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次日的中国各方势力的反应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余育国   2016-11-21 16:32:13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应是事变前方将士的心声，从军长到师长到旅长到团长到营长，到一般战士，都是这样的心声。

　　—副军长秦德纯命令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秦德纯（1893—1963），字绍文，山东沂水县人。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责，并兼任北平市市长，管理冀察军政事宜。

　　“七七”之夜，约在11时40分，秦德纯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秦德纯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1时，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要强行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副军长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令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命令吉团长，派官长侦探丰台方面敌人动态。到凌晨3时半，接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1营，附山炮4门及机关枪1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秦德纯当即对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并以此处置通知冯治安师长。

　　7月8日拂晓约4时，日军已在宛平城的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其外交人员进城，继而要求武官进城。秦德纯授意吉星文团长与时任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予以拒绝。

　　日方武力威胁不成，便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秦德纯命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300—400米）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在8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驻有二十九军步兵1连，同日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日军曾将铁桥南端占领，二十九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9日拂晓前，秦德纯又调遣长辛店的驻军，协同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雨纷纷，敌人疏于戒备，二十九路军官兵精神抖擞，轻装上阵，持步枪、手榴弹、大刀，秘密接近桥南端，出敌不意，将该敌悉数歼灭。

　　—师长冯治安指示，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坟墓

　　冯治安（1896—1954），字迎之，河北故城县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驻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便向冯治安请示办法，冯当即指示：“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8日凌晨4时50分，正当中日双方代表在宛平城里谈判时，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3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

　　卢沟桥事变后，冯治安与秦德纯、张自忠等紧急会议，冯积极主战，获得全体的赞同。8日下午，宋哲元从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冯于当晚下反攻命令，午夜，三十七师一一旅从长辛店调来第二营，与第三营配合，首先截断日军的后路，并组织大刀队夜袭龙王庙和铁路桥上的日本侵略军，大获全胜，坚守了阵地。当时日军兵力单薄，害怕被歼，立即派人疏通，答应撤兵，因而我军全面反攻命令没有实施。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当天又致电南京何应钦，除报告反击日军战况外，还表明决心：“彼方要求须我方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冯还下令北平各城门紧闭，派兵扼守，各重要路口都堆积沙包，随时准备消灭入侵之敌。

　　—旅长何基沣挥师血战，死守宛平

　　何基沣（1898—1980），字芑荪，河北藁城县（今藁城市）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

　　1937年6月，驻丰台日军频繁进行演习，引起了何基沣的警觉。为防不测，他令部队加紧操练。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何基沣立即向军部报告：发现敌军集结，假若他们敢冲过桥向我们放第一枪，我们坚决还击！当日军向卢沟桥发起进攻时，何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线，向挑起战火的日军猛烈还击。在他的指挥下，官兵奋勇杀敌，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恼羞成怒的日军遂以飞机大炮猛攻宛平。何基沣挥师血战，死守宛平。日军伤亡惨重，指挥官田代中将被迫剖腹自杀。日军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提出与中国军队谈判，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何基沣临危受命，与日方代表谈判。会上，日方代表樱井提出中方撤出宛平城和向日方赔礼道歉的无理要求。何基沣听了拍案而起，怒斥樱井：“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军队也不是好惹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这次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你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话刚说完，何基沣就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等人面面相觑，再也不敢开口。消息传出，国人振奋！

　　—团长吉星文组织敢死队，坚守卢沟桥

　　吉星文（1908—1958），河南扶沟县人，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族侄。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

　　1937年6月，二一九团奉命调往卢沟桥。7月7日夜，日军向二一九团阵地开炮轰击。吉星文向冯治安师长请示同意后，立即命令守桥部队还击。日军遭到反击后，竟然派兵杀害我执勤官兵并将我桥头堡占领。吉星文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因为卢沟桥一旦失守，整个平津局势将动荡不安。在这民族危急的关头，吉星文提出，卢沟桥坚决不能丢。7月8日晚，吉星文进行了精心安排：一、将日军要进宛平县城搜查的事，交给王冷斋专员应付；二、宛平县城防务由姜团副负责；三、自己带人悄悄出城，直奔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议。他分析形势，鼓舞士气，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在他的号召下，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当时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星文亲自挑选出150名精干人员，编成5个组，敢死队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两枚，大刀1把，准备出击。敢死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在20分钟内，将几十名日本兵全部消灭，一举夺回了桥头堡。吉星文立即把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向上级作了报告。日军吃了亏，疯狂向中方阵地炮击，企图再次夺回桥头堡。由于二一九团的坚决抵抗，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金振中打响全面抗日第一枪

