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日本选择侵华时机的因素分析
来源：洛阳师专学报，作者：湛贵成   2017-05-17 10:20:17

　　关于时机选择问题，也就是最佳的有利时机问题，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有更大的把握达到所追求的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中期，发动新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实质上并不是少数下级军官不听命于中央所致，而是经过认真准备，审慎选择的结果。那么，日本为什么选择在1937年中期?对其侵华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内容。

　　对日本选择侵华时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因素，也就是日本国内的侵略准备情况如何，第二个方面是日本的侵略对象国—中国局势的演变情况，第三个方面是在华拥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等国以及在华拥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苏联的态度如何。首先，分析一下来自日本国内的因素。总括起来，由于长期危机的打击，国内矛盾的激化，使得积极侵华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执掌国家政权，并陆续完成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

　　第一，由于各种危机演化的结果，到1937年，使得日本国内主张侵华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使通过对外侵略以转嫁国内危机成为势所必然。日本自一战以来，一直陷于持续的、严重的危机之中，出现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并发症。从一战结束一直到1937年侵华前夕，日本始终没有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特别是“1929—1937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有余，而出口额增长不到50%。这说明30%的工业品依赖外销的日本已无力比照工业发展规模扩大其出口贸易。’，犯再加上马场、结城两大藏相因急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而推行的财政政策的消极影响旧本面临着“生产力之不足、生产设备之不足、原料之不足及蓄积资本之不足，凡此均需开始新的战争，稗有所补充。”

　　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工人罢工，农民租佃纠纷层出不穷，使日本统治阶级深切地感到，国内不稳势力之高涨、罢工之狂澜，亦需发动内外举国之战争，以期平靖。”特别是在危机的影响下，右翼法西斯势力迅速抬头，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通过“五·一五”政变，结束了日本脆弱的政党政治。通过“二·二六”政变“确立了军部，特别是陆军的法西斯统治，决定了开始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二，法西斯势力上台以后，陆续完成了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在政治上，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广田内阁在8月的五相会仪上所制定的“国策大纲”中，明确地把“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作为根本国策。

　　在经济上，为准备“大规模战争而开始扩大军需生产，发展统制经济，实行军需通货膨胀。”加速确立战时经济体制。实行“军事财政一体化的财政”政策，老财阀纷纷转向，谋求与军部的密切合作。

　　在军事上，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使军费支出由1933年至1934年度的85190万日元急增为1935至1936年度的102270万日元。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由38.7%增长到46.8%。

　　大规模扩充军队。使陆军和海军分别由1931年度的23万和7万8千人增至1937年度的50万和13万多人。

　　制定了周密的作战纲领和计划。1936年6月，日军部制定了《对华作战用兵纲领》，规定：“以陆军为主，海军协同，根据情况击破华北、华中和华南之敌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1936年8月，日本陆军制定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在1937年初夏，进一步拟定了六年军备计划和五年生产力扩充计划，以增强军事实力。

　　在外交上，积极寻求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支持，1935年开始同希特勒德国谈判，1936年11月25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完成这一系列准备之后不久，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时机选择：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威胁

　　其次，侵略对象国——中国局势演变对日本侵华决策产生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侵华手法在中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在消失，而对日本侵华不利的因素却正在形成之中，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从以往的“零刀割肉式”侵略向全面武力征服过渡。日本是以极为复杂的心情看待中国的，基于近代以来对华侵略经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向来鄙视中国实力。中国是穷国、弱国、分裂、内乱不已，再加上已被列强蹂嗬了近百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是不堪一击的。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侵略中国，每一次侵略都轻而易举地得逞。因此，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仍然延续了近代以来对中国国情实力的估计，认为，“只要加以强烈的攻击，就可以轻易使中国屈服，”只要派遣大军尽情地给中国一个大的打击，问题就可以简单地解决了。’甚至狂妄地断言，“中国事变一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但是，中国毕竟是地广人多的大国，“一举吞并，势所难能，蚕食中国，又需时日，”因此，采取了“鞭答与糖饵并用办法，即虎与水鸟策略。”材乘中国内部分裂、内战之机，“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软弱可欺，一味妥协，以较少兵力，甚至仅靠威胁、讹诈，迫使对手一次又一次地让步，”“积小进为大取，零刀割肉，波浪式推进，扩大在华权益。”这是本微利巨的买卖，是日本最为惯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存在的前提就是中国的分裂、内乱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软弱、妥协。所以，“它最怕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团结。”1937年，“当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显眉目，将要形成而未最后形成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抛弃传统侵华手法，作出全面侵华决策之日。

　　日本在武力全面侵华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显然采取了“不战而屈之兵”的策略，政治上拉拢、经济上渗透、军事上施加压力。在政治上，企图利用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策动华北自治，从政治上控制华北。但是，以宋哲元为首的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经过一段时间的犹疑之后，对日态度日趋强硬。1937年1月发表声明“侵犯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括宣布一切“惟听从南京命令。”打破了日本“华北特殊化”的企图。

