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满洲国”
作为东北沈阳人，我不由得想起1931年9月18日那个深夜，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伪造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口实，突然向东北军发动偷袭，以比一次军演还快的速度，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制造了那次惊天动地的事变。事变3天后，沈阳便被日军更名奉天，市长也变成了日本人。事变仅3个多月，整个东北被日军占领，东三省变成了一个日本人掌权的“满洲国”。
用计算机算算吧，那比日本领土大许多倍，比钓鱼岛大无数倍的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多大的罪恶之作啊！这罪恶之作是日本蓄谋了几十年而突然实施的，现在重提此恶，不是翻小肠向日本反攻倒算，而是反思日本民族思维的劣根性！就是这劣根性，造成日本侵略者野心膨胀蛇吞大象，犯下坑人害己的滔天恶果。
先反思我们自己吧！事变发生那个晚上，当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少帅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的消息时，得到的训令竟是“谨遵守国际联盟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张学良一夜之间向南京政府十余次告急而得不到答复，只好仍按蒋介石以前旨意，通过副官谭海向东北军传达指令：“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长江船上为前方剿共失利而头痛，并在日记上写着这样的话：“对匪决取包围策略。”
在政府上下不抵抗指令束缚下，当北大营已遭炮轰，东北军最精锐的第七旅军官赵镇藩电话向参谋长荣臻报告时，荣臻回答：“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军营也不要抵抗，武器要收入库内。”赵镇藩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愤愤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话筒刚放下，沈阳典狱长也来电话请示：“日军爬墙，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荣臻来不及回答，航空处又来电话报告：“情况紧急，机场停有42架飞机！”荣臻命令飞机“迅速飞往锦州，飞走一架是一架”。但因东北军一直坚持力避冲突的原则，疏于防务，当时竟找不到一名飞行员。42架飞机连一纸收条都没有打，便被日军顺利收去。
此时北大营的赵镇藩向正在荣臻身边的旅长王以哲报告：“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再也忍不住愤怒问荣臻：“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臻沉默一会才说：“你回去吧，自己看着办！”
然而王旅长返回时汽车已被日军掠去，参谋长“自己看着办”的命令没能传到北大营。直到日军大批进入营房，许多战士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被射死刺死在床上时，忍无可忍的官兵才被迫砸开军火库，自发拿起武器猛烈还击。战至19日清晨，北大营失陷，整个沈阳城便也失陷。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便由旅顺迁往沈阳，以致司令官本庄繁在日记中感叹：“关东军从18日夜晚起，是疾风迅雷的，在19日一天之内，就一举扫荡张学良在满铁沿线的主要部队，彻底消灭了他的根据地。这与平时计划的全军向奉天集中虽然有所不同，但其行动却整齐神速得就像几天前的检阅演习一样！”
当时驻北平的日军特务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也说：“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洲势力，行将陷于重围。”这说明，是万恶的不抵抗政策帮了日军的大忙！沈阳北大营驻扎的8000多精锐东北军，竟被600多日军轻而易举击溃，东北军伤亡官兵300余人，日军只伤亡24人。
事变第二天，整个沈阳的机场、车站、机关、学校、银行、商号、企业、兵工厂等所有重要的地方，统统被占领，连公安局也被占领。空中有日军飞机轰炸，地上有日军坦克横冲直撞。事变仅三天，日军便实行军政管理，推出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市长。事变一周内，日军便占领了东北30多座城市。
更值得反思的是，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一反平日的冲动，竟出奇冷静地强调，“我方官兵，悉不准备抵抗”，“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公断，并希望公理之得申”。蒋介石竟把事变看做国内矛盾“转祸为福的转机”，仍按兵不动，坐等国联裁决，而把大军调往西北剿共前线。
等了3个多月后，等出了个日军枪炮撑起的“满洲国”。日本向全世界谎告，这个满洲国，是中国东北三省即满洲各族人民自发建立的自治国家，日本只是该国家友好无私的保护者。
无耻！跑到别国的土地上，用飞机、大炮和刺刀建立了一个比自己国家要大许多倍的“国家”，还说是顺应民意的民族自治。由此让我顿悟，对当年犯下滔天侵略罪行并没进行认真反思的日本，仍然劣根不改，他们此次要把中国钓鱼岛作为自己的申遗对象，就不足为怪了。
面对如此惨痛的现实，无能而又私心重重的蒋政府，没有对无理的侵略加以抵抗，而是痴心厚望于形同虚设的“国际联盟”派出的调查团前来裁判解决。当时，中国政府彬彬有礼的等待，让被等待的国联调查团都奇怪了：中国光东北军就有30多万，为什么要坐以待毙呢？古往今来，遇到此种情况，哪个国家不是通过反抗来解决的呢？唯有这个汉奸辈出的中国，如此能忍能让！
反倒是那些无职无权、爱国、有血性的民众，自发奋起，以血肉相抵抗。东北各地许多热血男儿迅速揭竿而起，组织了各种武装反抗团体同日寇生死相搏。因这方面过去已有许多宣传，这里暂且不提，我只想说说以前鲜为人知的“沈阳九君子”等爱国知识精英的可敬之举。
九君子冒死挺身而出
