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八十周年。此后,中国军民浴血八年,牺牲无数,始换来抗战的最后胜利。惟令人喟叹的是:时过境迁,多少英雄湮没尘埃,归于无名。
中下层军官损失约36万人之多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中下层军官,牺牲比例极大。
据军政部统计:
“七七事变”前后,国军中下层军官(上校至少尉)共有13.4万人;此后随着战事牺牲,每年要补充4.5万人。培养速度远不及牺牲速度。及至1943年,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已仅剩37587人,只占到全部中下级军官的27%左右,余者全部来自行伍提拔及各种速成培训班。据此估算,1937年~1945年,国军大约损失中下层军官达36万人之多。
这些殉国的中下层军官,大多数没有能够留下具体的行迹。
惟在战时所编纂的《抗日英雄题名录》等史料中,今人尚能见到一鳞半爪。
如:晋西军少尉排长杨继祖,率部袭击敌军,被敌人三面包围。杨命令部队撤退,自己亲持步枪掩护。危急时刻,杨将所带口令、旗帜、信号等掩埋地下,以防被敌军缴获利用。伤重被俘后,杨不屈而死。①
再如:上尉军官刘文庆,战斗负伤,被送往战地医院。刘原本期望伤愈后可重返战场,孰料病情恶化,竟含恨而死。死前,刘留下遗嘱:“愿将身边积存之饷银70余元,全部捐献国家,借补杀敌未尽之志。”②
再如:1940年1月,骑兵第六军连长范学勤,奉命于一无工事可用的小村寨外布防。范当时患有胃病,连附李金领建议其回后方休养,自己可代为指挥部队。范奋然道:“倭寇深入腹地,乃国家之大病,吾宁牺牲个人之小病,以医国家之大病。”其带病临阵指挥,使官兵大为感动。当时,该部“除牵马兵外,仅余官兵五十三人”,而“敌兵力、装备,均较我十分优势”。范“率部剧烈血战,炮火之猛,有如骤雨”,“敌屡次冲锋,均被击退“。因有范的身先士卒,该连官兵”伤亡逾半,继而三而被围“之时,犹能“坚守阵地,屹不为动,并使空马适时后撤,与敌继续苦战,迨敌蜂拥而至,冲入阵地,即振臂一呼,率部与敌肉搏,炸弹轰击,刺刀交锋,硝烟刀影,敌我难分”。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范部“与阵地同归于尽,官兵相从殉国者四十五人”。③
图:抗战宣传漫画
中下级军官,亦被日军视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之所在。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中,国军曾缴获相当数量的日军文件,其中即有如下评估:
“支那军……干部多为军官学校出身,抗日意识旺盛”,“如失干部,战斗意志即消失,故特须注意阻(狙)击其干部。”(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常德会战获敌文件汇编》,1943.12.23,P01-05。)④
基层士兵伤亡360余万
战后,据国民政府统计,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约伤亡365万人。
绝大多数牺牲的基层士兵,没有留下具体的行迹;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未曾留下。
今人可见者,亦只有偶然保存下来的一鳞半爪。
如:1939年,旨在宣传抗战建国的“中华宣传事业协进社”成立。该社曾计划拍摄一部电影,特别选择两名基层士兵的英雄事迹作为备选素材。一是“北战场冯登高单骑却敌”,一是“南战场雷鸣化之英勇决斗”。④
冯登高是骑兵第六师通讯兵。某次执行任务时,冯的马匹意外倒毙,被迫在某村庄外躲避敌军。时有数十名敌军骑兵进抵该村,冯藏身村外树下,击毙3名敌人。敌军“疑有伏兵,不敢突进,分据四周山头”,冯“步枪纵横四射,眩惑敌人,苦战一日”。入夜,有援军到来,敌军退去,村庄遂免遭蹂躏。⑤
图:《抗战忠勇史画》一书中冯登高事迹的配图
雷鸣化是一名上等兵。在生擒一名敌兵后,雷被射中胸、腿,重伤倒地。雷把枪交给班长,决意赴死。待敌军来至50公尺处时,雷即掷出手榴弹。敌军冲杀近身后,雷以六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据当年媒体报道:“该师官兵,附近乡民与游击队,对雷英勇杀敌,成功成仁之事迹,无不为之感动。”⑥
再如:第60军侦察兵寸於德,外出侦察时,与数名敌军相遇。寸拔枪射击至弹药耗尽,不幸被俘。寸佩戴手枪,被敌军认定乃是军官,意图从寸身上获取情报,故以佳肴劝降。寸不吃饭,也不说话。日军失去耐心,转对其动刑——“施以剥骨剖臂之刑,骨露筋折”。寸始终不屈,仅言:“中国军人不投降,不做汉奸,唯死而已。”终被杀害,时年21岁。⑦
在日军大将冈村宁次看来,与俄、英等国士兵相比,中国士兵是“最强的”,其之所以不敌日军,“系由于各高级将领之研究不够”。战场打扫所获之中国军队官兵家书,其中的牺牲精神,曾给冈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这一点和我军的情况完全一样。”
普通民众向老汉舍身引敌入死路
知识分子与地方士绅,因多深受民族主义启蒙,往往是民间抗日意识最浓厚者。
比如:日军进攻河北衡水时,四存学校师生投笔抗敌。弹尽援绝后,李溪荪等8名教职员工、楚寿学等45名学生,“或殒身行阵,或喋血重围,均能临难不苟,气慑敌伪”。后获得行政院嘉奖,“建纪念塔,一律入祀忠烈祠及依例抚恤”“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以彰壮烈,而励来兹”。⑧尽管国民政府为“战后建设”计,抗战期间对大、中学生实施“缓征”政策,但学生投笔从戎,乃是极为常见的事情。
再如:山西忻县乡绅陈敬棠,早年曾任参议员、村政处处长等职。陈素来钦佩文天祥之为人。1937年忻县沦陷,日军欲利用陈敬棠之威望,威逼利诱其出任伪县长。陈坚拒不从,日军坚欲迫其就范。陈自知难以幸免,“乃与其夫人整衣正容,祷拜宗祖神位后,双双吞金自尽,以全节操”。⑨
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因抽象之“国仇”而奋身抗敌,无知识不懂民族主义为何物的普通百姓,亦常因具体之“家恨”而不惜与敌军玉石俱焚。
如:1941年,日军进攻湘北。某部进抵瓮江,城中百姓逃散一空。日军抓住一向姓老农,命其作为向导引路。此前,向老汉之子被日军掳走失踪。为报此仇,向老汉遂刻意将日军引至中国军队布有重兵的朱家岰,使其全数被歼。战斗中,向老农亦中弹,战后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弥留之际,尚呐呐自语:“我的儿,我已为你报仇了。”⑩
八十年,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多少英烈化为无名,归于尘埃。今人翻阅《抗日先烈记》《抗战英雄题名录》《抗战中之忠勇义烈》……这些旧时档案,凝视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姓名与行迹,当知“敬畏历史”是一件要事,却又并不是一件易事。
图:《抗战英雄题名录》书页
注释
①②⑥⑧《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81、82页;③《抗战英雄题名录 第1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1943年,第73、74页;④《郑昊樟等为组织中华宣传事业协进社报送简章及工作计划筹备案呈》(1939年7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361页;⑤⑨⑩梁中铭编绘:《抗战忠勇史画》,正气出版社印行,1946年,第13、28、32页;⑦《抗战英雄题名录 第1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1943年,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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