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卓然介绍,1931年9月初,日本关东厅警务局长截获“辽宁省政府对军警各机关及各县长”发出的密令。关东厅警务局长随后于9月12日用密电向日本政府外务次官发出了这份情报。随着《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公开,日方保存的这份由南京下达的密令得以公开,由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于“不抵抗”指示的疑团。
“本署奉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密令……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各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胡卓然注意到,1931年9月21日,刚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在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也是‘不抵抗’的意思。”胡卓然表示。
“蒋介石为什么不去抵抗,实际上跟当时中国国内是分裂的有直接关系,国民党就分为了南京的中央和广州的中央,”江苏省委党校李继锋教授表示,再加上与红军的对抗,“所以它本身是很脆弱的,也很难强硬起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时中国的悲剧,当你内部处于分裂的时候,你就无法强硬地对抗一个外来入侵者,”李继锋表示,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当时的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记者 范杰逊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