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英雄与汉奸：华北军政人物的不同抉择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7-26 15:46:14

　　宋哲元

　　20世纪30年代，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失意政客、军阀余孽云集北平、天津两市，局势不是一般的错综复杂。

　　因缘际会，宋哲元崛起成为冀察地方军政领袖，他选择左右腾挪，看似没有立场，实际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大节不亏。“卢沟桥事变”发生，张自忠倾向局部妥协，继续维持冀察地方半独立空间，幸能及时看清形势重返抗日阵营，最终以死表明心迹。如果说殷汝耕也是那个时代的“弄潮者”，那么他显然走错了一条路，而且是一错再错，从“知日”“亲日”到“投日”，他的骨子里面全都是汉奸味道!

　　01、宋哲元，晚节善终的地方实力派

　　宋哲元，民国元年入伍左路备补军，随营接受了一些基本军事教育。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宋哲元属于草根，没有令人羡慕的专业学历，但是，学历不代表能力。这不，冯玉祥担任北洋陆军第11师师长的时候，麾下五个旅长人称五虎上将，宋哲元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下野，宋哲元率领千余残兵溃退晋南，联合张自忠等部编为一个军，独立登上了政治舞台。

　　1935年夏，中央军受制于“何梅协定”退出河北，宋哲元逐步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领袖人物。蒋介石心里极不情愿，但也只好面对现实，希望他带领的29军在华北前线与日寇努力周旋，维护主权。在日本人看来，宋哲元并非南京嫡系，过去和现在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只要处理得当，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冀察地方集团当然也会盘算，夹缝中求生存，维持一个模糊空间不仅对日蒋双方有利，也便于自身发展壮大。有鉴于此，宋哲元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提出对日交涉“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

　　1936年5月，田代皖一郎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继续推行所谓的“华北特殊化”。日军一边向第29军派遣顾问，一边教唆亲日分子以酬宴、麻将等活动做掩护，游说冀察集团反蒋。同时提出一连串经济“合作”方案，什么修筑津石铁路，开发龙延铁矿，收购华北棉花，长芦余盐出口等等。

　　有一次，田代怂恿宋哲元：“如果宋委员长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冀察独立，组成华北防共自治政府，我们日本可以大力支持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认为宋委员长一定能够顺应时势，决不致背道而驰逆流而行的。”宋哲元抱着“不说硬话，不作软事”的既定态度，敷衍道：“司令官所谈的，在我个人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我得问29军的其他负责人商量，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个主，我相信司令官一定会理解到这一点的。”

　　蒋介石不在现场，各种流言传来，心中难免不安，“冀宋喜怒无常，主见不定”。不过总的来说，宋哲元在大是大非上始终保持民族立场，有一群亲日分子口口声声“南蒋北宋”，献上一面“自治政府”的旗帜图样，宋头脑清醒得很，赶紧一把火烧掉了事。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压迫，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际，特别叮嘱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卢沟桥风云突起，宋哲元觉得事态不至扩大，指示秦德纯“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蒋介石判断战争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然而，宋哲元却另有打算，如果引发大规模冲突，苦心经营数年的地盘难保不失，遂由秦德纯出面婉拒中央军北上，且又不顾蒋介石一再劝阻，擅自和日方展开和平谈判。7月26日，完成既定部署的日军露出庐山真面目，分兵进攻廊坊和北平广安门，宋哲元幡然醒悟，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可惜一切为时已晚，中国军队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陷于敌手。

　　宋哲元南下保定，充分认识到自己犯下大错，主动请求南京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倒也好言安慰：“兄等离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抗战军兴，宋哲元历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指挥所部在河北、山东等地抗击日军。1938年春，宋哲元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他致书勉励官兵“勇往直前，努力杀贼，抱着我作牺牲者，人作成功者的决心，向前迈进，宁死不当亡国奴，必操最后之胜利”。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享年55岁。

　　张自忠

　　02、张自忠，“抗战中最忠勇之一人”

　　1914年夏，张自忠不顾家人反对，赴奉天省新民县北洋陆军第20镇补为副兵，开启了全新的军人生涯。那些年战争频繁，第20镇兵败湖南，张自忠灰头土脸返回故里，但他从军之志并不气馁，经人介绍改投到冯玉祥的部队。

　　宋哲元当旅长的时候，张自忠是营长，这就叫做“资历”。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溃败，张自忠率领5000余人退入晋南，实力相对完整。两相比较，仅带出千余人的宋哲元地位尴尬，想把残部交给刘汝明后远走天津。好友萧振瀛闻讯赶来，“何谈解甲归田，今天应该反思昨日之非，决定明日之计”。张自忠对拥戴宋哲元存在异议，毕竟自己拥兵数千。萧说：“都是患难弟兄，皆为兄弟之义，你与冯治安分率部队，赵登禹等依次，刘汝明若能来，另作安置。”毕竟还是一家人，张自忠倒也能够转过弯来：“只要大哥领导来作，我必服从到底。”