刚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九位爱国知识分子，便自发秘密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这九人还包括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他们在日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的情况下，冒死行动起来。
要知道，获取每一件罪证都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日军把持“满洲国”财政的证据布告，是贴在财政厅大门前的，那里时刻有日军站岗。负责拍照此证的巩天民，选择阳光最好的上午，怀揣相机偷偷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长时间等候阳光直射到哨兵和布告。腿脚等麻了，蹬掉一块屋瓦，院内涌出一群人大喊“捉贼”。他趴到树枝掩着的房脊上好长时间不敢大声喘气。待捉贼人散去，日光也照过来了，又怕哨兵听见按快门声，想借汽车声掩护，然而过往汽车又极少，等待好久才趁汽车声拍照成功。
日满政府不仅疯狂销赃灭迹，而且大肆编造假情况，这就给爱国小组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寻到地点，晚上再揣了水瓶子把告示润下来，弄残缺了的，还得想法再找。更难找的是一些日军直接发给“满洲国”政府的命令文件，如果对伪政府的管卷人员思想情况摸得不准，贸然请求拍照，很可能会被检举逮捕。光是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他们需周密计划，花许多天作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日军专门安排“满铁株式会社”成立了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指挥日军后撤至铁路沿线，以造成没有日军占领的假象。如果行人被询问“你是哪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强迫学生必须高呼“满洲国万岁！”；关东军还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迫使官民众口一词，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则要做到闭口无言；规定若有人能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将奖励高额奖金；“政治犯”、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住院病人、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可能会损伤日本人面子的人”，都被关押到“满洲国”监狱。
在这样惊心动魄的恐怖中，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四十多天，每聚会一次，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深信“中国如永无自决办法，则别国不会有代决办法”。巩天民除了领导爱国小组行动，还把妻儿和亲戚也发动起来，为他站岗放哨，收藏或转移秘密材料。每次出门他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他连除夕之夜都没间断出去活动。他和刘仲明等还在教育界和医务界串联了百多人，成立“卫生会”，每人每月捐出自己工资的十分之一，资助义勇军武装进攻日伪政权，以造成正面证据。
在腥风血雨、城头高挂太阳旗却暗无天日的沈阳城里，九位爱国君子秘密在各界知情人士中四处奔走，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光是打印，九人就花费了8天时间。然后他们又分工合作，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打印，有人再翻译成英语文本，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量相当大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这册文件分三篇编定：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
汇编文件完成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特别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这就等于说，他们必须一个个都在生死簿上签名！九位大义君子都这样做了。签名者之一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英文特别好，她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TRUTH”(事实)字样。此时，调查团还没到达沈阳，他们又冒生死之险，经多方秘密调查了解，找到一位与中国人有亲属关系的英国驻沈阳领事馆友人，托他届时把这份具有国际法律效应的文件转交给团长李顿。
但是，本无实力又怀了私心的国联，迟至1932年2月2日才正式派出以英、法、美、德、意五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因英国代表李顿是团长，故俗称李顿调查团。
李顿舍近求远，从欧洲乘船出发，绕道美洲，访问了3个调查团成员国的首都后，不是先到遭受侵占的中国东北，而是于2月29日先到了日本。在日本，调查团一路听到的当然都是强盗逻辑的一派胡言。
当调查团再由日本到达中国，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调查了政府及各方代表人士后，几经辗转才于1932年4月21日到达沈阳。按说调查团到东北，本应由中国负责接待，可是，由于东北已成了日军掌控的“满洲国”，不仅没让中国接待，竟连中国政府的代表也险些不得“入境”。后虽几经周折得以入境，却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这便可想而知，日本强盗会怎样极力阻控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的调查了。
试想，没了本国军队保护的老百姓已成了亡国奴，连吃碗白米饭都算经济犯，说句不满的话就是政治犯，哪还有权利有机会接近调查团提供真相证据？就连中立国医院收治的百多名“九一八事变”伤兵，都被日军以转院治疗为由，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送往外地，全部处死灭口了。
