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与台湾人的反殖民抗争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7-14 09:52:36

　　殖民地人民承受双重压迫

　　这42个年头里，台湾人首先遭受日本军队在全岛各地的武力镇压，虽然得不到清廷支持，民间武力抗争依然持续不断长达七年。1902年之后沉寂了五年，在辛亥革命前后(1907-1915)又再奋起，先后有罗福星在苗栗，余清芳、罗俊在玉井西来庵起义，日本殖民统治者剿抚并行，从招降、诱杀最终屠杀，腥风血雨极其残酷。

　　佐久间左马太总督的两度「理蕃五年」政策下，台湾原住民部落历经残酷的种族灭绝屠杀，后期1930年发生的雾社事件，日本殖民者的镇压手段惨绝人寰，震惊了国际世界。

　　军事行动为经济掠夺清扫障碍，配合日本大资本进入台湾，透过土地调查与理蕃政策，有系统地掠夺土地森林自然资源。组织严密的农业移民，解决了日本本土人口过剩耕地不足的危机。相对于此，台湾农民完全失去选择耕种的自由，被迫成为日本制糖会社种植甘蔗的农奴，台湾种植的稻米过半为供给日本本土，农民自己吃不上白米饭，只能吃加上很多晒成黑黑的地瓜签饭。

　　与此同时，殖民统治者透过各种歧视政策与奴化教育，企图从语言文化传统的根基上切断台湾人的民族认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一直承受着双重的压迫，一则来自国家政策─帝国殖民主义─的压迫与横暴，另一则是日常生活中日本官吏、警察和一般日本人处处彰显的优越感，以及对台湾人毫无缘由的鄙视和欺凌。

　　1920年代，环顾无援手的台湾人，在孤立的反殖民抗争中开展新的形势，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地主阶级领导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守护祖国情怀、民族传统与启蒙运动的文化协会、民族主义联盟的民众党，反抗殖民主义经济掠夺与剥削的工农运动─农民组合、工会、反帝同盟，还有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台湾共产党。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从1931年日军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来年春天挟持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以后，台湾岛上的空气就日渐沉重起来了，「民众党」被解散，台共遭遇大逮捕。日常生活物价上涨、税金加重，还有警察通过保甲摊派的各种捐款，1935年以后更有「爱国献金」名义的捐款，强迫台湾人为日本侵略祖国大陆的「圣战」捐款。

　　七七事变之前在台湾发生的「祖国事件」和「地图事件」，日本军国主义的蛮横嚣张气焰，台湾人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6年春，《台湾新民报》组团赴大陆华南各地考察，在上海华侨团体的欢迎会上，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林献堂致谢词中有「归来祖国」的话语，为日本间谍获悉转报台湾军部。5月间《台湾日日新报》连日以头条新闻大加挞伐，骂林献堂「非国民」，6月中旬在台中公园，献堂先生再遭军部唆使的「生产党」浪人卖间善兵卫当众殴辱。「祖国事件」风波的警示作用极有成效，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与地主阶级。

　　1937年的元旦，《新民报》因为新年随报赠送的世界地图而揽祸上身，这个「地图事件」只因地图上的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着色同为粉红，而与其殖民宗主国日本不同颜色，地图委托大阪日本人的印刷厂承包，责任虽不在《新民报》，军部却以此为借口，怂恿几个右翼浪人到《新民报》大闹一场，威胁要放一把火烧了报社。4月1日，台湾三家日本人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同时废止汉文版，总督府同时限令《新民报》在6月1日废止汉文版。新民报不仅是日据下台湾人唯一的喉舌，更兼具保存汉文与民族意识的重任，废除汉文版的《新民报》，无异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义。

　　七七事变后的台人处境

　　1937年的七七事变诚然是历史转折点，祖国大陆开始八年的全面抗战。8月15日，日本台湾军司令部在宣布全台进入战时体制的同时，古庄司令另发表声明，杀气腾腾地告诫台湾人：「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动，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同日，反殖民抗争中硕果仅存的、议会路线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宣布解散。此后，台湾人的生活完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风暴圈内，民族意识浓厚的知识分子，当众遭受宪兵与特高警察的盘查侮辱，甚至于无端被长期拘押的事件，时常在各地发生，最具代表性的是彰化的赖和，台中的庄垂胜与台南的欧清石。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锋，庄先生是文化运动的干将，欧先生是名律师，三位都备受台湾人敬重。

