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日军又来了。
这一天，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
日军攻占卢沟桥
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这位日军大尉的日记，后来成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档案。日记里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记述，支离破碎且前后矛盾：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到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样子……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即宛平城城墙)，以及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夜……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训练完毕。为了休息到次日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演习终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了晚上尽量不用军号。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终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但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
日记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一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其余的叙述，诸如“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以及“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等等，后来都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记载对照，只有一点与这篇日记记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后经查实，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当晚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清水节郎所说的子弹飞来的方向，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存在。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当晚因为闹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来。对此，清水节郎明确无误地再次向驻军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长报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宛平县城，卢沟桥以及日军演习区域。
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
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与冀察政府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起，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县长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军中“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况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坚持日军必须进城，强调王冷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企图胁迫王冷斋当即速订一个有利于日方的协议，从而使日军不战而得宛平城。
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原则。双方正僵持中，有人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五六百人，携带六门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向卢沟桥方向开进。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与樱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秘书斋藤栗屋一起前往现场。车行至距宛平城约两里地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已被日军占领，机枪大炮架设着，日军士兵都横着刺刀。寺平忠辅认为已达到了威吓中国县长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宛平城的要求：“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再次予以拒绝。寺平忠辅凶狠地说，之前日军经常穿城而过，今天不能进去，这显然是中国方面别有用心。
王冷斋县长认为自己守土有责：我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辅接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时，日本指挥官森田(森田彻)联队副，胁迫我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他们两人这种举动大似绑票。我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
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进城调查。就在中国县长与日本辅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三时，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枝只用了两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
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计划称之为“宣传计划”，这完全符合日本人阴暗诡秘的心理——这份“宣传计划”显示出日军好战军官的毒辣：
首先，“必要时不顾敌我双方的损害，果断地攻击”，“占领卢沟桥”，“至迟于九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城”。其次，“立即将秦德纯、冯治安绑架至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这一任务由北平特务机关实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援助。至于如何对付尚在山东老家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传计划”拟订了五种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车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让其乘坐飞机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严密监视;四、让宋哲元去青岛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济南的特务机关“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实施。——谁都明白，日本特务机关的“最后手段”是什么。
此份“宣传计划”还附加了特别“说明”，强调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之行动”。只是这种宣传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多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发生在卢沟桥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上述“宣传计划”已经显出些许端倪。
宛平城的谈判依旧在僵持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的爆炸声，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等不及了，于凌晨四时二十分向宛平城内开炮了。
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五百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报告。冯治安师长的命令十分严厉：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中国守军扼守宛平城东门，任日军如何冲击，城门坚固如铁。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
据守在卢沟桥的中国机枪手。
伴随着炮声，谈判双方的情绪都异常冲动。中国军队宛平城守军三营营长金振中，这个态度强硬的中国军人，坚决不允许日军踏入宛平城，过去不允许，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日方威胁说，如不允许，就要动用武力强行占领。怒火万丈的金振中营长踢翻了桌子，几乎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
此时，日军正面攻击宛平城未能得手，随即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防区。两军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约七十多人，而日军有两个中队五百多人。在日军的轮番攻击面前，中国士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用大刀进行白刃战，日军伤亡百人以上，两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从兵力对比上看，这近似一场蓄意屠杀。
天亮了，雨云密布。
七十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此刻，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
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第一封电报的时间是凌晨五时五十四分：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二十二时四十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八日十时二十分，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封电报：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时，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五时三十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说：“鉴于六年前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时使用的“诡计”，东京的军政要员们一致认为，中日两国这次是“又干起来了”。
