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
卢沟桥事变是近代日本推行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历史转折。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中国已有侵略野心。1855年，日本在被美、俄逼签所谓友好条约之后，有维新先驱之称的吉田松荫就主张一面以“信义”结好西人，一面“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1868年，日本开始了一场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即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既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侵略、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起点，也是其全面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开始。维新起步之日，明治天皇即公开宣扬：“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引者)之安。”在侵略野心的驱使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很自然地把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转换成了强兵富国——“强兵为富国之本”(山县有朋语)，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构筑了分五步走——攫取台湾、吞并朝鲜、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先后挑起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夺取了台湾，吞并了朝鲜，完成了大陆政策的前两步，并为侵占中国东北奠定了基础。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随即成立由它控制的伪满洲国，基本完成了大陆政策的第三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夺得东北以后，华北是日本对华作战的第一线，其显要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着日本大陆政策第四步的实施和完成。因而，挑起事端、全面侵华已是弦上之箭，势在必发。从历史的角度看，卢沟桥事变正是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事变爆发后三天，即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华北大规模增兵。8月13日，华北战火正在熊熊燃烧，日军又在上海燃起烽烟，企图两路夹击，完成对华作战，迅速征服中国。
到1937年末，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共出动陆军六个军共二十个师团，空军大部主力，海军第二、三舰队。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了强化国内统治，集中人力物力以支持战争，日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国家生活全面转向战时轨道。1937年8月，日本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管制。次年5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
“多行不义必自毙。”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踏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但等待它的已不是昔日的辉煌。中华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使它在中国战场陷入长期作战的深渊难以自拔，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日本侵略者利令智昏，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侵略扩张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全面点火。玩火自焚，结果不到四年，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局部点燃、卢沟桥蔓延扩大、珍珠港全面拉开的战火，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烧得灰飞烟灭。以全面侵华开始，以全面失败告终——历史以正义的胜利，在卢沟桥竖起了一座警告侵略者的信号台。
二、从不抵抗到抗战建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兵不血刃，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整个东三省。中国丧失了11.5%的领土，8%的人口，70%以上的铁矿、大豆和灰丝，30%以上的牲畜、煤矿和森林，半数以上的石油和40%左右的铁道，还丧失了全国唯一的出超区域。“九·一八”是中国人创巨痛深的国耻纪念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则是招致国耻的重要原因。
不抵抗政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中日纠纷与战事的外交处理上，主要表现为依赖国联的“仲裁”。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相信“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们领土”，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挑畔“极力忍让”，“力避冲突”，以致事变一旦爆发，沈阳迅即失陷。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再申明“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结果在等待国联裁决的过程中，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步步退缩，丢掉了整个东三省。国民政府企盼国联主持正义，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最终等到的只是李顿调查团提议中国政府以“特殊制度治理东三省”的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不满意，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这对向“强盗”呼吁公道、惟国联之命是从的国民政府，不啻当头棒喝。在强咽下了东三省沦陷这一巨大苦果之后，国民政府把对日方针从不抵抗转向有限妥协。
贪得无厌是一切侵略者的共同特征。1933年春，日军越过长城，侵入东北。5月底，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日军在华北滋事挑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寻求政治、经济援助，增强国防实力，另一方面调整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从过去的不抵抗逐步趋向强硬。1934年4月，日本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不仅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进行严正交涉，而且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这一声明开对日强硬外交之先声。1935年9月7日，在对日两次作出重大让步(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仍无法缓解中日矛盾的情况下，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日本广田外相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双方不互相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10月，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重申中国提出的三原则，同时表示：“欲达成中日亲善之目的，满洲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以及其他中日军人间一切协议之废止，实为使两国关系好转、趋向融和之先端。”蒋作宾奉命提出的三原则，标志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重要转变。此后，中国政府以此三原则与日本广田三原则相对抗，强调这是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先决条件。1935年10月，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会谈中，中日双方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在日方不对中国让步的情况下，11月，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11月20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一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并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转变，毛泽东当时就曾肯定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实为近可喜之现象”。
在对日交涉趋于强硬的同时，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抗战准备工作，包括成立国防最高机构——国防会议(1936年7月)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定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实行征兵制，推行国民军训。国民政府还确立了配合国防建设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1935年4月，成立了从事国家资源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的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当年，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并从1936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设起21家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设主要从国防考虑，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青海、云南等省。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对交通建设也十分重视，截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公路109500公里。国民政府在战前的这些准备工作，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趋强硬的对日态度，是国民政府从不抵抗政策到奋起抗战的过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对日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这件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着“中国存亡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国政府对事变的解决有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廿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中国政府解决事变的最低立场。卢沟桥事变若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
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8月14日，也就是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庄重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复兴，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主张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行。纲领除前言外共分七项三十二条，规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抗战建国纲领》的发表，意味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目标的完全确立。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激于民族大义，抛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三、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但在本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花了整整六年时间，走过异常曲折的道路，才达成共识，从生死对立走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