　　随着侵略大陆的战事扩大，日军开始在朝鲜和台湾两殖民地征召军用人员。

　　1938年宣布台湾志愿兵制度，但缘于对台湾人浓厚的祖国情怀的不信任，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后才真正实施。台湾虽然幸免沦为战场，却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就开始有大量青年被征用为军夫军属，地位远较军人为低，待遇更极不人道;还有青年女子受征召为护士(甚至于悲惨的沦为慰安妇)，军用人员的征召让众多家庭惶惶不可终日。关于台湾人忠诚度的微妙问题也在此时浮现，这种危机感或许才是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的因素?威吓利诱驱使台湾人说日语、改日本姓名、学习日本国民的生活。并且从制度上废除汉文，摧毁中国寺庙，广建日本神社，目的皆在于消灭台湾人的汉文化传承及民族意识。

　　1937年10月国际联盟对日本经济制裁之后，殖民地台湾也深受影响，各种物资供给陷入困境，加上征调军夫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影响米粮生产。日本人更加紧在台湾搜刮物资，从各种五金类的回收到强制收购黄金，乃至于穷凶恶极地在农村搜查米粮。

　　七七事变之后，大陆同胞同仇敌忾全面抗战，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虽心系父祖之国却身不由己，精神上充满无奈苦闷，特别是知识分子最为煎熬。1937年9月家父(叶荣钟)有一首诗〈生涯〉写当时的心境。他自己对其中「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两句有如此解读：忍泪欢呼「万岁」是当时欢送军人出征的情景，他们到大陆是去残杀我们的同胞，蹂躏祖国的山河，而我们虽则痛心疾首，但表面上仍不得不欢呼送行。

　　回归祖国参加抗日战争

　　在持续不断的反殖民抗争中，台湾人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祖国强大，台湾才可能自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有志者陆续在各阶段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中部雾峰林家三代人的抗日事迹，1895年抗法名将林朝栋领导栋军在新竹抵抗日军，后举家迁回大陆，气恨之余客死上海。其子林祖密支持孙中山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在支持罗福星苗栗起义失败之后，毅然贱卖庞大家产、放弃日本国籍，举家迁回厦门恢复中国国籍。第三代的林正亨在七七事变后，丢弃画笔进入陆军官校，抗日战争中在云南、缅北战区出生入死。

　　1931年之后，日殖民当局即加紧对民族人士的控制，领导二林蔗农事件而入狱受刑的李应章医师，台湾民众党的领导人谢春木，都在这段时期逃离台湾，辗转到上海、重庆参加抗日活动。

　　曾任粤桂边区总指挥的新竹人邹洪将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即加入国民革命军。出身黄埔军校的李友邦，北伐时期深受孙中山器重，领导台湾义勇队活跃在东南战场。从事文化抗日工作的宋斐如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冯玉祥将军的教席，他们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年少就决意脱离殖民地回到祖国大陆的典型。其中也有奔赴延安加入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如台北人沈扶、台南人林栋、台共烈士翁泽生之妹冯志坚(原名翁阿冬)、林正亨之妹林冈等。专攻地质采矿的丘念台，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抗战期间，领导台湾青年组织东区服务队在粤东做敌后工作，丘念台刻苦朴实的平民作风，使该团被视为左倾队伍，不受国民党信任，却在没有固定经费的困难下一直坚持抗日工作。

　　七七事变之后，在厦门求学的台湾青年400余人，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并首先发起抗日组织，上海、重庆的台胞也相继组织抗日团体。抗战期间，在后方重庆从事抗日工作的台湾人数众多，较为知名的有谢南光、宋斐如、谢东闵、黄朝琴、游弥坚、李纯青、黄国书、李万居、连震东、刘启光、林忠等。

　　殖民地的台湾青年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决心，首先要穿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还要面对严峻的客观现实考验。此客观现实是命运强加于他们的日本国籍身份，以及因为使用日语而与大陆同胞之间的沟通困难，他们难以得到信任，甚至于产生误会被怀疑为日本间谍。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艰难，钟浩东、蒋碧玉、萧道应、黄素贞和李南峰等五位青年投奔祖国的曲折经历，都道尽了殖民地人民的困窘情境。追根究底，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所造成的，却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经验。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在亚、非、拉美各洲进行的殖民统治，非仅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更摧残了当地的精神文明，留下众多至今无法妥善解决的复杂问题。曾经作为一个后起的殖民帝国，日本在亚洲地区，特别是琉球、朝鲜半岛、台湾所留下的复杂历史问题，还有待后来的人努力以赴，探索修复与自我疗愈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