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有一条看似寻常却另有意味的马路,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这就是为纪念抗日名将赵登禹而得名的“赵登禹路”。
赵登禹是“七七事变”中除佟麟阁之外阵亡的又一名我方高级将领,当时他是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
“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仍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1937年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年过70的赵学芬女士是赵登禹将军的女儿,原在民革北京市委工作,1997年退休。6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市马甸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赵学芬女士谈起父亲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父亲阵亡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岁,有些事情还记得,但比较模糊。后来长大了,我开始有意识地到各地走访父亲的老同事、老部下,查各种资料,到父亲的老家去听父老兄长讲父亲的往事,才对父亲的事情清楚了一些。
大刀片“砍出”喜峰口大捷
我的父亲从小家境贫困,爱听水泊梁山与黄巢起义等杀富济贫的故事。他想参军,就四处打听,听说潼关那边有冯玉祥的军队,就偷着去了。当时是1914年,他16岁。走到陕西后,招兵已满,但他坚决不走,就留下了。冯玉祥见他武术出众,就让他当了随从卫兵。冯玉祥很喜欢他。1928年5月,父亲升任宋哲元将军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二十七师师长,随部队驻在陕西。
1933年初,二十九军经过整编,父亲被任命为109旅旅长,属三十七师,受师长冯治安领导。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部与三十七师在北平以东的三河县、蓟县一带待命。这时候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占领了榆关(山海关)之后,正向长城一线入侵。3月初,日本侵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这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军部经过反复研究,任命父亲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父亲接到命令,立即派二一七团火速前往喜峰口,等到达以后,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的喜峰口东北高地,敌人居高临下,增援部队与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肉搏拼杀,遂将高地夺回,但日军用机枪、大炮齐向高地猛烈开火,又将高地占领。父亲率后续部队赶到后,趁着天黑,亲自带领109旅将士向高地冲杀,又将高地夺了回来。到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高地猛攻,父亲命令将士利用工事,任其进攻,按兵不动,直到日军临近,一声呐喊,将士挥动大刀,向日军冲去,父亲腿部受伤,仍坚持前线指挥。日军对高地久攻而不能得逞,次日又改变了进攻策略,出动约3000人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第三次占领高地。
从战斗的情况分析,日军的武器比我方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配合,硬拼是要吃亏的。要发挥大刀片的作用,用近战、夜战的办法,奇袭敌营。于是父亲组织了武术高强的将士,决定夜袭敌营炮兵阵地。日军炮兵阵地设在摩天岭后,山峰陡峭,3月的天气,漫山积雪还没有融化,每爬一个山坡,都十分不便,父亲不顾伤痛,拄上木棍,带领将士向摩天岭摸去。夜袭成功,杀敌五六百人。这一仗鼓舞了士气,壮了国威,令全国军民精神大振。日本舆论界认为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未遭到过的大败仗。作曲家麦新以此写了《大刀进行曲》。蒋介石给父亲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父亲也升任为一三二师师长。
青纱帐里遭埋伏“七七事变”期间,父亲时任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率部驻防河间。1937年7月25日,父亲接到命令:根据军部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决定,调你师火速回平抗击日本侵略军,并由你担任总指挥。父亲接到命令,当即带领先头部队快速行军,7月27日赶到南苑。南苑一带,一片平原,无险可守,也没有坚固的阵地工事,当时南苑的兵力,除二十九军军部、各师的部分留守人员以及卫队旅由副军长佟麟阁指挥外,再可动用的兵力只有平津爱国学生军训团的学员、骑兵第九师、三十七师、三十八师等单位的部分驻军。这时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一个团刚刚到达团河,即被敌军发现,敌军马上调动精锐力量,向团河进犯。7月28日清晨,团河失守,守军向南苑靠拢。南苑阵地遭到敌人从东、南、西三方面的进犯,副军长佟麟阁率将士浴血奋战,敌人则用20多架飞机狂轰滥炸,同时出动几十辆坦克
,用相当于一个师的三个联队兵力直逼我方阵地。在这个为难关头,父亲身先士卒,带领军训团学员及其他兵士反复冲杀,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这个时候,父亲接到速撤回北平的命令,即率部向北行进,到大红门一带集结时,不料日军已经抽出部分兵力,绕道通过青纱帐,抢占了大红门的咽喉路段,在青纱帐中埋伏兵力,架设机枪,封锁了我军必经之路。待我父亲率部经过时遭到伏击,父亲左臂受伤,他指挥部队且战且撤,撤到黄亭子附近时胸部又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父亲牺牲的时候年仅39岁。他与佟麟阁将军的阵亡,使将士们无比悲愤,他们暂时把父亲的遗体掩埋在青纱帐里,继续向北平方向撤去。当天夜里,龙泉寺的方丈带领四名僧人来到青纱帐,把我父亲的遗体装殓在一口黑油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也不敢标明真实姓名,直到日军投降后,我们才知道这一情况。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进行曲》的歌词中传唱的就是赵登禹率领的大刀队的抗日故事。
一张特别的“护身符”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追认父亲为陆军上将,1946年,由李宗仁、孙连仲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在北平中山公园为父亲隆重举行国葬,并将北平西城崇元观至太平桥路段命名为“赵登禹路”。父亲的陵墓就安放在卢沟桥东侧的大枣园下。195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还为我家签发了第80号烈属证。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我才两岁,我哥哥赵学武4岁,妹妹赵学芳是父亲牺牲的同年10月份才出生的,这时北平已经沦陷,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敌伪势力是不会放过的,到处遭到敌人追杀。北平呆不下去了,就由外祖母、叔父带领一家人四处流浪,先后到过商丘、济宁、无锡、徐州等地,最后还是回到父亲在山东荷泽的老家,抗战结束后才又回到北京。
建国后,政府对我们家进行了安排,“文革”期间也我们家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这是因为我们家有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那张烈属证,其他西北军阵亡将领都没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的,这样,红卫兵在到处抄家的时候,佟将军家被扫地出门,张自忠家也都抄了,红卫兵来我们家,进门一看,你还有这个,他们说这是最高指示,这么一来,它就成了一个护身符,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一天夜里,有人开了一辆卡车,去把我父亲的墓给扒了。
现在我们一家平稳。我原来在民革北京市委做副秘书长的工作,1997年退休,现在还有一些社会工作。我跟我的哥哥、妹妹一样,都70多岁了,身体很不好。大家都有一帮晚辈,生活得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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