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与“九一八”事变(下)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智效民   2016-04-21 15:04:38

　　丁文江的假设

　　1932年1月底，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向上海发动突然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随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形成蒋介石主管军事、汪精卫主管政治的局面。

　　8月初，汪精卫通电辞职，理由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不仅没有任何行动，反而“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还说，“当此民穷财尽之际”，我绝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随后，张学良也发表谈话，决定辞职。

　　对于这样一个局面，胡适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时期，负中央重责的行政院长不应该因对一个疆吏的不满意就骤然抛弃他的重大责任。”第二，政府对于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大罪，应该明令惩处，追究责任。第三，汪精卫在通电中说张学良“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有攻讦之嫌。这说明政府还没有走上健康的政治轨道。（《独立评论》第13号，第2页）

　　另外，针对张学良也要辞职的表态，胡适还有如下劝诫：“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以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务效劳的机会。”这段话即推心置腹，又毫不客气。可惜张学良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忠告。

　　与此同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张学良》为题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他说：“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只希望他（指张学良）牺牲一部分的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须出相当的代价。”

　　他还说：“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利用喜峰口、古北口、南口等天然屏障，另一方面是可以得到太原兵工厂“比较新式”的武器。

　　由于张学良还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军费，所以丁文江又说：“假如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言外之意，张学良在军队实力上有暗箱操作之嫌，在财务税收上有乘机搜刮之虞。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丁文江作了这样的结论：假如张学良能够改弦易辙，“中华民国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同上，第5-6页）

　　此外，另一位著名学者任鸿隽也在《为张学良进一言》中说：既然有人指责张学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那么张学良就应该“做出一个毁家抒难的义举，自己拿出三五百万来做抗日的军费”。（《独立评论》第15号，第8-10页）这样一来，所谓“聚敛”、所谓“要挟”、所谓“搜刮”等说法就会不攻自破，大家对张先生的人格与决心，也就不会怀疑了。

　　傅斯年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给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去信说：“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他还表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103页）

　　一年以后，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的纪念文章。文章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傅斯年认为，从表面上看，“九一八”事变给我们带来四大失望：一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统治者居然拿不出一个对应的办法来；二是面对如此巨变，普通老百姓仍然是醉生梦死，毫无振作的气象；三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始终是隔岸观火，麻木不仁；四是中国政治居然没有一条很好的出路。失望至此，就会绝望。因此不免想到以下三个办法：“一、自杀，免得活着难过。二、暗杀，暗杀国贼巨丑，乃下至污吏奸商，或者自己的仇人也可以。三、穷极享乐，只顾今朝，快乐反正赚到，因此死了尤妙。”

　　通过一番分析，傅斯年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从浅层次来看是绝望的话，那么从深层次来看则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傅斯年全集》第四卷，第30-38页）

　　此外，著名学者刘文典也在《独立评论》第19号、20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的长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

　　胡适论张学良

　　1933年3月初，日本侵略者分兵三路向热河大举进攻。担任热河省驻防军上将总司令的汤玉麟居然毫不抵抗，弃城而逃。汤玉麟是张学良的部下，在此之前，他以抗战为借口在当地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因此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据说，当时宋庆龄也骂他是“鸦片将军”，是“开门放日本军队进中国”的罪人。

　　1933年3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胡适日记全编》六，第199页）

　　第二天，胡适在密码电报中对蒋介石说：“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同上，第200页）

　　到了1950年，胡适又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中写道：

　　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为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生于有钱有势的家庭，他是野心而自负的。因为富于爱国心而且有激烈的反日情绪，他很容易的被救国会派和学生团体所说服，而来支持抗日的游说和示威的工作。南京政府开始接到关于这位在指挥权上仅次于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以经济资助各种反政府的前茅组织的报告了。他已陷入夜郎自大的地步，幻想他可以成为反日反蒋的“联合阵线”的领袖。（《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第28页，台湾胡适纪念馆1974年再版）

　　需要说明的是，史大林是斯大林的另一种译法。《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是上世纪50年代初胡适在联合国的讲稿，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后来由著名女作家聂华苓译成中文，在台湾《自由中国》问世。

　　总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当年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和意见，为后人探索历史真相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应该引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