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文明等级论下的知识霸权与政治无意识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伍勤   2017-01-07 11:26:06

　　为什么中国现代史上的“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在历史教科书中都在使用“事变”这样一个中性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主编的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集《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的作者之一郭双林在6月24日于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该书的研讨会上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起诉书中提到，日本人称‘事变’而不称为‘战争’，是因为他把中国人不当文明人看，也就是说《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公约）对中国人是不适用的，‘事变’这个概念是日本人用的，后来因为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我们现在依然在政治无意识之下，在沿用这些概念。”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刘文明也提及，“甲午战争中国人挨打时，西方的媒体在当时并未表示出同情，正是因为日本人的野蛮之战打着文明军的旗号，所使用的文明话语投合西方媒体所好，西方认为日本人代表的是文明，清政府代表的是野蛮，这种文明等级的话语是深入到当时世界的很多大事件之中的。”

　　刘禾把“文明等级”称作“一个关乎‘人心’的地缘政治”。随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文明等级便应运而生，就此便有了潜入我们无意识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以地球空间为轴线、以人心为轴线。

　　文明等级论下的知识霸权与政治无意识

　　文明等级是什么？“欧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级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这套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归为savage‘野蛮的’、barbarian‘蒙昧/不开化的’、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 civilized‘文明/服化的’以及enlightened‘明达的’（今译‘启蒙’）五个等级。” 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文集的导言中写到，“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19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

　　在19世纪西方进入非西方世界之后所形成的基本秩序，在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看来，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完结，而且这个秩序使得原本我们可以运用和思考的资源变得没有可能。文明等级论、现代化论，某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底色的进步论都是支配今天主导性的意识形态。

　　世界秩序不光是用枪炮组成的，而且也是用知识和科学组成的。（作者之一孟悦语）。在各种学科纷纷建立的19世纪，在另一位作者、地理学家唐晓峰看来，过去只强调了科学思想的诞生，而忽视了那个时代作为政治时代的背景。当开始思考“这些学科由谁创造，并为谁所用”这样的“学科史”问题时，就不难发现“欧洲中心论”、“殖民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幽灵。文明论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为欧洲建立了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而欧洲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随着知识谱系的同构，已经演化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这一套文明等级也早已被我们接受和再生产。

　　在这里，回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或许有重大的意义——重新思考既成的知识范式在其生成的过程中是如何强化一些、又省略另一些。而倘若不对学科史进行思考和批判，这些既成的知识就遮蔽了我们想象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这一文集，由刘禾召集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在学科分界壁垒森严、学术职业化、思想与学术脱节的时代（商伟语），从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跨学科尝试做学科史的批判。作者之一程巍认为这一文集的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把笼罩在我们眼界里的东西打碎，你在对历史有另外一种想像的时候，才可能跟西方商讨出一种更加具有让人变得自由平等的东西。”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语境之下，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后冷战时代、福山宣布的“历史终结”之后，我们如何重新谈‘文明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说：“一方面我们是对这样一个支配了近代世界秩序，支配了世界权利的分配的关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中国有自身的传统文明论，也进入这一讨论的语境。”商伟警惕到：今天重构“文明论”，是否能避免帝国主义的逻辑，民族国家的逻辑？避免了这些之外，另类（alternative）的可能性在哪里？

　　另一种想象世界的可能性

　　当文明等级论进入中国，成为参照系时，对于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历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鲁迅研究学者孙郁怀疑这一“进步论”的参照系对我们而言是否真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快百年之际，回头看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忍痛进行自我批判。他们知道这种批判有的时候会有失我们民族的尊严。这一百年里文言文消失了，古老的话语表达方面消失了，我们越来越融入到世界村。”孙郁指出鲁迅先生晚年所选择的左翼道路，也许就是避免在文明等级论中来思考问题，这是他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汪晖以章太炎的思想进行补充：“《四惑论》提出‘进化’、‘公理’、‘唯物’、‘自然’；而《五无论》提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这些思考，就是对于文明等级论的批判。章太炎后来写“齐物平等”，在《齐物论释》里提出的“破除名相”，就是打破今天这一套知识分类学所提供的霸权，知识的霸权、名相的霸权所构成了一个所谓的秩序。

　　而这一文集所提出的关于“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的思考与批判，在汪晖和孙郁看来，是接续了从近代以来很多的思想家、知识分子的思考——而这就是另一种想象世界可能性的前提，也是政治性语境和政治思考的可能性的方向，是汪晖意义上“否定的公理观”。

　　汪晖进而谈及中国曾经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历史作为另一种想象世界的可能性。中国革命试图借鉴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包括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以来延续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建立一新的普遍主义，如果说近代世界有一个争论，有一种所谓秩序性的萌芽的话，这些秩序性的要素并不只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创造的那个形式秩序直接的物质化。恰恰是在这个反抗、博弈和斗争当中产生出的力量，所以这是它的另外一个政治的可能性。

　　在汪晖看来，尽管中国革命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以至于现在有一个否定革命的思潮。但是如果任何人忘记二十世纪对这个秩序的抵抗，从当中重新梳理出里面的那些要素和可能性，我们可能又真的就回到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当中去，在很多层面在再造这个秩序。而这本对于文明等级进行批判的书，也正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太接近那一套我们在革命史上曾经反抗过的秩序？

　　世界秩序还是世界失序？

　　李零把我们所处于的时代定义为“后冷战时代”，在他看来，这个后冷战的时代丝毫没有什么太平气象。

　　汪晖调侃讨论的这一主题“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更确切的说法应为“世界‘失序’与文明等级”。“这么多的战争和失序，不断的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着野蛮的宰制，你可以说是秩序，也可以说是失序。”

　　“现在东海、南海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性，我们常常忘了，现在我们都要按照这一套新的清晰的秩序来界定内外和边界时、以为这是解决冲突之道时，反而使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这在汪晖看来，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旧政治秩序变成新政治危机的根源——区域中边界模糊的秩序被清晰化，不过是形式主义的国际法所决定的，而正是主权秩序这一决定的权威性，使得平衡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些秩序。

　　“今天的金融化、电子化中又出现了新的“失序”，黑客的世界、政府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力量在网络世界里面互相竞争。所谓的边界，所谓的主权的博弈关系，就好像当年的西班牙海盗、英国海盗、荷兰海盗，包括他们的国家之间互相竞争，形成那一套国际法的秩序。”

　　在研讨会召开的当天，传来了英国公投退欧的结果。汪晖感慨道，“欧洲想要形成秩序，今天英国要退欧，很可能下一步就是英美同盟，或者又出现了什么轴心世界，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原标题：世界“失序”的今天，文明等级论的幽灵仍在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