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儿被日寇扔进狼狗圈”
90岁高龄的杨奎仁参加过解放战争,当年先后在温春镇的烧锅村、下崴子村居住,日寇的残暴和中国人饱受的苦难,他是重要的见证者。10日,记者在牡丹江市阳明区华威小区见到了杨奎仁,虽年事已高,但他对那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老人说,他家原来在沈阳,当时因时局动荡,一家人从沈阳来到烧锅村投奔老乡,并在此定居。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里的日子更难过。杨奎仁6岁时,母亲患了重病,日寇怕互相传染,硬是将杨母关在家里不让出门治病,致其活活病死。同样的惨剧,还发生在被日寇抓来的劳工身上。“当时从哈尔滨江北抓来修建工事的劳工,很多人都患病了,日寇不让出去治,很多人都活活病死了。”老人回忆说。
日寇为抢抓工期,修筑碉堡等工事,冬季也不停工。1938年冬,15岁的杨奎仁被日寇抓去当劳工,负责打眼放炮。干活时稍有懈怠,就被“鬼子”用刨奔(小锤子)往脑袋上刨,他的头上有好几块伤疤。有一次,3个在现场看守劳工干活的日本兵找烧柴烤火取暖,因烧柴潮湿,用火柴点不着,就到杨奎仁干活的地方拿雷管引线点火,导致存放在不远处的雷管爆炸。被炸伤的3个日本兵迁怒于杨奎仁,将他装进麻袋送到了温春北大营的狼狗圈附近,想把他扔进去以泄私愤。“马上就要把我扔进狼狗圈时,有几个日本人说了一些话,我就被放了。”原来,是工友们为杨奎仁抱不平,向日军军官提出了抗议。日本人怕激起公愤,才把他给放了。“我虽逃过了一劫,但当年被无辜扔进狼狗圈惨死的劳工不在少数,劳工们对日寇惨无人道的行径恨之入骨。”杨奎仁说。
杨奎仁告诉记者,那时候日寇为了保证军需用粮,每年都要搜刮老百姓的粮食,而老百姓们吃的只有橡子面,而且连橡子面也无法吃饱。
杨奎仁做了一冬天的劳工,回家后不久,又被“二鬼子”的“棒子队”抓到宁安兰岗机场当了2年劳工,赶牛车拉物资,受尽折磨。1945年,“鬼子”还没撤离时,他与另一名工友一起冒险逃出,跑了三四天才跑回家乡,途中吃尽了苦头。
回到家乡后,杨奎仁与小莫、大莫和下崴子村的一些农民在兴隆镇中乜河村成立了打“鬼子”自卫队。后来,他们的自卫队被解放军收编,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攻占四平时,杨奎仁身负重伤。
“我父亲被抓劳工,双腿被打折”
“我多次亲眼见过日军杀害平民百姓的事,我父亲就被日本人打折了双腿。”孔凡臣出生在温春镇,日军侵占牡丹江那年,他才8岁,本应该读私塾的孔凡臣,被逼着学习日语,如果让日本人发现说汉语,肯定要挨一通大嘴巴子。
孔凡臣回忆说,当时在温春有一处“神社”,每到周末,日本人都要带着他们去参拜,如果不去,肯定要棍棒相加。因为年纪小,当时,孔凡臣没有被抓去当劳工,可是,他的父亲却没有那么幸运,被抓到宁安市范家乡给日军修炮楼。“那时候,隔三差五就听说有劳工被日本人杀死了。父亲去了大半年杳无音信,家人都以为父亲被害了。”孔凡臣说,一个隆冬的深夜,父亲拖着鲜血淋漓的双腿爬回了家。后来,家人得知,因为天寒地冻,父亲在给日军挖战壕的时候,不慎将铁锹把弄折了,激怒了在场的日本监工,他们轮番用镐把对父亲进行殴打,直到把他的双腿打折,父亲昏死过去之后,又被拖到了荒野中。父亲苏醒后,拖着被打折的双腿,爬了五六公里才逃回了家。
孔凡臣说,那时候因为每年要交好几次“出荷粮”(日军征集的军粮),所以家家都吃不饱饭。有一年夏天,温春火车站有一批军粮要运走,一个饿急了的妇女,从麻袋里掏出一把大米塞进嘴里,被看守的日本兵看见了,日本兵端起“三八大盖”,一枪就把她打死了。然后,几个日本兵在铁路边上挖了一个坑,将尸体掩埋了。
“精神被奴役更可怕”
分布在各地的日伪罪证遗存,不但是中国劳工血泪的见证,也是当年日寇残暴统治的佐证。“很多温春镇的日伪遗址都是当年‘鬼子’搞‘集团部落’时留下来的。”89岁的伊宪海说,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对当年日军的侵略罪行记忆犹新。
老人回忆,1936年,日寇为了阻挠当地居民同东北抗日联军联系,强迫居民建“集团部落”。将以温春车站为中心的周围村屯集中搬迁到温春镇内。当时,有胡什哈、关家屯、伊家屯、傅家沟、濮家湾等十几个村屯。日寇先在温春车站的牡宁公路西侧建成东西南北各500米长,5米高的围墙。墙外是5米深的水沟,四个城角建有碉堡,四面城墙的正中设有四个大门,用铁丝网拦着。当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日寇强迫各村屯居民拆旧房建新房,谁家不拆就放火焚烧。居民无奈,只好含恨忍痛搬进“集团部落”,进去以后,就开始了被奴役的生活,除了体力上的,精神上的奴役更可怕。
伊宪海说,当时,日寇还在公路大桥南侧建立了所谓“劝农场”,也就是农业试验站,专门从事蔬菜研究。“我小学毕业后在那里干过活, 名为学农业技术,实际纯属骗人。”老人回忆说,日寇让他们日常一律用日语讲话,不许说汉语。“入学第二天,起床后检查内务,班长指着我放在床头的衣服用日语问‘那是什么?’我不知衣服的日语怎么说,便硬着头皮用汉语说‘衣服’,他上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前发黑。日寇从早到晚强迫我们劳动,主要是农田耕作。”
日寇不仅逼迫“劝农场”的学员们学习日语,而且不让大家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伊宪海说,1943年的一个夏天,他和几名学员下中国象棋被日寇发现,日寇大为恼火,不但没收了象棋,还责令其他学员每人扇伊宪海一个耳光,如果打得轻,还得重打。被打了40多个耳光之后,伊宪海被打得鼻口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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