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创办人徐铸成回忆“九一八”历史
来源：长沙晚报 作者： 陈小真   2016-04-25 10:16:45

　　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每年的9月8日，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国耻纪念日。“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有一本20世纪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录《民国记事》，其中关于“九一八”前后的一些往事，让您了解更多第一手资料。

　　《大公报》设在天津的旧址，是在日租界最主要的大街——旭街。详细的是：旭街四面钟对过。

　　所谓四面钟，顾名思义，是有一个四面可见的大钟。它设在一家日商西药店三层楼的屋顶。四面钟旁边，有一幢四五层的大楼，名为德义楼，是日商开设的最大旅馆，而真正的旅客却望而却步。据说，里面设有各式各样的鸦片馆；此外，经常出入的是穿和服的、旗袍的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每当春夏季节，我们编辑部的窗子打开，浓郁的烟“香”和脂粉香味，不时阵阵飘来。

　　我们就有一位同事何心冷，受到这种诱惑，染毒日深，以至工作时精神恍惚；也有一位专做夜班照料工厂的庶务先生周作恭，每当深夜精神不继，就到对过去“香”几口，积久也成了“老枪”。我先住在集体宿舍旁边的小楼上，后来，和一位同事合租了上下各四间的小楼庭院。那里，离报馆不算远，但每当看了大样回家时，常常会碰到抄身。天津日租界的抄身，是从后面来的，夜深人静，正想急急回家，冷不防从后面某个角落里窜出一两个日兵和便衣汉子，“举起手来！”一声吆喝下，被从上到下搜一遍。然后，这些人又“影”进黑暗里去了。

　　在旭街中原公司(当时天津唯一的大百货公司)以北，是一段闹市，马路背后，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旭街靠近法租界后面的几条马路，则到处可见挂着某某洋行招牌的小房子，听说它们的主要营业，是贩卖红丸、白粉和吗啡之类的毒品，也有贩卖枪支的。还有一些看去像是旅馆的铺子，门口的招牌上，去口写着“五角随便”的大字。

　　就在这黑暗环境中，我经历了“九一八”前后的一段时间。

　　平心而论，《大公报》在“九一八”以前，对日态度是很坚决的；当“万宝山事件”(日阀挑动朝鲜人民残害当地中国人)、“中村事件”(日本特务中村失踪)相继发生后，《大公报》发表了不少社论，指出东北危机迫在眉睫，唤起国人注意，提醒南京当局密切重视，认真应付。

　　那时，我已改编地方新闻，“九一八”那天晚上，看完大样后，我还写了点东西，午夜1时许离开编辑部时，并没有什么重大新闻。第二天翻开报纸，见要闻版下角有一小段加框的“最后新闻”，大意说，据北宁路(北平通辽宁的铁路，即今日的京沈路)局接沈阳电话，北大营方面的日军，忽于昨晚起对我军发动进攻，枪炮声迄今晨尚未停止。这一短短的新闻，想不到就是中国乃至国际局势转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到报馆，才知这新闻是记者汪松年得来的独家新闻。他和北宁路(路局设天津)局长高纪毅很熟；白天，高对他说，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因此汪一直守在路局，在深夜一时，路局接沈阳电话，日军果然开火了。他打来电话报告时，要闻版早已截稿拼版了，于是连忙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最后消息”。而日军于进攻后，立即切断通关内的一切交通线，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接着是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出沈阳，退守锦州一线，听候国联处理；而长春等处，旋即被日军占领，张景惠、赵欣伯等的“维持会”纷纷出现。

　　“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猝开动战端。如何“明耻”呢？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清理出来，向读者介绍。他当场指定汪松年主持其事，由王芸生加以协助。如何“教战”呢？请懂得现代战争的军事学专家蒋百里编“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后来有人说，《大公报》之反对立即抗战，是由于9月底蒋介石叫于右任给张季鸾一电，请他支持南京的“援抗”主张。根据我的记忆，如上所述，张、胡等的方针，早在于电前就决定了。至多，只能说是彼此同感，一拍即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