务、外交等各委员会委员。东北易帜前夕，莫德惠又衔命赴日，说服田中不干涉易帜成功，成为张学良的密切合作者之一，并挑起中东路督办、中苏谈判全权代表的重任。张学良被扣后，蒋介石借重莫德惠长法律、善外交、口碑好之才识与政声，准许其去探视张学良，其实是为笼络东北籍上层人士之感情。

　　初探雪窦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不顾旁人劝阻，毅然决然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未料蒋介石背信弃义，在经过对张学良请罪、军法会审、判刑十年、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等一系列“表演”之后，于1937年1月13日，将其押送至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张学良壮志未酬，身陷囹圄，加之东北军解体，形不成集团力量，一时茫然无着，正像他给旧属于学忠的信中所说：“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莫德惠在《自订年谱》中曾记下了有关赴雪窦山探访张学良的经过：“蒋公至奉化溪口，汉卿奉命随往。余于二十六年初，偕同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诸兄赴溪口，谒慰蒋公，及探访汉卿。”

　　张学良日记亦有记载：

　　1月7日

　　早莫柳忱、刘敬舆（即刘哲）、王庭午（即王树常）戢翼翘来。庭午先去，谈请余勿负气，设法了此事，余答委员长有话，余可照办，他人余不知也。并言多激昂，敬舆落泪，余出示余写之小册子，三人戚戚而去。下午，余甚悔，不同详谈，负他们远来苦心，可感之好意，请他们来谈，但守者不许，可叹……余心浮气躁，盛气凌人。今早对刘、莫来谈，而不平心，使他们戚戚！愧死，当切改之！

　　由此不难看出，张学良当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最令他这几位东北旧部吃惊的是，他出示的小册子，竟然是一份遗嘱！

　　1月9日，蒋介石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带他的亲笔信飞往西安，准备与西安方面进行和谈试探。赵一荻在得悉张学良被押解浙江奉化溪口时，心中很是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她思虑万千，不知如何是好。当她收到王化一、吴瀚涛由溪口转来的张学良给她的亲笔遗嘱后，就更加不放心了。焦躁、忧虑、思念到了顶点。她恨不能立即赶到少帅身边，与其生死相伴。经与东北军将领和杨虎城等人商议，并征询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意见后，她决定随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王化一、吴瀚涛一块飞往南京，再转赴溪口，前去照顾张学良。1月10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赵一荻面交张学良。11日，赵一荻随王化一、吴瀚涛飞抵南京，征得蒋介石同意后，随即转赴奉化溪口，终于在雪窦山上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张少帅，并将周恩来的亲笔信转交给他。张见信后，对周恩来和红军一本初衷、患难与共的精神十分感动，却一直没有一个适当的回信机会，亲表自己对周恩来的感念之情，这令他深感遗憾。抗战八年间，张学良虽因被蒋介石囚禁而失去了“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国家之仇”的机会，但幸有赵一荻相依为命，共度“想惨忍痛”的幽禁岁月。

　　抗战期间，有一首叫《松花江上》的歌曲曾传遍苦难的中华大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对于怀有国仇家恨的张学良来说，“九一八”更是一个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日子！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起，他就把“九一八”当作了每年的“元旦”。经过十几年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尚幽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在日记上写道：“这是（第）十四个‘九一八’了，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土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焕然一新。”因此，到了1946年的元旦那天，他郑重地变换了日记的开头：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月1日

　　今年我又把它改回来了。“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东北还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地里还埋藏着大量炸药，不晓得它们哪一天会爆炸的。不只是东北哟！中国全国还不是一样吗！

　　1月3日，他又写了这样一篇日记：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得）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我──我搁什么答复这个事情哪！