　　金振中（1904—1985），河南固始县人。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营长。

　　1937年，金振中营驻防宛平城。该营为“四四”编制的特大加强营，辖4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1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该营还收编1个保安队（连），合计1400余人，相当于半个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配有一挺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7月7日晚上10点来钟，城东铁路桥涵下走出一队日本兵，排着4路纵队，每队十几个人，全副武装整齐地向东门走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头头走在前面，到城下用中国话叫门称：“我们演习时丢失一人，要进城搜查！”带班的马排长在城上回答：“城里没有你们的人，不能开城门！”城下日军坚持要进城。在剑拔弩张之时，只听“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声，一颗子弹从日军队伍中射出，擦着城墙飞向夜空。随着这枪声，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及山炮急风骤雨般射向宛平城，城上守军被迫还击。三营长金振中立即登上城头，直接指挥作战。敌人火力太猛，为了减轻东城的压力，金振中营长随即令十连出西门绕北城向东穿插。十连官兵如猛虎下山，先驱逐瓦窑车站之敌，他们高喊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杀向敌群，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夺回了车站。队伍随后向南展开，火力直接威胁沙岗子敌指挥部。敌人是沿铁路向南展开队形，我军是从北向南打，正好来了个“穿糖葫芦”，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金营官兵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气象猛鸷，独冠三军”的英勇气概，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当时，二十九军规定的联络信号是用手电筒蒙上红绿绸子，敌人也是用红绿灯，造成双方互相误会，当队伍冲上去就混打到一起了，敌后有我，我后有敌。在黑暗中只要不说话，谁也不好下手，因此双方伤亡不大。翌日凌晨3点钟，东方有些发白，双方军服的颜色还分辨不清，却发现日军帽子后边有个“屁股帘”，这正是大刀砍的靶子。日军刺枪术不错，但不如大刀来得利落，刀起刀落寒光凛凛，杀得敌人不是少胳膊断腿，就是做了无头鬼。这一场恶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伤亡惨重；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个19岁的战士，连砍日军13人后壮烈牺牲。

　　—战士黄胜时带伤参加肉搏战

　　黄胜时1919年生，山东单县人。时为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九连三排九班战士。当时营长是金振中，连长是张广庆，排长是张吉甫，班长是王继善。

　　黄胜时回忆当时的情况：7月8日下午的战斗中，一个日军欺他个子矮，刺他右下颌。他趁势砍伤其左小腿迎面骨，又用大刀猛地刺进了对方胸膛，结果了对方性命，夺得大盖枪一支。随即又带伤参加了肉博战。在那些日子里，白天他躲在战壕里，热得要命，只有在夜里才敢出来凉凉风或到永定河边喝口水，洗个脸。特别是开战后的7月8日与9日，一场战斗退下来，满脸战尘，困倦地翻眨着眼皮，吃饭时才露出白牙，要不是听说话声音，朝夕相处的同班战友也认不出来。

　　这天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通电全国倡导抗战

　　毛泽东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一点也不晚于蒋介石。

　　1937年7月7日夜间11点多，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军要求进宛平县城寻找失踪士兵的消息。时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后，当即吩咐担任编辑工作的向仲华、左漠野，把消息送到毛泽东住处。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住在延安城里。毛泽东看过电讯后，就叫秘书拿来一张地图放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查看。看完地图后，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任新华社社长）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得知中日已经交火，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一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8日，新华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发出了战斗的号角。

　　也许正是由于共产党及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和主张，战后一些日本人，据此诬陷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这也是最为歹毒的谣言。日本人坂本氏在《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史实》的结论部分中，叙述了中共计划说：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事件的数月之前，就进行了对日抗战的准备，在卢沟桥附近的该军，7月6日作了战争部署，从7日夜到8日晨向日军3次射击。事件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于8日向全国发表了对日抗战通电。由此可以判定，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是中国军队根据共产党的谋略，有所准备，并抓住日军夜间演习之机，暗中挑起的。

　　正在焦急之际，7月8日，即整军会议的第三天，重庆的大街小巷上忽然响起了一片同样的声音：“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名军士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部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报童稚嫩的叫卖声立刻震动了整个山城。《号外》虽比巴掌大一点点，却承载着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面对这一群激动的将领，会议无需继续，匆匆通过了整军决议，何应钦宣布散会。正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于是何应钦顺利地宣布了整军会议决议，实现了川军的国家化，这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7月8日这一天，何应钦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径直飞返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应变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杨虎城热望回国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通过新任陕西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杨虎城“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威逼杨虎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蒋介石即以中央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不得不离开上海，告别祖国，远去他乡。一行出国6人，夫人谢葆贞和次子杨拯中，参谋樊雨农、秘书亢心裁和那位外交部派来的、底细不清的译员王麟阁。豪华的邮船上每晚都有舞会，但杨虎城却无心去跳舞。他常独自来到甲板—边，思考中日问题。

　　7月8日，结识的一位爱国华侨突然匆匆找来，急切地说：“杨将军，我刚刚从广播中听到，日本兵又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闹事，守军还了枪。”

　　“守军还了枪”！杨虎城又惊又喜，赶紧奔回舱里。参谋和秘书都已睡了，他唤醒他们起来收听广播。果然，他们收听到了。可惜消息太短。还枪的结果如何，全无下文。挤进来的翻译王麟阁就讲：“恐伯是局部事件，偶然走火。”

