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与“九一八”事变（上）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智效民   2016-04-21 14:58:45

　　胡适的心情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胡适日记全编》六，第155-156页)

　　日记中的“在君”，就是著名学者丁文江。1931年8月初，胡适在参加了一个复兴北京大学的会议之后，便带着儿子祖望与好友丁文江一同到秦皇岛避暑去了。丁文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对军事问题颇有研究，二人在秦皇岛避暑时，自然会谈到40年前的甲午战争，以及战争以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情况。

　　尽管胡适对于“九一八”事变早有预感，但这一事件还是让他的心情十分恶劣。由于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回忆起几个月前陈寅恪请他在其岳祖父唐景崧遗墨上题词的事。于是，胡适写了一首律诗题在上面：“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早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就因为招抚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在越南抗法有功，受到清廷的褒奖。随后，他以道台身份被派往台湾。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已经是布政使兼台湾巡抚的唐景崧，曾经7次致电朝廷，反对割让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拒不执行朝廷放弃台湾、撤回内地的命令，准备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为此，他与丘逢甲、刘永福等人创建台湾民主国。不久，日军在台北登陆，唐景崧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返回大陆。在此期间，胡适的父亲担任过台湾营务处总巡和台东直隶州知州，不仅参加了唐景崧领导的抗日斗争，而且还在回国途中因病去世，所以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自然会想起这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

　　9月26日，胡适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不但将上述律诗录入，还两次提到自己的心情一落千丈，十分“没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3页)在这以后，一位署名为“敬”的人多次致信胡适，讨论应对时局的办法。此人在信中说：所谓办法，“有枪杆子与笔杆子两种”，有枪杆子就应该革命，有笔杆子则可以“唤起全国同情”(同上，第85页)。此外，他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可谓恶贯满盈”，劝胡适不要为政府出谋划策(同上，第90-91页)。

　　蒋廷黻的分析

　　多年后，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对“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有所分析。他说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极为落后的中国国力与急骤上涨的民族意识很不相称。蒋廷黻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跻身于现代强国之林，但是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唤醒民族意识，从而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由于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所以急骤上涨的民族意识就会失去依托。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的国力比民族意识发展更快，就不可能发生“九一八”事变。这实际上是在委婉地批评政府的无能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日本领土扩张论”迅速抬头。蒋廷黻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陷入了1929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市场萧条，产品积压……成为困扰日本的严重问题。另外，日本又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因此它势必要寻找对外扩张的借口和机会。

　　第三是日本对占领东北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蒋廷黻是历史学家，他注意到：日本当局声称他们不是从中国人手里、而是从俄国人那里“夺回”东北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日本人认为，如果他们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话，东北肯定会成为俄国的领土。但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了，于是在“国际间的嫉忌和中国的外交阴谋”交互作用下，东北并没有归入日本版图。日俄战争以后，中国不但不与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发展”，因此他们不得不发动“九一八”事变。

　　第四是日本人一直没有受到中国人的尊重。蒋廷黻指出，在过去若干世纪，我们一直把日本人当做“侏儒”甚至“倭寇”，认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日本在东北的一切行为，包括驻兵、筑路、控制重要的港口，都视为对中国的侮辱和侵略。

　　蒋廷黻认为，面对如此复杂的四大问题和两国之间的严峻局面，“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聪明，否则就会产生巨变。”(《蒋廷黻回忆录》第140-142页)

　　此外，蒋廷黻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时候，又分析了谁应该对这一事件承担责任。他说：“据欧美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员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这般中立国的人士都说“九一八”以前的政权，就是为东北人民计，是不应该恢复的。”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了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独立评论》，第18号，第16页)这里所谓“当局的人”或“东北当局”，当然是指张学良了。

　　俞平伯的建议

　　“九一八”事变的前四天，也就是1931年9月14日，经过整顿的北京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在此之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了提倡学术研究，拨出特别款项对北大实行资助，其中研究教授的年薪，从4800元到7200元。享受这一待遇的有15人，其中除了胡适以外，还有大家熟悉的丁文江、徐志摩、周作人、汤用彤、李四光等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学生纷纷罢课，并投入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俞平伯十分忧虑。他担心长此以往，普通民众和青年学生将会误入歧途，被人利用。于是他专程拜访胡适，建议胡适像当年办《新青年》那样办一个周刊，用“深沉之思想”、“浅显的文字”告诉大家，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应该在“息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基础上，“提倡富强，开发民智”，从而实现“吾辈救国之道”。(《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3-84页)

　　俞平伯的建议其实是知识界的共同心愿。据蒋廷黻回忆，当时著名学者叶企荪和陈岱荪住在清华大学北院7号。“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他和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萨本栋、钱端升等人都喜欢去那里讨论时局问题，所以北院7号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沙龙，即蒋廷黻所谓“非正式俱乐部”。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聚餐，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张奚若、吴宪、任鸿隽及其夫人陈衡哲等人。席间蒋廷黻提议应该办一个周刊，讨论中国面对的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这一建议遭到陶孟和的反对，但是却得到丁文江的支持。在丁文江的倡议下，大家拿出个人收入的5%作为办刊经费，并且由胡适负责编务。又经过一番酝酿，“独立评论”终于问世。

　　左舜生的言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左舜生为代表的中国青年党人则是另外一种表现。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该会评议部主任，负责《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1924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左舜生加入该党以后，担任过《醒狮周报》总经理职务。“九一八”事变以后，左舜生与青年党人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刊》，并写了大量文章，呼吁“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10月24日，左舜生发表《且看今后的国民党》一文，希望“国民党能变成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党派”。他认为这样一来，其他党派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因此，“国民党能团结起来，不仅是国家之福，也是其他党派之幸。”(《左舜生年谱》，第94页)

　　10月31日，左舜生在《注意日本的所谓条件》一文中指出：

　　“日本这一次的出兵占领辽吉，完全是对中国抱着一个算总账的态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决心，在他们是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我们立在国民的地位，遇着这样一个死不争气的政府，假如我们也不抱定一百二十分的决心，不也抱定一个与日本算一回总账的坚决态度，则不仅辽吉两省有名存实亡之忧，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点补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同上，第84-85页)

　　11月21日，因为日本要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因此左舜生在《日本利用溥仪复辟的严重性》一文中说：这件事一旦成功，日本每年支付数百万供养这个傀儡，而东北“一切军政、财政、交通、金融、警察的大权，则完全入于日本人的掌握。名义上是民族自决，满人治满，实际上则东北三省，已完全夷为朝鲜第二”了！(同上，第85页)

　　此外，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也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建立国防政府，以武力收复失地”；二是“取消一党专政，合全国一致对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