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二：庐山谈话前后，蒋介石是否完全放弃和平解决事变？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周渝    2024-12-15 17:07:11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 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

　　按照原计划， 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此时的蒋介石对形势已经看得比较清楚，战争既已不可避免，这次庐山谈话会的主题也从常规的征询意见变为共商御敌之策。16日，蒋介石在庐山图书馆召开谈话会，征集各方意见，也亲自草拟好抗战宣言稿。

　　在宣言发表前，蒋介石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卢案的和平解决仍抱有希望，甚至寄希望于日本天皇出面制止战争，认为“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即使抛开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还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近十日，日本只是“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宣战，是其无意激战，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外强中干之暴露也”。一番利弊分析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给自己打气：“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作为全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必须表现出不惜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决心，但其内心亦不免惴惴不安。就在发表完宣言的1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他认为日军使用不战而屈的套路已经暴露无遗，所以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到此时，蒋也没有丢掉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

　　狼烟北平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日方的角度来看，庐山宣言的确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其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事变爆发时，关东军积极主战，但日本国内主张和平解决的一方占了上风。第二阶段，关东军援军抵达天津，“支那驻屯军”态度也日趋强硬，国内大本营主张增兵迅速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声音开始高涨。第三阶段，蒋介石发表庐山宣言，日本主和派声音基本消弭，关东军、“支那驻屯军”与大本营意见达成一致——增兵华北，不惜一战。

　　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而言，打，尚未完全做好准备;不打，必然导致几年前“何梅协定”那样的屈辱重演。蒋介石当然希望我方的强硬可以逼迫同样没做好准备的日军让步，但他所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日方全面增兵，他只能坚决应战。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佟凌阁，第29军副军长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赵登禹，第132师师长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