　　在经济上，由于“南京政府突然坚决实行白银国有及币制改革，将使与日满两国有密切关系的北支(即华北)地区经济枯竭，更且进而形成对满洲国经济基础之威胁。’使日本从经济上控制华北的阴谋有行将破产的可能。

　　军事上的威吓已作用甚微，蒋介石的态度已由原来的一味妥协逐渐转为强硬。1935年11月9日，蒋介石公开宣称：“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1935年底，在南京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声明，“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称在做出强硬姿态的同时，从1936年开始，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抗战准备，“通盘规划’，，对‘日抗战事宜，把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等四类区域，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开始“大力加强海军、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亦次第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纷纷表态：团结对敌，武装抗日。中国这一巨变表明日本传统的“零刀割肉式”侵略手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不但日本进一步以较小代价甚至无代价地获取在华权益已不可能，而且，既得权益也将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而有丧失的可能。日本帝国主义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担忧，中国“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形成，国防建设的进步与民心士气的昂扬以及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将会使中国“最后走上国内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成为一个强邻，这对日本称霸远东非常不利。”因此，决心“彻底荃除祸根。”

　　由此观之，日本在1937年作出全面侵华的决策，日本国内危机的加剧只是其中的要因之一。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对日本全盘侵华计划构成了现实威胁。中国局势的发展，已使日本自近代以来历届统治者苦心经营的按步就班地通过蚕食手段征服中国的阴谋计划与既得成果有化为泡影的可能，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的外交时机：美英绥靖苏联妥协中国被出卖

　　再次，三十年代中期远东的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在远东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和拥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苏联的对日妥协态度促使日本做出全面侵华的决策。

　　日本依凭对中国的绝对优势，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反映在侵华上肆无忌惮，但是，又对中国的团结与统一始终抱有隐优，这种隐忧一旦有变成现实之迹象，就会促使日本改变传统的侵华策略，将侵华的时间提前。在做出全面侵华决策之前，日本由于自身实力所限，还不得不看着在华拥有殖民利益的英、美等国和拥有安全利益的苏联的眼色行事。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美、英等西方国家不敢正面对抗，而是企图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侵略者作交易。”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美国就明确表态，“遵循不偏不倚路线，并避免表示支持争论的任何一方或作出判断。”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全面侵华前后的一个时期里，一再向日本表白“除了告诫以外，毫无其他意图可言。”就在日本全面侵华前的1937年4月，美国会通过了有利于日本的所谓“中立法，”使本相信，“它可以不遭到任何危险的干预而实施其方针。”

　　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美国出于利己主义，不但不对日本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反而大做生意，大发战争财。使得“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实际上是从经济上为日本侵华输血打气，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起了鼓励和纵容的作用。

　　关于美国这一远东政策的成因，总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国内政策而言，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忙于解决国内问题;从国际政策而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挑起一系列危机，美国从先欧后亚这一政策基点出发，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欧洲，因此，在远东则表现为尽量避免将日本攻击的矛头引向自身，并通过牺牲中国的利益拖住日本;从政治上而言，美国从上到下孤立主义势力占据主流;从经济上而言，美国在中国只有所谓“边际之利。”美国在远东最有利可图的商业和投资渠道存在于美日关系中，而不在中美经济关系中。三十年化，对日贸易占美国对亚洲贸易总额的36%，对华只占13%。，美国不会为了在华利益，损害可观的美日贸易，甚至冒日美战争的风险。正是上述原因决定了美国三十代远东政策的基本方向。

　　如果说美国在纵容日本侵华方面半遮半掩的话，那么，英国则可以说是赤裸裸。在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时，英国公开表示，“原谅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以后，英国又同日本“大搞所谓‘日本华北、大不列颠华南’的谈判，”企图将中国变成东方的捷克，上演了一幕远东慕尼黑的丑剧，“本来指望以牺牲中国局部利益的妥协来换得保全英国在华的整个利益，结果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胃口越来越大。”分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苏联在当时的远东格局中特别是在日本进行对外扩张的决策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但是，苏联由于内部斗争而忙于整肃。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大批镇压党、政、军高级干部。1936年8月，处决季诺维也夫等16人，1937年1月，又处死拉狄克等17人，特别是1937年6月，以“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罪名审判并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八位高级将领和苏军远东司令布鲁辙，使日本认为苏联近期不会对日作战。而“6月底，中苏发生乾岔子岛纠纷，苏方对日妥协，更证实了苏联绝不和日本开战的判断。”日本认为，“苏联因内部不团结和乾岔子事件的教训，估计目前是安全的，”“应乘此机会”发动侵华战争。

　　总之，从苏、美、英三大国的远东政策中，日本侵略者看到了侵华、灭华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并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是，日本侵略者万万没有料到，一向软弱可欺的中国，由于民族团结所爆发出来的巨大活力如此之大，使得日本侵略者陷入侵华战争中无法自拔、并一步步地走向崩溃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