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报道七七事变的记者，两个月后神秘失踪
来源：《同舟共进》2017年第7期 文/周树山   2024-08-21 15:41:1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事变爆发后不久，一位年轻人出现在战云密布的卢沟桥畔，他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下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时刻，并且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他就是第一个报道卢沟桥事变的记者方大曾。

　　用相机记录底层中国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的协和胡同。他的父亲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专业，曾在民国外交部工作，家境相对殷实。少年时的方大曾受过良好教育，喜爱摄影，母亲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断的练习中，他的摄影技术日渐成熟，并树立起关注社会现实的摄影理念。他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苦难百姓和底层中国，乞丐、流浪者、船工、纤夫、铁匠、请愿的学生……都进入了他的镜头，一幅幅画面中，他倾注了悲悯和同情，满腔的愤懑和无声的呐喊……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他用“小方”的笔名在画报、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有了一定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方大曾先在北 平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有条件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报刊杂志，拓展了眼界。1935年，方大曾到天津工作，和朋友们创办了“中外新闻学社”，并在其中担任摄影记者。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东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方大曾深深为祖国的命运担忧。日本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打着“自治”的旗号，成立冀东伪政权，方大曾以记者身份，用镜头记录下了在冀东伪政权的统治下，经济上走私猖獗，社会上黄、赌、毒泛滥的真实场景。

　　绥远前线

　　方大曾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绥远前线开始的。就其摄影的成就来说，也以绥远几十天的采访所留照片最为丰富，题材覆盖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各领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热河与冀东地区相继沦入敌手，1936年2月，日本在察哈尔得手后，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绥远。5月，日本人操纵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势力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同时拼凑了以土匪头子王英为首的一支武装，名为“大汉义军”。这些部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别动队”。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进攻绥远的详细计划，准备对百灵庙、红格尔图、归绥、集宁及包头等战略要地分别攻击，进而占领绥远全境。

绥军开赴绥远抗战前线，方大曾摄

　　“绥远危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紧急调派中央军五个师进入山西，抵抗入侵的日伪军。绥远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军事上作了相应部署。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绥远前线的兵力部署及作战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命令：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统领的骑兵军为绥远前线主力作战部队。11月15日，在日本军事顾问指使下，“大汉义军”进抵红格尔图附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绥远战役正式打响。当天午夜，傅作义、赵承绶抵达前线指挥。18日凌晨，晋绥军全线出击，一举击溃王英所部伪军，击毙敌方千余人。

1936年12月，绥远抗战前线的晋绥军机枪手

　　红格尔图一役初战告捷。傅作义决定一鼓作气，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凌晨，战役打响，很快，百灵庙被一举收复。此后，日伪匪军组织多次反攻，均以失败告终。12月9日，王英率少数残部逃归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引起全国人民热切关注的绥远抗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百灵庙收复后，日伪匪军曾疯狂反扑，在激烈厮杀的时刻，方大曾立即起程前往绥远。他在战地通讯《绥东前线视察记》中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

　　此时的北方大地冰封雪裹，“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绥道上的火车在冽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 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得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方大曾下车后，搭军用运输车经黄家村到达大六号镇，翌日上午，再次搭乘军用运输车由大六号到达贲红，然后徒步北行前往高家地。“塞北荒原上的路程，比起内地来总要较长一些，这四十里的路程，直走了五个多钟头才到。又因为逆着强烈的北风，所以更感觉特别的吃力，当黄昏时候到达高家地已是疲倦极了”。

方大曾从绥东前线寄给母亲的肖像照

　　方大曾在此停留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在他的战地通讯《绥东前线视察记》中，人们看到了战争的酷烈和艰难——张团长住在一个狭小的土房子里，在占满了全屋四分之三的土炕上，正中摆着一个炕桌，他独自睡在一边，另一边则让给记者。他的头旁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机，留心着每一次铃声。他为款待记者晚餐，特叫侍从买来一块豆腐，加入他平时的美食——盐水煮土豆中。在我们盘腿对坐在炕桌旁吃饭的时，他拿起这足有四两重的大馒头对记者说 ：“这两天才有白面吃，从前都吃的是莜面和黑面。”记者询以兵士们是否也吃这个，他说是的，不过兵士们实际并不愿意吃白面，这并非是白面不好吃，而是因为它的价钱较贵，因为他们都是吃自己的伙食。入夜，张团长拿了手电筒出去查勤，经一小时方回。睡到三更时分，记者从梦中冻醒时，见这位英勇果断的团长正把着耳机在和红格尔图方面谈话，原来他夜间总是枕着耳机睡觉的。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严寒中坚守阵地的哨兵，方大曾摄

　　方大曾的战地通讯记录下亲历亲见，行文朴实，展现出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可贵品格。同在绥远前线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一篇通讯中写道：“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远战争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

　　高家地采访结束后，方大曾谢绝了张团长的劝阻，前往红格尔图前线再行访问，当地驻军派出30人的骑兵马队护送。12月17日上午，方与范长江等前线记者一起，随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同乘一辆汽车离开集宁。1937年1月5日，方大曾完成了绥远前线的第二篇战地通讯《兴和之行》。此时，绥远战地的采访工作已告结束，方大曾检点行囊，还剩下一些胶卷，他决心翻越大青山，到绥北一带考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影像。