　　就在张学良如此难过地自责之时，爱国的各界人士，尤其是东北同胞，都在惦记着他，牵挂着他，盼望他早日获得自由，东山再起。这是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明白，没有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果敢地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就不可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胜利。抗战八年间，张学良先被囚禁于奉化溪口雪窦山，后经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苏仙岭、沅陵凤凰山、永兴农村，直至贵州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中央医院做阑尾炎切除术，出院后又先后被关在贵州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乡、息烽集中营。1944年2月，日寇大举进攻黔南，贵阳告急，张学良被紧急转移到桐梓天门洞。如今抗战胜利了，一股呼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声浪便迅即响遍朝野。

　　别后九年，再赴天门洞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周恩来利用政协这个讲台，再次就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自由慷慨陈词：“政府答应的事做几件，各党派无党派人士都欢迎拥护。如蒋主席演说词提出有关民权的宣言，得到全国赞成……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到这里，有件事情感到很沉痛，并表示遗憾，本人不愿来说过去历史，但是在道义上不能不说。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张、杨两先生，他们做法虽然鲁莽了一点，做了一件政府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此事结果，却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问题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可蒋介石依然置之不理，只是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才迫不得已允许东北人士推举代表去看望张学良。他指示戴笠：“他们要去看，就让他们去好了。不过，政府里的、军队里的人，尤其是原来东北军的人，不能去。”于是，4月中旬，社会贤达莫德惠作为东北人士推举的代表，终于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由重庆赴桐梓，去探视阔别九年的张学良。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莫德惠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重庆，任国民参政会一至四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宣抚使，慰问落难同胞。因此，他作为东北政坛耆宿，此番专程来探访张学良，实令张学良喜出望外。真可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张学良在日记中追记如下：

　　4月22日

　　本月15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李处长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友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老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们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

　　泪眼相对，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有千言万语要向莫德惠倾诉，无奈戴笠派来的军统特务李肖白和负责管束他的那个“老刘（即警卫队队长刘乙光）常是在座”，致使他俩只能对敏感的政治话题避而不谈。

　　莫德惠在桐梓住了五天，张学良和赵一荻终日都陪着这位难得一见的故人转山游湖，吟诗垂钓，论史谈今。临别前，李肖白与刘乙光有一番密谈，莫德惠瞅准时机，约张学良到湖山钓鱼。这是五天中，两人唯一的一次单独交谈的机会。

　　莫德惠对张说：“我这次来，很多朋友都要我转告副司令，他们对你仍怀着充分的敬意。希望你千万珍重，再度出山，主持大局。”

　　张学良回答：“替我谢谢朋友们了。这几年，蒋介石让我转移了这么多的地方，又让四小姐从香港回来陪我，可见他并没有放我出去的意思。再说，抗战期间，正是用人之际，他却对我出去的事只字不提，可见他是不见容于我了。”

　　莫德惠沉吟道：“按说该是放你的时候了。”

　　张学良接着感慨地说：“老蒋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他是恨我在西安扫他的面子，想拿我做个受罚的例子。倘若他放了我，西安的事就被抹了。他是怕还有人会走我的路，他再也经受不起这桩子事了。虎城实在是受了我的牵累啊！老蒋对他早就存有戒心，现在正好借机剪除掉。我这几年想的最多的就是自由这两个字，觉得最难实现的也是这两个字！学良虽落难于今日，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现在一心读书，以待来日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副司令潜心读史明典，治国抚民之道自然谙熟于心，一旦出山，则国之大幸，民之大幸！”莫德惠双手相交，向张学良一揖。

　　张学良连连摆手说：“莫老所言，哪里敢当。学良所愿，唯自由二字而已！”

　　莫德惠回道：“我静候佳期了！”

　　临别前，据张学良4月22日日记记载：“写好些信，托他带去，上蒋先生、夫人函，致TV，Don，Chow，Kung，岳军，铁城，力子，达铨，公剑，相庭，玉朴，若愚和家信多件。临行时又嘱致何、陈、徐各一函。致同乡大家们一信，未书上款。日来情绪不宁，疲甚。此为追记，悔未详记各函及送东西者之名。”其实，在未记之中，就有一封他“未书上款”的给周恩来的密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人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原（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好，勿念，余不尽一。