调查团所能到达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反日人士想接触调查团，简直难如登天。调查团人员想单独外出转转都有人“保护”。所谓调查，几乎等于听日满当局安排的“侵略有理”的汇报了。而日本关东军方面安排的所谓知情人，不是特务便是汉奸。
如果调查团取不到日军罪证，那东三省就将在世界舆论中真的成为“独立国家”了。让调查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倘遇到这种情况，别国都是一边武力抗击，一边向外界求助，而中国政府却悠闲地等待调查！连调查团中有同情心的李顿团长，都急得寝食难安，无法理解。
值此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能自觉冒死挺身而出者，必是心怀大义的民族骄子，与拿起刀枪抗战的武士，应同为英雄。沈阳九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君子，在调查团到沈阳之后，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当面交给李顿先生，并秘密同他们进行了面谈，同时还替其他一些民众团体递交了一批相关材料。这份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大型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于世，日本立即陷于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不禁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报告书》虽然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幻想，决心实行全国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让我们铭记他们
日本政府恼羞成怒退出国联后，日伪当局很快将这九位抗日知识分子一一逮捕入狱，施以酷刑与利诱。九人在狱中及出狱后，一直与日寇斗智斗勇，体现了高尚的爱国气节，被后人称颂为“沈阳九君子”。让我们记者他们的名字：
第一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巩天民，1887年出生于山西大同，原名巩殿魁，1921年读过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新民篇”后，改名巩天民，以示反封建追求民主之意。后来成为东北金融界著名精英人物，时人曾把他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他也是中共辽宁党史上最早的党员。
第二位，主要人物刘仲明，1893年生，辽宁葫芦岛人，伪满前的奉天医专副校长，东北医学界精英人物，因参与向国联调查团送交材料，被日军逮捕入狱，惨遭迫害。
第三位，毕天民，1899年生，黑龙江赫哲族人，1930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后获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又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因和巩天民、刘仲明等参与“国联外交”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仍继续开展斗争。
第四位，于光元，1899年生，山东烟台人，1921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192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与巩天民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第五位，张查理，1895年生，山东省蓬莱人，1918年留英归国任奉天医学院教授、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日军侵华罪行，与巩天民、刘仲明等人搜集日军布告及日军炮轰村镇、枪杀百姓的照片等罪证。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后，受尽酷刑，始终不屈。出狱后，去往关内参加抗日斗争。
第六位，李宝实，1900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1918年考入奉天医专学校，1929年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大学研究生学历，1932年回国，在坚持抗日救亡的同时，坚持医学研究。
第七位，张韵泠，1895年生，辽宁辽中县人，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本科，与抗日名流阎宝航是同班学友，1931年燕京大学毕业，自觉参加抗日斗争。
第八位，刘仲宜，生卒不详，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奉天同仁医院，任院长，与巩天民、刘仲明、张韵泠等是志同道和的朋友。因参与国联外交抗日活动被捕入狱，惨遭酷刑折磨至精神失常。
第九位，邵信普，生卒不详，曾任营口银行经理，因与巩天民是老乡，受其影响较大，共同参与了国联外交救国活动。
“沈阳九君子”，在以往重要史册中没有受到重视。是时代的烛光，照亮了辽宁社科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年轻学者张洁的史学慧眼，把这一颗尘封多年的珍珠从史海打捞出来，精心打磨，写成了《历史回眸》一书。全书以“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诞生为经，以“沈阳九君子”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纬，绘织出一幅色彩斑斓却又正义和邪恶泾渭分明的画卷。屈辱年代的“沈阳九君子”类民族英雄人物，本该青史留名，却渐渐鲜为人知了——所以我以此文，由衷向“沈阳九君子”及具有君子之气的著作者深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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