在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上，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内部形成了“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在侵华问题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分歧仅仅在于选择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上。
“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为代表，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并格外担心苏联会从远东方向出兵夹击日本。——“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不扩大派”认为，在没有动员十五个师团，“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筹备五十五亿日元军费、作战期限限时于半年的条件下，全面出兵中国将是一种失策。
相比“不扩大派”，日本军政高层中“扩大派”的人数众多，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军力，就可以征服中国。永津佐比重甚至扬言，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至于对苏联出兵的担忧，“扩大派”更是不屑一顾，认为苏联正在经历政治大清洗，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处决了，严重的军心涣散将导致苏联无力介入。而英国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牵制，美国因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会介入远东战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于日本非常有利，应该利用卢沟桥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此，杉山元大将上奏天皇，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队，“事变大约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日本关东军军官几乎都是“扩大派”，得知卢沟桥“又干起来了”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为此，他们报告参谋本部：“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及空军一部作好立即出动准备。”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那个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点火人——此时已经跑到了天津，建议关东军和驻屯军联合起来，对中国华北地区发动全面作战;而关东军参谋辻政信甚至跑到了卢沟桥，直接对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七十三岁的皇族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未理部务，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因此，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主持。作为“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八日晚六时四十二分，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临命第四号”指示，向中国驻屯军发出了命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遭到“陆军部内的强烈反对”。陆军部的军官们已拟出向中国增兵的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共赴中国华北地区作战。海军部也下达了命令：“一、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防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八日深夜，陆军大臣杉山元下达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七月十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这样，日军等于又“增加了四万兵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刚一下达，中国卢沟桥再次爆发战事。
黎明即将来临之时，大雨又至。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二营由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于河西岸向日军发动了反击，双方在铁路桥和龙王庙阵地的争夺中反复拉锯。为夺回并巩固阵地，何基沣旅长亲自率领西苑驻军前来助战。二一九团组成突击队，乘着夜色用绳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新的一天到来时，夺回了阵地的中国士兵站在永定河铁路桥上，背着的大砍刀在薄明天色的映照下寒光凛冽。
卢沟桥事变犹如一道大堤出现的一条裂缝，裂缝迅速扩大，以致洪水汹涌而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何等的贫弱，自己的国民曾经何等的隐忍，但是，因贫弱一直隐忍的国民不等于没有国家与民族尊严的最后的底线——骤然间，底线的堤坝轰然垮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一位名叫麦新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这首名为《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歌曲，墨迹未干便怒吼于整个中国。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八日上午，他收到了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日军驻丰台部队炮四门，机枪八挺，步兵五百余人，自阳夜十二时起，借口夜间演习，向我方射击。企图占领我卢沟桥城(即宛平县城)，向该城包围攻击，轰炸甚烈。我驻卢沟桥之一营，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不能不与之周旋，现仍在对峙中。除以在事态不能扩大可能范围内沉着应付外，如何之处，请示机宜。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全面战争可能真的来了。
日军进入北京前门。
蒋介石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无法确切地知道，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军政首脑的蒋介石，于庐山上那个云雾缭绕的早晨思考了什么。这个生于中国浙江的南方人，对北方的卢沟桥并不特别熟悉，然而他一旦面对军用地图，就可以立即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要占领那座桥，是因为那座桥扼守着平汉铁路。一旦日军控制了这个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华北大平原的交通要点，不仅可以把整个北平收入囊中，还可以打开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中国的大门。这么多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让蒋介石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历尽惶恐、迷茫、屈辱和愤怒，往事堆积叠加起来逐渐确立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用中国式的宽容和忍让求得与日本邦交的正常化，不但可望不可即，而且根本就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由此，蒋介石制定了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
对于全中国的抗日怒吼来讲，“必抗战”三个字已经足够了。
蒋介石接连发出的电报，都是基于应战的准备——他命令开封以西部队派出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以备随时出动;命令位于平汉铁路附近的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命令第四十军及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命令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们全部下山归队，准备打仗。最后，蒋介石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除前令各部开动外，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各师，亦令动员候调为要。毫无疑问，庐山上的蒋介石听到了全国对日的怒吼之声，并且他知道这一次的怒吼不同往常。
在作出重大抉择之后，蒋介石希望知道各方民意究竟如何。于是，他给各路军阀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召集他们与各界名流一起上庐山，共商国家对日战争将要涉及的所有问题。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与他争权夺利，乃至与他开战厮杀的各路军阀们，这一次竟对他的号召报以了从未有过的热烈响应。
在国民党林立的派系中，蒋介石最强硬的政治对手，是广西的桂系军阀。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收到蒋介石共商大计的邀请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桂系决定派白崇禧启程赴庐山面见蒋介石。四川省政府主席、川系军阀首领刘湘，云南省政府主席、滇系军阀首领龙云得知后，致电劝阻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给这两位老兄的回电可谓言辞恳切：……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们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随即，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更是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决定“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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