30年代初，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内有宁粤之间的对立和红色政权的革命烈火。基本对策如何定?蒋介石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为了应付国内要求对日抗战的舆论，全力以赴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在1931年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宣布：“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企盼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一面重提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11月30日，蒋介石在演讲中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不统一而能胜于外者。”作为强调，“九·一八事变”前的攘外应先安内，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此后，蒋介石的众多讲话，反复强调统一第一、御侮第二;剿共第一、抗日第二。
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这条基本国策便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王造时反其意而用之，主张“安内必先攘外”。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方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国共两党互相争斗，无论谁胜谁败，都是日本这个渔人得利[④d]。在寇患日亟、民族危亡的关头，以王造时为代表的这一深明大义的高见，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应该走而且必须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然而蒋介石置若罔闻，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剪不断，理还乱。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非但没有理顺纷乱如麻的内忧外患，反而使国事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中，蒋介石开始犹犹豫豫地与中共接触。1935年11月初，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约见曾是觉悟社成员、同周恩来相识的谌小岑，要他“打通共产党的关系”。随后，张子华以国共双重使者身份，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之托，结伴同赴陕北苏区。12月9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很高兴”。同月，蒋介石令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同在那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接触，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36年1月，蒋介石又对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心目中的声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存在的政府”。1月22日，蒋介石进一步向鲍表示，他自己可以在“红军服从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留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的基础上，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国共合作、国内和平的橄榄枝终于伸出去了。虽然这在蒋介石还是动摇不定的，甚至带有招降纳叛的意味，但毕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30年代初，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蒋介石无疑是恶魔的化身。在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和残酷的军事围剿中，蒋介石欠下了太多太多的血债，以致共产党人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合作的任何可能。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口号：“反蒋抗日”，即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同时并举。反蒋抗日口号的提出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言，是可以理解。然而当日寇铁蹄蹂躏东北大地，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国内阶级关系迅速变动之时，扭转反蒋抗日的思维定势，突破“左”倾路线的政治影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
这种转变很艰难，也很缓慢。“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正忙于指挥第三、第四次反共军事围剿，共产党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指引下，实行着打倒一切的政策——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欺骗民众、出卖民众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打倒第三党。大门紧闭，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自然无从谈起。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武装侵略华北、困难日深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联合发表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对方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三个条件下，与中国的任何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相对于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政策，宣言无疑是个突破。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中共。7月底8月初，由王明、吴玉章等人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获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批准，并于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时报》公开发表。
宣言指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华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还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日本要求解散河北国民党党部和北方蓝衣社组织，“表示坚决的抗议”，郑重地表示“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着重点系原文——引者)。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决无置喙的余地”。8月25日，王明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召开的会议上作报告时，改变了以往反蒋抗日的一贯设想，首次提出了建立联蒋的、以蒋介石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批评了那种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向全党发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把它规定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次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的身份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考虑联蒋抗日。至此，反蒋抗日的口号被全面突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被全党确认并付诸实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转折。
有了合作抗日这一共同意愿之后，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国共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和磋商，但终因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无法达成协议。1936年11月，国共之间战事又起。12月，张学良、杨虎城本着救国之心，冒死在西安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其和平解决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典范。它成为转换中国时局的枢纽。从此，内战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正式磋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谈判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近五个月，会谈三次，在政权、军队、根据地等根本问题上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产生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动力，冲开了从1935年底开始酝酿、西安事变奠立基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之门。事变发生的当天，即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7月9日，彭德怀等率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要求“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即“共赴困难宣言”)。7月17日，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开始。8月18日，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中共方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共产党为国效力，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历尽坎坷，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共赴国难期间，国共双方虽也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磨擦，甚至出现过由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但两党间的团结合作始终是大局，是主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四、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总动员
