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中国是日本由来已久的扩张战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蓉   2017-05-17 14:01:25

　　近代日本，在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结合的基础上，迅速走向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中国和朝鲜成为日本侵略的主要对象。1890年，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要求国会通过对中国作战的军事预算。在给天皇的奏文中，他又提出所谓“两线论”，一是“主权线”即其国家疆域;一是“利益线”，即朝鲜与中国等大陆地区。宣称所谓利益线是与主权线的安危密切有关的区域。以“两线论”为标志，日本基本形成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问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将侵略魔爪伸人中国。通过这次战争，日本完全占领朝鲜，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去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尔后，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又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

　　1900年，日本派兵1万多名参加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人中国天津、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获得在北京设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驻军权。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领土上火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涂炭。结果，俄国战败，将其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之后，日俄又互相勾结，3次签订《日俄密约》，将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至此，日本把东蒙和南满联结起来，统称为“满蒙”，视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逐步控制中国东北的南部。1905年，日本在辽宁大连非法设立“关东州民政署”。1906年，在旅顺非法设立“关东都督府”。同年，成立“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并派出常驻军队。从而，东北南部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美各国列强无暇东顾，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1915年，日本进一步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26年3月12日，日本两艘驱逐舰闯入天津大沽口，向岸上的中国军队开炮，打死4人，打伤8人。中国军队被迫还击，并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纠集英、美、德、意、荷等8国公使团，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和最后通牒。

　　1927年至1928年，日本3次出兵山东，并制造杀害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济南惨案”。1928年5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战夺得济南。日本为支持张作霖，保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动大批军队，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调查团告世界民众书》公布：“自惨案发生之日起，至5月11日止”，“计中国方面死亡人数共3940人，受伤者1537人，公共建筑物、兵工厂、火药库、民房等一切财产之损失29623747元。……无凭证者，今尚不计在内”。另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南惨案死亡6123人，伤1700人，损失财产2957万元。

　　日本统治集团不满足于对中国已有的占领，又策划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以争夺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1927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确定以武力“征服满蒙”、“征服支那”，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这年4月，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日本内阁，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其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实施日本独占“满蒙”的政策和计划。会议精心策划并公布《对华政策纲要》，其内容非常广泛，但核心是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使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并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方针。《纲要》声称：“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根据《纲要》，田中义一写成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于7月25日上奏天皇，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此奏折的中心内容，是论证日本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为了达到吞并满蒙之目的，此奏折不惜伪造历史，胡说满蒙“非支那之领土”。 1929年1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首次披露《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田中奏折》。日本当权人物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曾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驻华公使、日本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所承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田中提出的罪恶计划，后来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所证明。

　　将《田中奏折》披露于世的蔡智堪，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日籍华人。他在有正义感的日本朋友帮助下，秘密潜入皇室书库，用10多个夜晚，抄录了这份长达60多页的《田中奏折》，并寄到中国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该司令部外交主任王家祯收到这些文件后大吃一惊，马上找人翻译。《田中奏折》的公布，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东方会议的参加者，田中内阁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6月18日的一次时局讲演中说：东方会议的意图“现在谈出来也无妨了”，当时的目的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

　　《田中奏折》出笼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企图使东北政局混乱并借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东北而在奉天皇姑屯制造炸车事件。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北京“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在从北京返回东北的途中被炸死。张作霖之死并非偶然。在东方会议上，军国主义分子和关东军力主以武力压迫张作霖，解决东三省问题。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幕僚身份参加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蒋介石等一开始北伐，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个最后一招。为此，在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应在山海关全部解除武装，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进来。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才能一气呵成地解决正在丧失的、涉及几千件的一切有关我国权益问题。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促成了东方会议决议的形成。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使日本受到强烈的冲击，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其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缓和国内矛盾，日本统治集团积极地推行以战争手段夺取新的殖民地的政策。其具体目标和步骤首先是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北，进而全面侵略中国。为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早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采取各种措施，在东北大肆进行侵略活动。以至1931年来中国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很感惊讶：九一八前日本在东北的活动，以其“一国在其邻国之领土内，享有范围如此广大之经济及行政权利，殊为罕见。”

