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老兵孙永和回忆：我的抗战往事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2017-08-02 11:55:10

　　人物简况：孙永和，山东沂南县人，1928年4月出生， 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过八路军山东军政干校勤务员，鲁中军区卫生部第二医院护理员、护士，华东军区被服三总厂卫生所卫生班长、护士长、助理军医，1958年至1962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1960年至197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3503厂、3521厂任卫生科长，1970年从南京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2348工程项目(巴陵石化公司前身)工作，1988年5月从巴陵石化原岳化职工医院离休。

　　13岁不到的“小八路”

　　我年幼时，父亲因战乱和贫穷罹患疾病不幸英年早逝，母亲迫于生计改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哥哥两兄弟从小就吃苦耐劳，给地主放牛，成为全家艰难度日的“劳动力”。

　　1940年3月，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因战斗激烈、伤亡惨重，驻守在我家乡山东沂南县的八路军在当地扩员招兵。不到13岁的我报名参军，成为八路军山东军政干校的一名勤务员。

　　当时我是军政干校的一名最小的八路军，虽然是供给处的勤务兵，但得到了组织的特别照顾，连军装都是单独定做。当时，日本鬼子经常“大扫荡”，无恶不作，部队也频繁战略转移。看到我转移不方便，又有胃病，部队就将我寄养在继父家中，还发给一些粮票，等鬼子“扫荡”结束，部队返回，又将我接到部队。

　　从1942年11月起，我被派往鲁中军区卫生部第二医院当专职护理员。在那所后方医院，作为为数不多的男护理员之一，我与伤病的八路军同吃同住，精心护理他们。我亲眼看到许多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心里非常悲痛难过，痛恨日本鬼子!

　　我一边当护理员，一边接受医院军医的教育。我抓住一切时间，努力学习文化和护理常识，并在实际中应用，取得很大进步，成为一名护士，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卫生班长、护士长和助力军医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时山东济南等地被日本鬼子占领，我所在的战后医院各类物资供给困难，一些外伤用药、绑带等基本医药用品非常稀缺。面对困难，护士长和许多护士都悄悄地将部队新发的棉被拆了，棉花经处理后做医用脱脂棉，被里就剪成条条做绑带。当时消毒碘酒不够用，大家就想办法到野外去采集一种草药，挤出其汁液代替碘酒为伤员消毒。

　　深感军民鱼水情

　　1942年秋季，鲁中军区和地方政府分析日本侵略者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命令医院、兵工厂做好转移工作。我们医院立即深入到沂蒙山区一个有40多家农户的小山村，积极组织轻伤病员转移，对重伤病员进行疏散，就地动员群众接收和掩护重伤病员，老百姓都争先恐后接收照顾重伤病员。

　　日军“扫荡”前夜，12名重伤八路军被乡亲们巧妙地藏在十分隐蔽的山洞和人工挖掘的梯田地窖内，并安排了食物、饮水等生活物资。

　　一天拂晓前，前来“扫荡”的一队日本鬼子将村子团团围住，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伤病员，但一无所获。他们将全村的老百姓集中在晒谷场，威逼利诱乡亲们透露收留信息，半天也都没有一丝风声。

　　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叫嚣着用机枪、刺刀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限定他们在5分钟内说出伤病员的去向，否则“统统枪毙”。危急关头，一位50多岁的齐姓妇女从人群中走出，巧妙地“告诉”日本鬼子，说她知道八路军伤病员的去向——“全部被转移走了，村里没有伤病员”。

　　恼羞成怒的日寇头目命令日本鬼子先是将齐大娘捆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后来又将她捆绑在长凳上往嘴里灌辣椒水。衣服被打碎、身上鲜血直流的齐大娘毫不畏惧，守口如瓶。

　　就在日本鬼子继续严刑逼供齐大娘之际，八路军在村外发起了进攻，将日寇吸引过去。八路军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日本鬼子踩响了地雷区的连环雷，两死多伤，还损失了三匹军马。

　　就在八路军与日寇周旋的同时，另一路抗日武装抓住有利时机，进村营救齐大娘和其他被抓的乡亲们。战败的日本鬼子抬着被地雷炸断一条腿的同伙折回村子时，乡亲们早已转移到了安全地区。穷凶极恶的日军头目命令放火焚烧民房，还不顾受伤同伙的哀求，极其残忍地将其连同两具尸体扔到烈火中活活烧死，落荒而逃。

　　我与作战部队及医院医务人员汇集到山村，为掩护伤病员的乡亲们致谢庆功。我们和伤病员听了齐大娘勇敢斗争的故事，都流着热泪，走到她面前紧握双手表示敬意，表示一定继续英勇抗日，保家卫国。后来，上级授予齐大娘“抗日、拥军、爱乡亲模范”称号，我也从她和乡亲们掩护伤病员的事迹中深深体会到“军民鱼水情”

　　帮教俘虏成“日本八路”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我方的教育和感召下，一些被俘日军认识到了侵华的罪行，我方因势利导，由这些日本人自发组织了反战同盟，主要是做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宣传侵华的非正义性和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灾难。

　　作为参与帮教一名俘虏成反战同盟“日本八路”的亲历者，我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

　　1945年初，八路军、地方武装在攻打被日寇长期占领的山东蒙阴城战斗中，取得全面胜利。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的信心。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医院接收了两名被打伤的日军俘虏，一名是军官，一名是年轻的士兵，他们分开居住，都由我负责护理。经过接触，我发现年轻的日军士兵对我们没有任何仇视表现，我和他用手势交流，相处得很好。

　　有一天，年轻的日军俘虏突然用中文说了一句“中国人很好很好!”我非常吃惊，连忙询问，这才得知对方上学时曾学过中文，并因此被强征到中国参战，被俘后害怕受到虐待，就隐瞒了会说中国话的事实。

　　在我的帮教下，年轻日军俘虏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和八路军的关系更加密切。战俘日军官看到他的士兵和我们友好交往，有一天趁我外出时，气势汹汹地把年轻日军俘虏叫到跟前，用凶狠的语言训斥。我回病房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医院马上派反战同盟人员对战俘日军官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日军士兵回到自己的病室后闷闷不乐，晚饭吃得很少，夜晚我和他睡在一个病室，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用被单蒙着头悄悄地哭泣。第二天早晨，我看到他的眼睛都哭红了。得到我的情况报告，反战同盟的人员及时对日军士兵进行耐心教育，使他更加看清了日军侵华的罪恶。

　　年轻日军俘虏治愈后，在即将出院派遣到济南之际，主动向八路军方面提出，他要做一名抗日反战同盟的战士，向其他日本侵略者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宣传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拥护八路军的所见所闻。

　　看到他的申请被我军批准，加入反战同盟，身穿八路军军服，左臂佩戴八路军肩章，成为一名“日本八路”，我感到很高兴。他离开医院时，我还握着他的手祝贺他参加了八路军，说我们是同志了。他很感谢我对他的关心，还紧紧地抱着我说，“我走后会很想念您的”。依依惜别的场景，至今常浮现在脑海里。

　　我后来听反战同盟的同志讲，那位“日本八路”在参与攻打新泰、泰安等战斗中，跟随我军战士到前沿阵地向日军喊话，现身说法，在日军士兵中引起厌战情绪，促进了我军顺利攻城，减少了战斗伤亡。

　　(孙永和 口述 彭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