　　弟良4月19日

　　4月21日，莫德惠由贵州回到重庆，随即接受《大公报》记者高学逵的采访，并向高提供了一份张学良的读书清单和三张照片。三张照片是此行的珍贵纪念品，一张是在湖心划小船时照的，另一张是在湖畔照的，第三张是在野外照的，均有张学良亲笔题字。高学逵拿着这三张照片，若有所思地说：“从照片上看，过着十载的幽居生活的张氏，面容虽然不减当年的丰满，然而脸上却带着非常沉重的忧思，仿佛有着什么心事似的？”采访结束后，高学逵迅速把莫德惠所述撰写成文，并手持王芸生的亲笔信找到陈布雷。陈布雷吸着烟审看稿件，一句话没说，就把稿子还给了高学逵。高学逵马上就接通了上海的长途，向王芸生汇报了访莫稿件已经通过了审查，王指示立即见报。于是，26日，重庆《大公报》就刊发了高学逵撰写的专访《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对莫德惠此行作了公开报道。王芸生观察了两天，没有看到蒋介石处有太大的动静，遂安排29日《大公报》上海版转载了这篇专访。紧接着，5月4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莫德惠带出来的照片和《狱中近作》二首。这是自张学良1937年被囚禁以来，媒体首次刊登他的生活照片和作品。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当时正在重庆，无疑，这是他在收到张学良托莫德惠转交的密信后做出的重大决策，更激起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使声援让张学良早获自由的浪潮愈加高涨。

　　然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丝毫没有释放张学良的意思。因张学良的十年刑期已满，蒋介石于11月2日把张学良转移到远离南京的台湾幽禁，以避免将要来到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日，难以应付由此而来的社会各界及各在野党派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强大呼声。

　　台湾相见

　　最早以私人身份由大陆专程来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探访张学良的，又是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老乡莫德惠。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5月12日

　　下午5时许，刘乙光等陪莫先生抵寓所。见面畅谈蒋主席和张院长岳军对他所说的话，和他来意。莫偕来甚多信件和友朋赠品，但无家信，使我为之怅然。

　　5月18日

　　莫先生整住了一星期，因为他这回来，可以自由些，畅所欲谈，古今上下，政情和私人的事，无所不谈。莫先生不但未老，而且健谈得很。我写了二十余封信交给他了。今晨9时惺惺惜别，由刘专员乙光陪去台北。

　　莫惠德的此番捷足先登，可谓来之不易：1947年元旦，蒋家王朝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定于当年12月25日实施所谓宪政。同时，还颁布了《大赦令》。东北人士周鲸文、宁武、卢广声等人心中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以为释放张学良的时机已到，群集上海，联名致函蒋介石，指责他不守诺言，把张学良“严加管束”了十年。现“管束”已超过徒刑的期限，于法于理，再不能不让张学良恢复自由了……

　　东北人士的这场请愿活动，自然令蒋介石感到难堪，但他并没有轻易松口，只是稍作了一点退让的姿态，表示允许莫德惠去探访张学良。莫德惠渡海来台看望，虽使张学良寂寞、悲凉的心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但也使他感到，正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会把气全都出在他和杨虎城身上，认定是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导致其“剿共”事业毁于一旦，也就决不会还他以自由了。有感于此，他赋诗《柳老渡台来访》，对莫德惠和东北众乡亲的关爱表示感激之情。诗曰：

　　十载无多病，

　　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

　　唯一愿读书。

　　在张学良此后漫长的幽禁岁月里，台当局虽有许多军政要员和旧部故友来探访过他，但在他和赵一荻保存下来的所有照片中，没有发现除莫德惠之外的任何一个探访者的身影。由此可见，张学良是多么看重莫德惠的这第三次探访。乡音暖如火，乡情浓于血。回不了可爱的故乡，再不能和东北父老兄弟欢聚一堂，是他心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