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看到一则报道,丰台区一位老人回忆抗日名将佟麟阁为国捐躯后,竟然有村民想摘取遗体上的金怀表。大多数人和我第一个感觉也许差不多,就像看鲁迅的小说《药》华老拴为儿子治病用馒头沾烈士的血那样悲凉。可是,除了责怪这样的人麻木、贪财之外,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很多老百姓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自己息息相关。而以为是一场常常重演的、争地盘、争臣民的战争。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是纯粹的政府抗战,他们不能也不敢发动群众。这种判断基本上接近于事实,当时的政府不能一下子将四万万中国人组织起来。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四万万人中的大多数是一个个散落的“马铃薯”,他们之所以当“马铃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帝国体制下,他们只能当臣民,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而很少意识到自己有某种权利。
所谓臣民就是奴仆,在哪个主子手下都是被驱使的,而没有多少自己可以主张的权利。历来的朝代更替,对百姓而言,只有主子残暴或贤明的区别,臣民的身份是不变的。因此要他们具有自觉的国家意识,基本上是种苛求。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并未形成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老百姓更真实的感觉是:我是哪个村的人,我是哪个宗族的人。至于我是哪个国家的人,并不重要。因为谁来统治自己,都是一样的缴纳租税。姜文主演的《鬼子来了》很形象地表现了这一切。
七七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向全国人民呼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以国民的标准来要求几千年都是那样过的臣民。
抗战八年,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以为除了最终取得对日本的战争胜利外,还有一个结果,这场艰苦的抗战让国人慢慢觉醒,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国民。对国家、对民族有责任。可以说,中国人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慢慢地实现了国家的认同,隐隐感觉到有种区别于日本等其他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疯狂的“劫收”,又让国民意识刚刚萌芽的中国百姓,感觉到迎接的是一帮与历史上争江山的胜者无异的主子。
国民党也为这次“故态重萌”付出了代价。
明末有人说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那是因为帝制时代一个政权只是一家一姓的禁脔,臣民没有义务为他殉葬。而代表天下者,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价值观、生存状态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要被灭亡,不论是异族人还是本族人,都牵扯到每一人的利益,所以匹夫有责。
只有臣民变成国民,大多数老百姓才能真切地感觉到,国家之兴亡就是天下之兴亡,是和自己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的。因此政府和敌人的战争就是自己和敌人的战争,卫国就是保家。
把老百姓当成国民而不是臣民,老百姓才可能把政府看成自己的国家代表而非一个暂时的主人。他们才会有真正保家卫国的热情。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对我们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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