　　在经济上，日本加紧在东北的投资，以便将东北经济纳入为其服务的轨道。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投资为161900万日元。单是南满铁道公司，便拥有资金44000万日元，拥有职工17万人，即占全东北工业资本的27%，职工人数的59%。煤炭业方面，日本控制的煤矿产量占东北煤产量的80%以上，并独占了东北最重要的焦炭生产。铁路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为日本人直接占有和拥有控制权的，占全部铁路的52%。在东北全部贸易额中，日本占了40%强。金融方面，日本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比当年东三省官银号的发行额还多。可见，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已经是日本一个极重要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

　　政治上，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在中国先后开辟商埠29处，其中22处在东北。加上英、美等国强迫开辟而日本人援例共享权利的，日本在东北共有商埠26处。除旅顺、大连日本人有着完全的统治权，沈阳、安东、营口3个市设有专管的租界外，日本人还以“满铁附属地”为名，把南满铁路沿线各城市(包括鞍山、本溪、抚顺等)靠近铁路的地区，都划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各要地共设置4个总领事馆、8个领事馆和10个分领事馆。这些领事馆遍设警察局及派出所，数目不下387处，人数不下5000人。通过这些机构，日本已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东北的行政权。

　　在军事上，日本除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大量屯兵之外，还在东北驻扎大批军队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驻有第2师团1.4万人，独立铁路守备队7000人，在旅顺驻有一个重炮队，在沈阳等18个城市驻有关东宪兵队约2300人。在大连、沈阳、长春等各大、中城市，还散居着日本的退役军人2000余人，他们是日本正规军的预备队，也是对华侵略的急先锋。加上各领事馆的警察，日本在中国东北驻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共达3.5万人以上。

　　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将东北变成公开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加紧进行其他方面的准备。

　　在舆论准备方面，日本叫嚣什么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煽动战争狂热。1931年初，日本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众议员松冈洋右多次宣称：“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也叫嚣：满蒙是“帝国国防的第一线”，并煽动说：“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世宣称：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在统治集团的煽动下，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达到了公开化的地步。1931年9月7日，日本军用飞机在国内一些地区公开散发10万张传单，题目是公开的战争叫嚣：“醒来吧，国防!”战争的狂热已达到非常嚣张的程度。

　　日本极力推行整军备战，建立战争经济体制。1930年，日本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库开支的29%，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居首位。日本军需品进口也逐年增加，1928年达39%，1929年和1930年达到41%。日本内阁资源局被称为“经济方面备战参谋本部”，公开声称：“国防已经不是军队的专业，而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战争已经不仅是兵力对兵力的斗争，而是国力对国力的较量”，明确提出了国家总体战和战争总动员的主张。随后，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放手发展军事工业，大量生产坦克、军舰、飞机和汽车，以及其他现代化兵器。此外，日本全国进行军事大演习，防空和灯火管制的演习等。

　　对东北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也加紧进行。从1929年起，日本关东军先后组织4次所谓的“参谋旅行”，派情报人员到长春、哈尔滨、锦州、山海关等地现场侦察、刺探军情。1930年5月，日本参谋作战部长少将畑俊六亲自出马到东北侦察地形，密谋策划。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制定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于7月由陆军省下达给关东军的指令。这样，关东军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便设法炮制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与此同时，日军加紧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先后在位于长春市西北郊的万宝山制造万宝山事件，在兴安岭、索伦山边防要地制造中村事件，作为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1931年4月，日本驻长春领事蓄意制造中朝农民在垦荒开渠问题上的矛盾，挑拨中朝农民的关系，造成伤害中国农民的事件。日本报纸借机大肆进行欺骗性宣传，造谣说万宝山事件中有多名朝鲜人受伤，煽动仇华情绪，造成7月3日后大批旅朝华侨被杀的惨案。日本政府借机增兵满洲。6月，日本参谋本部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随从4人携带军用地图、测绘仪器、武器等擅自闯入中国军事禁区，窃取情报，在东北兴安岭地区被中国当地驻军逮捕处死。按照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处死敌国的军事间谍。但正在寻找侵华借口的日本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中国用兵的“最好机会”，依靠武力，可以“在最短期间内获得成功”。8月20日，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提出，必要时采取武力解决的主张。24日，日本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外务省递送了关于中村事件如不得解决即占领北满的意见书。当中村事件的外交谈判尚在进行，日本帝国主义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