中华民族酷爱和平，不畏强暴。中国不侵犯别国一寸领土，同时也誓死捍卫自己每一寸土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1年10月，马占山首先冲破不抵抗主义的束缚，在嫩江桥举起抗日大旗。随后，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高举义旗，组织起民众自卫军、反日游击队、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他们出没于青纱帐里，驰骋于深山老林，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反抗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白山黑水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先声。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会后，除原先已在前线作战的地方部队外，川军、滇军、晋军、桂军等均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各地方实力派拥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听候差遣。在装备、待遇远逊于中央军的条件下，各地方部队奋力报国，英勇杀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王铭章式的英雄人物，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拥有自己武装的两个党，是抗日的主力。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要求“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日，蒋介石发表了他一生中不朽的一次演讲：“……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卢沟桥炮声的催促下，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八年全面抗战中，两个党派，两支军队，征战沙场，喋血报国，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带动和影响了中国其他各党各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原先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中间党派，如第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迅速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来。1937年7月10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外，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持抗战;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贡献良策，争取宪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有许多党派成员，直接参加正面或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英勇捐躯。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调停国共。他们在抗战的两大党派之间调和纠纷，消弥矛盾，促成谅解，为全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民众是支持抗战的栋梁、保证胜利的源泉。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蒋介石也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震憾大地的炮声，激励着全国同胞奋起抵抗。抗战初期，为了保存经济实力，支持长期作战，工人阶级以自己的生命和汗水，帮助政府、资本家一次次将工厂内迁，“冷冰冰的机器上，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
从上海到武汉，由武汉进四川，内迁工厂溯江而上的悲壮历程，留下了“水上万里长征”的英雄史诗。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大后方的工人阶级冒着空袭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广大农民对抗战的贡献感人肺腑。血战沙场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民。源源不断兵源的补充，主要也来自农民。是他们，把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一个个送上前线，兄去弟又离，子亡父不归;还是他们，把自己胼手胝足收获的粮食一袋袋供应前线。农民以努力生产、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战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抗战爆发后，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在那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息，里面犹在滴”的教室中坚持学习，保存和发展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当祖国召唤、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奔赴战场。1944年，豫湘桂战役吃紧时，国民政府紧急征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结果报名参军的竟达十二万人。抗战期间，由于大敌当前，中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也响应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分别以增加生产和同意减租减息，献上了自己一份报国之心。
少数民族同胞更与汉族同胞风雨同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除早已在东北战斗的满族、朝鲜族等之外，回族、傣族、壮族、高山族、水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据统计，八年全面抗战中直接参加对日武装作战的少数民族近四十个。广大少数民族把祖国的命运和本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与汉族人民互相支援，团结战斗，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马本斋、杨靖远、高凤英、陈翰章、李红光、徐光海等众多为抗战事业献身的少数民族英雄，永远是中华民族骄傲的儿女。
广大华侨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血汗”。捐款是华侨表达自己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初，广大华侨捐款总数达二十六亿美元，平均每月约六千万，是支撑抗战的重要财源。除捐献款物外，广大华侨还喊出了有力出力的口号，许多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热血青年终止学业，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直接参加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回国从军的人数在万人以上。李林、沈尔七等许多优秀华侨青年，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折不挠、同仇敌忾，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的抵御外侮、捍卫独立的新的长城，是抗战必胜的保证。
五、从百年屈辱到走向新生
多难兴邦。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由危亡到振兴、由黑暗到光明的转折点。中华民族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以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雪洗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百年屈辱，取得了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由百年屈辱到走向新生的伟大转折。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民族曾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其对人类历史的突出贡献，雄跨于世界强国之列，倍受东西方各国的尊重。1840年至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败北。
从此，昔日强盛的东方帝国日趋衰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单独地、联合地一次次侵略中国，一次次凌辱我们的祖国。签条约，开口岸，割地赔款，……除了这些屈辱，中国似乎已别无选择。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中华民族似乎已山穷水尽。失败越来越大，屈辱越来越深，中华民族在哭泣，历史仿佛也停滞了脚步。
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国在灾难和奋战中走向辉煌。“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齐心合力，同入侵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整整八年的抗战，中国以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六千亿美元财产损失的代价，极大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打破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得以在卫国战争最困难之际。抽调大量兵力去救莫斯科燃眉之急。
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还长时间地捆住了日本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的手脚，拖延了它的“南进”计划。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战场又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先欧后亚的计划和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行动。据统计，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中国战场平均每年抗击日本全部陆军85.7%以上。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到1943年冬，中国战场平均每年抗击日本全部陆军62.3%以上。
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150万人以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这样评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它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不仅以本土抗战在战略上支援了盟军，而且出国远征，在缅印地区与英美盟军协同作战。1942年春，中国派遣了三个军入缅援英作战。
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国又先后以八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和缅甸北部与英美盟军共同作战，歼灭日军16万人，直接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得道多助。中国支援了世界，世界也支援了中国。在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完全胜利;也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中国不仅维护了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彻底废除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被日本抢走的台湾和澎湖列岛。
战后，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和英、法、美、苏并列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宣告了中国屈辱时代的过去和新生时代的到来。
卢沟桥事变展示的只是历史的表象，中日矛盾的总爆发才是事变的本质。历史之所以在这里发生巨大的转折，归根结底是因为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亡华的狼子野心和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独立的决心猛烈相撞。
“逝者如斯夫!”六十年过去了，战火、炮声、硝烟都已是历史的陈迹，但卢沟桥下那潺潺流水所引发的，应该是中日两国对于历史清醒而又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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