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8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为战犯在中国受审时曾供认说:“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成长,就是关东军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侵略东北并企图巩固侵略的一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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