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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易名的抗战老兵—何琦
来源:中新网新疆 编辑:迪娜   2017-07-29 14:44:00

  中新网新疆新闻7月28日电(张永梅)2016年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见到了居住在新疆伊宁市的抗战老兵何琦女士。身穿大红色毛衣外套,倚靠在客厅沙发上的何琦女士露出慈祥的面容,谦逊的态度使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贡献,你们评价太高了,不敢当。”因为年事已高,严重的耳背需要对她大声讲话。老人的讲述比较零散,儿媳在一旁不时提醒、补充。

  从学生到士兵,从香港到大陆,何琦用一生经历讲述了一名抗战女兵的传奇。

  出生民族资本大家庭

  何琦的祖籍是华侨之乡——广东省台山县。1921年11月出生于祖国沿海城市香港的她从未回过祖籍。

图为2016年96岁高龄的何琦女士。

  图为2016年96岁高龄的何琦女士。

  父亲陆怡薰,原是香港的一个店员,为人忠厚、和蔼、勤劳、节俭、聪明、能干,凭着自己的本领和奋斗,曾拥有股票、房产、商店和田地的富商民族资本家,商店有工人,家中有佣人。母亲何润莲,育有三男三女六个子女,何琦排行第五。父亲给她起名“悦凤”,寓意令人喜欢而美丽的凤凰,这是一个吉祥而姣好的名字。遗憾的是1932年,在她十岁时,年仅40岁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跟随哥哥奔赴延安

  1937年秋,何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华侨男女中学,填写报考登记表时,她觉得“陆悦凤”这个名字显得太文弱,像个千金小姐,她渴望做像秋瑾那样的女中豪杰,于是自作主张改名“陆瑾”。

  1938年的秋,日寇铁蹄踏破了祖国半壁江山。恰在这时,《新华日报》公开刊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招生广告,“有为青年到延安去、到前线去、到陕北去”等口号弥漫着港岛的长空。

  为寻求真理,为抗日救亡,一群志同道合的香港华侨男女中学的同学选择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人生之路。

  陈远高、陈宏、文迅、王仕强、陆荆(何琦四哥)、陆瑾(何琦),及工人宋镛等七人,在何琦的三哥陆琦的指点和帮助下,通过廖承志及所在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8月,离开香港。

  何琦说,当年去延安非常艰难、曲折和危险。 “这是我人生旅途的根本转折点。我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

  1938年11月,何琦女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训练结束后,她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她调入中央军委总参二局从事机要工作,根据纪律要求机要人员不得使用原名,为了纪念母亲和三哥琦兄,她分别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改名叫何琦。

  烽火年代痛失亲人

  当时的陕北,生活物资十分匮乏。 “军装两年才发一套,衣服上补丁加补丁;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斗志始终都是高昂的,都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那个小山村,我也曾产生过退缩的念头,但很快就被救国的坚强信念所取代,重新燃起抗日的革命斗志。”何琦说。

  “我还活着,但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的哥哥也死在了前线。”

  何琦的四哥陆荆,思想进步,爱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高中毕业时为响应党“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与部队行至黄河边,不幸身染伤寒,撤退到距离离延安二十华里的干部疗养所治病。

图为1939年在安塞的何琦。

  图为1939年在安塞的何琦。

  何琦说:“我和四哥陆荆在延安分属于不同的单位,参加革命后我们只见过一面。哥哥在前线染上伤寒,没有药物,没救过来。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知道他去世的事是在一个月以后。哥哥很有才气,但是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23岁的宝贵生命。

  延安圣地喜结连理

  在中央军委总参二局二科,何琦负责监听接收日伪电台密码,工作不分春夏秋冬,一年365天基本不休息。在这里,他结识了在二局三科负责密码破译工作的孙辰同志。因特殊机缘,二人志同道合,兴趣相投,1942年5月1日,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喜庆的节日里,他们结合在一起。

  战争年代,他俩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和平岁月,他俩是携手同行70年的人生伴侣。

  何琦家中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他爱人孙辰的照片和一张特别的奖状——1944年孙辰作为“特等劳动模范”所获得的荣誉。

  扶老携幼到边疆

  1949年,何琦夫妇随聂荣臻部队进北京。她和爱人孙辰均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三部,主要在学校从事培训机要人员的工作。1955年4月,何琦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北京市人事局工作;爱人孙辰则在外交部工作。5月,党中央号召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支援边疆经济建设。支边人员统一由中央分批(每批百十来人不等)分配到全国各边疆省份和自治区。此时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孙辰,服从党的需要,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报名去新疆支边。何琦从支援边疆的大局出发,不惜谢绝了领导的好意挽留,放弃了首都好地方、好单位、好工作和好生活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割舍了机会难得的子女们都在北京部队学校、幼儿园接受文化教育和生活的良好条件。他们夫妇毅然决然地搀扶着六十多岁的婆婆(孙辰的母亲),领着从两岁到十一岁的五个孩子,扶老携幼,于1955年8月离开了祖国的首都北京,何琦作出了她人生旅途的又一次历史选择。

  何琦夫妇被分配到新疆阿勒泰地委工作,孙辰被任命为阿勒泰地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何琦则被任命为阿勒泰地区党委副秘书长(秘书长暂缺)。

  秘书长的工作头绪多并且繁杂,上到原则大事,下至具体工作。1958年,何琦的爱人孙辰调到伊犁地区党委讲师团任副团长,何琦随后被调到伊犁地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干部科科长和文教卫生体育系统基层党委书记,在日常工作中她不以领导者自居,吃苦在前,身先士卒各项工作很出色。

  “区党委田星伍书记曾在干部大会上表扬我是‘女干将’。同志们对我都很熟悉,威望较高,当时我还小有名气呢!”回忆起这段往事,何琦很自豪地说道。

  “从北京到新疆,这一来,我们的后半辈子就交给这里了。新疆已经是我们的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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