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二）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7-05-16 09:07:22

　　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

　　就在红军长征之时，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有人这样描述1935年底的时局:“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对于华北事件迫使中国陷入的空前民族危机，如何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对苏联形成了威胁。为苏联对外政策服务的共产国际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共产国际七大的议程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与此同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主张将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利用各种形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936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这一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重要通告，在1935年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对中国国内的抗日联合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即使“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甚至处于“敌对行动”，为了救亡图存，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还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的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内容。但从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于当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后，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情况，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的局势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还指出，除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

　　此时面对日本在华北咄咄逼人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态度也开始有所强硬。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

　　1937年7月15日，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毛泽东于8月10日为此专门回信章乃器等爱国人士，感谢他们“善意的批评和希望”。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爆发任何内战都有助于日本强盗的黑暗勾当”，“现阶段一切都必须服从反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战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即“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实行“联蒋抗日”政策。1936年7月的这三件事，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从“抗日反蒋”，开始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为此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了一系列主动的姿态: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子文，指出“当今寇深祸亟”，“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坚决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转向日本侵略者，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指出，为了“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已经完成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准战时体制。日本军部已制定了周密的1937年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并以大量增加在中国驻军，开始频繁的战前部队演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此时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进抗日，却遭到蒋介石先后派遣的10个师的堵截。在蒋的命令下，令东北军等部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同年5月26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边区剿共总指挥，并以重兵调往潼关洛阳等地，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加紧向陕北根据地进攻。

　　就在此时，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于6月1日宣布“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也决议吁请国民党对日抗战，史称“两广事变”。在收买分化广东陈济棠部后，蒋介石迅速调集50万大军对广西进行包围，企图一举消灭桂系。为避免内战，刘斐作为广西代表，于8月中旬前往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办法。“委座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方面说，只要委座领导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岂不是替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而自速其亡吗?”对于刘斐的质疑，蒋介石回答说:“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

　　然而在中共的努力下，红军此时已经与受蒋之命在西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达成一致，从战争状态转变为“三位一体”的团结，形成了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1936年10月15日，中共单方面发布了停战命令，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宣布仅在被攻击时实行必要的自卫。然而10月22日在平定“两广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于12月4日亲率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飞赴西安布置“剿共”，表示“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颁发对红军的总攻击令，并对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若违抗“剿共”命令，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第十七路军(西北军)调到安徽。在12月12日颁布的第6次总攻红军令中更是明确，如张、杨两部违令，将解除其武装。

　　在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对外抗战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高级随员十几人。“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如此突然，甚至连日本也在震惊和茫然之下，对国民政府保持了短暂的平静时期。而对于中国国内，许多人欣喜地看到了全面抗日的希望:“‘双十二事变’后，蒋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