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朱自清曾以“这一天”为题，写下这段激情洋溢的文字。
这是一个巨变的开始。在抗日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空前的程度。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新华社记者贾永、孙承斌报道
让我们再一次凝望这个热血铸就的历史坐标——
1945年9月3日。
这个明亮、清新的秋日，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年轮中。以这个胜利之日为标志，中华民族摆脱向下沉沦的衰败轨迹，开始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中国最终能战胜日本，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是关键
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战争何其频繁!1840年，英国殖民者倚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循环噩梦。
近一百年过去了，这次的敌人比过去任何一个还要凶恶。从策动“满蒙独立”、提出“二十一条”，到发动“九一八事变”、搞“华北自治”，直至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灭亡中国，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目标。
然而，此时的中国已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怒吼。
传遍大江南北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南京冒雨请愿的学生，“鹄立于雨夜之中过夜，一任风雨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涌上街头的北平爱国学生，高呼“立即停止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二九”运动划破笼罩大地的沉沉乌云，呐喊出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王瀣，原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沦陷后，年老多病、家境困难的他，断然拒绝汪伪政府的高薪诱惑。1944年秋，临终前的王瀣交代家人：“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4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殉国前给官兵的信中这样写道。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牺牲时仅37岁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
“1937年，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中国为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指出：“中国最终能战胜日本，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是关键。”
美国在华军事观察员史迪威感慨：“我想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了!”
一天消耗一个师!这是淞沪会战最激烈时，中国军队的消耗速度。看着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然后迅速死伤殆尽，冯玉祥将军惊呼：“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战死或被杀死2100万人，受伤1400万人。杨靖宇、彭雪枫、赵一曼，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大地写下可歌可泣的壮歌。
曾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大团结——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主张各异、政见不同的党派、团体共赴国难。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社会各界的抗日热情，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在重庆，70名青壮僧人组成“僧伽救护队”，冒着烈火浓烟，脚踏碎片瓦砾，奔走于断垣残壁之间，救助遇难同胞。在武汉，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社会名流、职员工人、黄包车夫踊跃捐款捐物，连乞丐也“行乞捐款抗战”。
美国在华军事观察员史迪威感慨道：“我想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了!”
台港澳同胞心系祖国，积极支援抗战;远在海外的爱国华侨有的捐款捐物，有的回国奔赴前线。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00多个。许多华侨还以不同方式为祖国捐飞机、坦克、汽车、药品，物资总数超过3000批。
……
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就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全面抗战打响3个多月后，民主人士晏阳初在《大公报》著文指出，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44岁的梁漱溟随着南京政府仓皇跋涉，他反问自己：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
中日全面开战半年，中国军队一溃千里。44岁的梁漱溟随着南京政府仓皇跋涉，他反问自己：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
翌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延安。耐心听完梁漱溟的疑问，毛泽东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说：“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在敌后游击区8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梁漱溟看到的是“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他从此坚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依据。”
当年从河南开封投奔根据地，后来又做了平东县县委书记兼太行妇委会委员的张玲老人回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不是一句空话。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更没有压迫。牺牲在前、奉献在前的都是共产党人，与国统区相比可真是两重天啊。”
有资料表明，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之风一直盛行，甚至连驼峰空运到大后方的部分物资也被投入黑市。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后的观感是：“来华前所闻很坏，来后方知所见比所闻更坏。”
民族危亡，让人们再一次看清：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是人民利益最热忱的捍卫者——
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三天，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浴血抗敌;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下基石……
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向各国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鲜明对比——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奋力抵抗3个月，常常整连整营地战死。美国总统特使埃文思·卡尔逊观战一个月后，致信罗斯福总统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而就在几年前，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陷入痛心疾首的境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不过万人，中国驻东北的军队却有25万人。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让东北沦丧、生灵涂炭，还受到国际社会的鄙夷和嘲弄。当顾维钧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退让、求和，软弱、怯懦，不可能换来别人的尊重。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卢沟桥畔的枪声，打响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第一枪。一度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奏响万众一心、保家卫国的宏伟乐章——
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的烽火愤怒地燃烧。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消灭数十万日军，让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言彻底破产;敌后战场，遍及19个省区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战争的大潮让日寇陷入灭顶之灾……
“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成为日后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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