　　方大曾的采访计划受到军政官员的支持，汤恩伯军长要派汽车送他，但因山路僻远，道路坎坷，汽车无法通行，因此由王万龄师长借给他两匹马，并派一马夫随行护送。零下40度的塞外严寒没有阻退方大曾，他终于完成了这次采访任务。很多年过去了，从方大曾留下的数百张照片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荒原凛冽的风声和呼啸的子弹——这里有快速集结的部队，战前动员中举拳宣誓的士兵，行进在戈壁沙漠上运送军事给养的驼队;有守护在地堡边的哨兵，头戴防毒面具的防化兵、机枪射手，教堂内躲避战祸的孩子……

1936年12月，在红格尔图天主教堂内躲避战火的孩子们，方大曾摄

　　目击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方大曾即前往卢沟桥采访。当时的北平已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许多京郊外的百姓为躲避战火，不断涌向城里。方大曾在战地笔记里写道：“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

　　正午时分，方大曾听到两个消息，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二是日军有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发。离开宛平城，方大曾登上了战火暂息的卢沟桥，一路向西往长辛店而去。此时，卢沟桥西端的桥头已布满了我方军队的沙袋。中国守军听说方大曾从北平来，急切地问：“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方告诉他们，非但没撤退，还在增援之中。士兵们听后都极其气愤。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的五里路，是平汉铁路的要道，南下北上的列车因为战事全止于此。在一条街的尽头处，排列着众多阵亡的士兵尸体。抵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识到，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记者。

保卫卢沟桥之我军战士，方大曾摄

　　他采访这次战役的指挥官吉星文团长时，对方的手里正拿着一份电报，他对方大曾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还回不回北平?”在一座高坡上，方大曾看到了许多已经架设好的机关枪，路上的人都在往家跑。方大曾急着回去发稿，可卢沟桥是不可能再去了，他不得不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回去，就在方大曾离开长辛店后，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方大曾笔下的战争之惨烈，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让人心有余悸：“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急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着还杀伤两个敌人……”在写下这篇通讯的日子里，方大曾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

　　1937年7月28日清晨，再次奔赴卢沟桥时，方大曾已不再是孤身一人，与他同行的还有《实报》记者宋致泉及《新闻报》记者陆诒。三人所坐的列车距离长辛店还有25里时，前线的炮声隐约传来，方大曾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向中国腹地展开全面进攻，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边退却，一边作战，身为记者的方大曾也在平汉线北段与中国军队共进退，见证了敌人的凶残，亲历了人民的苦难，记录了我抗敌将士为保卫国土与强敌拼杀的壮烈场面。1937年八九月间，方大曾奔走于两军拼杀的战场，写下了《前线忆北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北》《保定以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文，并有《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之北平》《被日军占领前的天津》《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摄影报道。这些文字和镜头，向世界揭示了战争的真相。

军队演习，方大曾摄

　　从1937年7月10日到9月18日，方大曾的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哪里有战役，哪里有热点新闻，他就赶到哪里 去。采访中，他和范长江再次相遇，范长江回忆：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这是两位记者最后的告别。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向上海《大公报》发出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杳如黄鹤，再也没了消息……

　　837张底片

　　据方澄敏回忆，哥哥方大曾自1937年7月离家后，中间曾回家一次，席不暇暖，又匆匆离去。自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受阻，接着就是平津陷落，他有家难归，与家人音讯不通，正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唯有将全部身心投入抗战中去，才能稍稍纾解对亲人的思念。方澄敏说，哥哥带走了几十卷胶卷，他本来准备用它们去拍摄四川大饥荒的，据说四川百姓断粮，以观音土充饥。外敌入侵，他只好把它们用于抗敌前线。

　　后人注意到，方大曾自辗转于平汉线战地报道始，影像报道明显减少。居庸关隧道里的前线指挥官，敌机轰炸下逃难的百姓，美国驻华武官大战前夕对中国军队的访问……这一切理应进入他的镜头，随着方大曾谜一样的失踪，它们也永远地消失了…… 日寇进入北平后，因为担心敌人加害，方大曾的父亲把他存留的一些照片烧掉了。妹妹方澄敏保存下一个小木箱，里边珍藏着哥哥拍摄的837张底片。方澄敏明白，这些底片曾经纪录过一个时代，期待它们有一天能重见天日。

方大曾留下的837张珍贵的底片

　　台湾摄影师阮义忠先生得知后，登门拜访，说服了方澄敏，带走了50张底片。阮义忠返回台湾，冲洗出了这些照片，并把它们刊登在由他主办的《摄影家》杂志上。照片面世后，引起轰动，方大曾的名字和经历方为世人所知。这之后，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冯雪松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那位以“小方”的 笔名发表战地通讯和图片报道的青年才进入我们的视野。最终，方大曾留下的837张摄影底片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成为我们民族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