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七七” 常存忧患
来源：2007/7/7 文/顾迈男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2016-07-07 10:02:10
“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选择
“七七事变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西山野营，学习如何抗日打游击。
突然间听见隆隆炮声，我们心想——出事了，赶紧回学校！”91岁的朱穆之老人坐在自家客厅里，回忆起7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清晨，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他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亲身经历。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近日，《瞭望》新闻周刊拜访了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朱穆之同志。他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亲历七七事变，是当年在民族危亡时刻投身抗日洪流的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之一。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朱穆之说，重温七七，70年来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还远未到终点，忧患意识应常存在心。
国破家亡奋起反抗
国家危亡是促使当年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最直接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时间，国破家亡的感受刺激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神经。七七事变，令中国丢失东北后，华北五省以及全中国也即将不保，“这是最后关头！必须奋起抵抗！”朱穆之回忆说。
1937年7月，朱穆之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影响下，走上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国家衰弱，人民的屈辱无法忍受。那时外国列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我少年时在上海就看到租界公园门口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被说成‘是猪，是拖着辫子、裹小脚的鸦片鬼’，称‘东亚病夫’算是好听的。”朱穆之对记者说，“国民党和旧军阀又是那么腐败黑暗，欺压百姓，令人伤心又悲愤。”
国家的命运与每个家庭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朱穆之，父亲经营小买卖，母亲摇线织袜，生活没有保障，童年就曾因战乱两次“逃难”，“国危家难存，我的亲戚中有上吊的、有投河的，真是可怜！”朱穆之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朱穆之正在北京上学。他回忆说：“‘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北平一日数惊，越来越萧条冷落。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寻衅滋事。鸦片、白面公开贩卖，日本货充斥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店铺。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除了奋起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1933年，我进北大时，学生相当活跃，有各种活动。1934年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北京之后，大肆镇压逮捕进步学生。各学校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反而在暗中逐渐扩大了，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屈膝媚外、腐败黑暗、特务横行的情绪越来越普遍。”朱穆之回忆道。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朱穆之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组织、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游行及其他革命活动，后来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朱穆之和北京的一些进步同学也开始积极活动，组织慰问团多次到广安门慰问驻守北京的29军战士，还到在北大三院宿舍建立的伤兵收容站为士兵演唱抗战歌曲。
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朱穆之和多位同学于8月初乘火车离开北京逃往天津。
迎着敌人，挺进到敌后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无心抵抗，日本军队推进速度极快。由北京到济南，由济南到南京，日军沿着交通线向南，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这条路线也正是离开北京的抗日学生逃亡的路线。
1937年8月初，朱穆之和同学来到天津。他随身带着自己的皮箱，还有一个以为是哪位同学落下的“帽盒”，在出站口差一点受到日军搜查。他后来才发现，那个“帽盒”里装着的竟然是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抗日文件及传单。“如果那时被日本人发现，脑袋就没了。”朱穆之把这段经历当作笑话，说了出来。
此后，他又和同学们一起辗转至济南、南京，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南京，原名朱仲龙的他改名为朱穆之，表示崇尚岳武穆（岳飞），精忠报国。
经进步作家介绍，朱穆之参与了有我党领导背景的南京《金陵日报》办报工作，为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写过评论。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随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撤出南京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大批热血革命青年选择到敌后去，迎着日军袭来的方向前进，朱穆之也是如此。在当时，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
南京陷落后，朱穆之先是随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进步演员组成的演剧队，从芜湖乘民船溯江而上前往武汉。这个剧团且行且演，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朱穆之说，每次演出前，他都向群众发表演讲，宣传抗日。1937年底，朱穆之到达武汉。然而很快，武汉也面临陷落。
在武汉，有北大的同学约他一起南下组织“青年救国团”，但此时的朱穆之强烈地渴望到前线参加作战。正好有同学要回鲁西北老家（当时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朱穆之毅然与之同行。“那时有一股热情，不怕危险，也不怕牺牲！”朱穆之说。
当时，敌后根据地的情况非常复杂和危险。1938年春，朱穆之在山东聊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八路军津浦支队负责组织青年培训班。一次，津浦支队政委一行在向组织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杀害，朱穆之被误认为一同遇难，聊城《抗战日报》还专门撰文悼念他。在今天，这段经历也成为朱穆之口中的“趣事”。
“国民党在山东也有‘抗日部队’，但像过去一样腐败，令人失望”，朱穆之回忆。由于共产党在敌后积极活动，领导和发动群众抗日，国民党政府也着急派人来“争地盘”，可国民党的嫡系干部不敢来，派到山东的大都是原西北军的人。此时，朱穆之受党组织委托出任国民政府临清专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到了那里。“他是来摘桃子的，”朱穆之说，“我们组织了群众团体的座谈会，邀请他参加，质问他为什么抛弃老百姓自己逃跑？问得他张口结舌，非常恼怒”。
共产党凝聚了全民的抗日意志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朱穆之曾参与统战工作，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军官周旋，阐明共产党一致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在他的争取下，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反共高潮中曾应承“中立”。1941年春，129师领导决定调朱穆之任平汉纵队秘书长，同时任太行第六军分区政委。日本投降后，朱穆之又奉命做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的工作，后来实现了起义。
8年的艰苦抗战中，成千上万和朱穆之一样的青年志士投入抗战洪流中，浴血奋斗。但朱穆之认为，“个人的作用只是涓涓细流。在艰苦危险的敌后，共产党是最坚决的抗日力量，在抗日的最前线发动和团结了群众，满足了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家园的急切愿望”。朱穆之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能吃到小米就很不错了，有时只能吃野菜和糠。朱穆之说，当时战士们依靠步枪，甚至用梭镖与有优势装备的日军作战。1942年至1943年，日军从正面战场腾出手转而攻击敌后根据地，根据地缩小，又恰逢天灾不断，粮食奇缺，抗日军民经历了最困难的阶段。
“没有想过要打多久，非打不可，就是一门心思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朱穆之告诉记者。
1945年，抗战胜利比预想的快到来了。以史为鉴，朱穆之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真正到了存亡关头，人民觉醒，一心抗战。这个时候，是共产党把全国人民、尤其敌后群众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团结起来，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忧患并未过去
七七事变至今已经70周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也已35周年。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正确处理中日关系，成为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朱穆之的后半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为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特派记者。1947年，他调入新华总社担任领导工作，直至1978年。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朱穆之，仍然保持着令很多青年人都难以企及的敏锐思维。
谈及中日关系，他表示，从抗战岁月走过来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都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抱有极大的仇恨。但是应该把他们与日本人民分开来看待。事实上，在抗日战争岁月，中国人民也是这样做的。那时一些日军战俘被我方争取过来，还帮助我们训练军队，做其他工作。
“从古至今，中国从没有侵略过日本，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我们始终认为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今后也是一样”，朱穆之说，“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国内妄图否定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我们也必须坚决斗争”。
在这位见证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老人看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内忧”和“外患”，认清中国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不会主动邀请中国与它们平起平坐，他们对中国的怀疑、分化的企图从未改变，这从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崛起时西方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争取最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同时，也必须坚定地沿着英烈们用鲜血铺就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而更重要的，是团结人民，自强不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斗争岁月，没有过悲惨的生活和受屈辱、被压抑的心情，没意识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朱穆之十分动情，“中国共产党成立86年来，历史事实证明新中国是蒸蒸日上的。面对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通过改革积极解决。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