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9军战士守卫在卢沟桥下。
人民网北京7月7日电 (黄子娟、莫仕伟)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时间过去了83年,烽烟已经远去,歷史永在人心——之所以铭记和纪念,是对抵抗外敌入侵的流血牺牲者的缅怀,是牢记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是告诫世人受侵略的歷史不容重演。着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和平的关键在于国力的平衡,我们现在着力于发展,这是改变国际地位,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唯一办法。
积贫积弱,冲突爆发在所难免
“七七事变”的背后是国力对比问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负,日军直接跑到了卢沟桥中国守军哨所面前几百米处,搞“实弹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舋。徐焰认为,表面上看,“七七事变”是偶然爆发的,但背后也存在必然性。
“当年日本要侵略并企图灭亡中国,是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国策,至于选择何地进攻、寻找什么借口以及在什么时间挑起,则要视时机而定。自从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诏书,鼓吹‘开拓万裡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亲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日本那些疯狂的少壮军人,还经常不待政府首肯便主动寻舋,因而表面看似偶发的卢沟桥事变,实属必然。”
徐焰说,根据当时的军力对比,日本在华北的军力大概五千七百人,而中国的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有十万人。为什么五千多人敢挑战十万人?根本塬因在于当时国弱民贫,极为落后。即便中国军队进行了回击,在日本增兵之后,当时的北平、天津还是被放弃了。
徐焰表示,“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方面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八年持久抗战,直到日军缴械投降。
抵抗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
“七七事变”后不久,音乐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正如歌词中所唱“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中华民族由此开始,吹响了全面抗战的号角。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反抗展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徐焰认为,受到外来压迫,敢抵抗就是一种崛起的精神,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在抗战中逐渐成形。
“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从孙中山的叁民主义就已经开始。”徐焰表示,在此之前,中国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群众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世界概念。割地赔款也无所谓,地就是一人之私产,丢了就丢了。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没有当权者敢轻易割地赔款,因为民族利益,天下为公的观念已经产生。因此,中国近代尤其是抗战期间,整个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伟大的歷史过程。
自“七七事变”开始的抗争,带来的成效是显着的。从整个世界来看,中华民族的抗战让其他国家重新认识了中国,中国能够做到自立于世界,摆脱了殖民地的形象。
“尽管很穷很弱,但中国敢抗争,敢起来,那世界上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中国能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些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打出来的成果,古老的民族正是从那个时候焕发了新生。”徐焰如是说。
和平的关键在国力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影响国际和平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如何维持和平?徐焰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于国力的平衡。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敢于“欺负”中国,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而中国要与日本平等相处,首先实力要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中国发展强大了,中日才能真正友好相处,力量不对等,很难有真正的友好。当年,即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依旧没有换来日本的“平视”,因为中国仍然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核大国,发射了“两弹一星”,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但经济和科技实力仍然大幅落后于日本。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需要引进大量日本外资,向日本学习。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提升,军事力量大大领先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才逐渐“平视”。
所以,徐焰总结道,“一切取决于力量对比”,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国家现在着力于发展,“这是改变我们的国际地位,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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