　　不等他的话说完，杨虎城已经迅速作出了他的论断：“恐怕不是这样。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在卢沟桥见到效果了。还有，周恩来是和我同机飞到上海来的，他转到南京，一定是谈判很成功。正因为谈判很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抢先一着动手了。好，国共的二次合作只能成功，不会失败了。”他说着，想着，是越想越得意，突然朝自己猛击数掌，自责道，“为啥你还出国？前后只差7天。7天，你就把战事等上了。7天，你就可以请缨带兵到卢沟桥畔了，7天，你就可以表明谁是真心抗日，谁是软骨头了。迟钝，可怕的迟钝！”

　　杨虎城又给了自己几掌，而且越打越狠，惊得几个人又拦又劝：“究竟卢沟桥响枪能起多大的变化，杨将军，你还是等等看。”

　　杨虎城摇头：“不能再等再看了。”他作出决定，立即拍一份电报给宋子文，询问卢沟桥响枪的经过。

　　隔了两天，宋子文由上海拍来一份电文，卢沟桥战事已停。隔了一天，宋子文又来一份电报：“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怎么又是三句话。杨虎城一声长叹：“抗战是逼出来了，不打也得打了。可这样打能打主动？能打胜利吗？”他焦灼得气闷，独自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在甲板上转了几转，杨虎城回来了。他拿定了主意：“代我拟一份电文给宋子文。我准备到了旧金山立即回国。我想他会帮忙的。”几个人都惊住了。这么精明透顶的杨将军这会竟会忘记他是被逼出国、变相放逐的。但杨虎城浑身都在燃烧，他想到的是今天抗战的烈火已经点起，人家作为军人在卢沟桥抗日，自己身为军人却将去国外，于是口授电文，要求在电文中加上“作为军人，虎城应死疆场，岂能漂流海外”的字句，他是不顾一切，决心回国了。

　　这天的民主人士

　　—宋庆龄营救抗日“七君子”

　　进入1937年7月，宋庆龄一直在为“七君子事件”而奔走。

　　事件发生于1936年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人。因为这7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7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辑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7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

　　在法院对“七君子”案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5日，宋庆龄与其他救国入狱运动发起人赴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并与高等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宋庆龄的这一激烈行动，立即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1937年7月8日，国内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报道了审讯情况。法院没有量刑，只言沈钧儒等7人“危害民国”，但证据尚未调查完备，尚有继续羁押之必要，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将该被告羁押期间自本年7月5日起延长两月。但在7月8日，宋庆龄与“七君子”一道，提出“羁押为时已久，请求迅予审判”，若无罪，应予释放，以利抗日。7月31日，“七君子”获释。

　　—胡适准备参加庐山谈话会

　　召开庐山谈话会，征求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关于抗日救国的意见，是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决定。会议由国民政府主持组织。七七事变前，胡适曾两次收到国民政府汪精卫要他参加庐山谈话会的邀请信。1937年7月7日下午正当他准备动身，这时，北平市长秦德纯邀请他和梅贻琦、傅斯年等20余人到市政府谈话，报告局势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晚10时才散会。

　　7月8日，胡适离开北平南下，赴庐山参加战时咨询机关“国防参政会”，与周恩来、蒋百里、梁漱溟等30余人受任为国防参议员，共商抗战大事。途中，他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胡适看到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意识到自己一直存有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想法很难被接受了；而且蒋介石面对北平的情形和民情的激愤，也必然决定抗战。因此，在即将召开的谈话会上，他只能劝蒋不能放弃河北。不过，如果事态不再发展，还是要力劝蒋介石不能放弃和谈，以赢得抗战准备时间。

　　胡适的这些想法，一周后得到了证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由胡适、江恒源、朱经农、梅贻琦等人参加的教育组谈话会，会上胡适发表了他对战时教育的意见。同时，胡适又认为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还不充分，开战必付出代价。但胡到庐山后，鉴于大家异口同声倡言抗日，蒋介石也下了抗战决心，于是只得从众。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他彻底主张抗日了，终于放弃了“和平的梦想”。

　　—张澜写诗抒发抗日情怀

　　七七事变发生之时，张澜正在四川，他一方面了解川北灾情，忙于救灾赈济工作；另一方面十分关注在重庆召开的川康整军会议。1937年7月7日，他发表了《希望于整军会者》一文，略谓：“川民苦于税重久矣，当二十四年春间，一年四征；二十六年度预算，田赋收入，犹复列为一年三征。是川民之疾苦，实较国内任何省之人民为甚。……不能使川民为法外过重之负担，应将一年三征改为一年一征。……若整军而后，人民负担并未减轻，……使川民无以喘息，……亦非收拾人心之善策。”

　　7月8日，张澜得知卢沟桥事变消息，早已蓄积在胸的抗日激情喷涌而出，他无法按捺心中对日寇的愤怒，向《新民报》投寄了气势雄浑的诗作，表达了对日寇侵略行为的无比愤恨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诗云：

　　华北鲸吞谋久蓄，亚东狮吼睡初醒。

　　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痛饮倾。

　　“塘沽”“何梅”两协定，丧权忍辱祸遗今。

　　此时抗战须先决，万骑平郊寇已深。

　　雄才救国经尝胆，童子为殇愿执戈。

　　民族复兴堪自信，终须还我旧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