　　1931年6月，这支西北军残部有了正式番号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任副军长，萧振瀛任总参议，冯治安任第37师师长，张自忠任第38师师长。此后部队扩编，赵登禹任第132师师长，刘汝明任第143师师长，逐渐发展成为拥有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特别市的冀察地方集团。

　　1936年6月，萧振瀛离开平津，张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长。应该说，宋哲元还是有考虑的，师长之中，暂且不论资历，张自忠处事稳健，持重而有度，是其中较有政治头脑的一位。天津租界林立，商贾云集，又住有很多失意军人、政客，一般人势必难以应付。老部下张宗衡现身说法，“天津汉奸活动猖獗，情况确实复杂，张自忠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唯唯诺诺屈服于帝国主义，又不意气鲁莽从事，而是不亢不卑、有理有度、从容不迫，维护国家尊严”。外界对于冀察当局与日本人交往颇有看法，张自忠总是提醒自己“顾全大局，忍受耻辱”，“好在是盖棺定论，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

　　1937年春，日方邀请宋哲元访日，宋担心自己作为冀察地方最高领导人，一旦日方提出无理要求，答应不是，拒绝不是，没有回旋余地，点名由张自忠率团前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戈定远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张不甘心久居宋下，坠入汉奸的奸计，应日本的邀请组织赴日参观团，当时天津亲日空气浓厚，张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亲日人物。不管怎么说，张自忠的日本之旅言行谨慎，并未留下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东西，据随行的何基沣旅长透露：“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谈到华北经济提携问题，张市长就说明中央与地方的意见，并且一再说明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除政治障碍，而消除政治障碍首先要消除冀东伪组织。杉山元就说只要华北当局将日本应该做的事做到了，取消冀东是不成问题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张自忠、张允荣出面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蒋介石认为冀察地方与中央步伐不一致，也无权签订任何妥协条款，多次去电询问、制止。及至大战难免，宋哲元撤离平津，南下保定坐镇指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临别之际，张自忠含泪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只好劝勉：“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8月初，张自忠认识到对日交涉实属与虎谋皮，在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形势下，无论怎样虚与委蛇，冀察地方都不可能恢复战前的模糊空间，毅然登报辞去所有职务。后在外籍友人帮助之下，秘密离开平津是非之地。

　　世人观察张自忠留平多不见谅，南京街头甚至有张贴标语骂张为汉奸，张内心苦闷，他对欧洲考察归来的萧振瀛说：“此心可对天日，现在是百口莫辩。只求蒋委员长能容许我死在战场，有以自白。”经众人保荐，张自忠以军政部中将部附暂代第59军军长，该军是由第38师为基础扩编而来，面对旧部，张痛哭失声：“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第59军此后长期划归第五战区战斗序列，从齐鲁大地到长江流域几乎无役不从，张自忠因此累功升任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大举进犯湖北枣阳，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命张自忠为右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第29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固守襄河两岸阵地。日军第13师团十分凶狠，激战至5月6日，张自忠决定亲自过河督战，为此亲笔致函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74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16日，张自忠及总部特务营、第74师一部被困南瓜店，勤杂人员全部加入战斗，渐渐伤亡殆尽。15时，身上多处负伤的张自忠被日军刺刀刺中要害，高大的躯体向后倾倒在血泊之中。

　　噩耗传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张自忠阵亡已实，诚失我良将矣。此将实为抗战中最忠勇之一人也。悲伤之至。余更爱其战前与倭寇周旋，忍辱不避毁谤，含辱纳后之功为尤大也。”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并追晋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殷汝耕

　　03、殷汝耕，钉在耻辱柱上的变节者

　　殷汝耕没有变节之前，绝对称得上是“知日派”。殷汝耕17岁首次东渡日本，考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工科学校;25岁再度留日，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海归”之后，殷在北京政府谋得众议院秘书一职，翌年受中国银行委托赴日考察金融。没过多久，参加南方护法政府，担任驻日委员，协助唐绍仪进行外交活动。大约1920年，殷汝耕弃政从商，“下海”成立江苏新农垦植公司，老老实实做了几年生意。终究不甘寂寞，1924年冬又改投唐继尧，出任云南省政府财政顾问。不到一年工夫，屁股再挪地方，头衔换成北京政府关税会议顾问。奉军郭松龄倒戈张作霖，殷汝耕脑子一热，又一次更新名片——东北国民军机要秘书，专办对日交涉。郭松龄兵败，殷汝耕逃入新民县日本领事馆避难，得以逃出生天。

　　1927年春，北伐军底定长江下游地区，南京国民政府“知日派”黄郛先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部长。殷汝耕重出江湖，再操旧业，陆续参与了济南事件、淞沪停战等一系列对日善后交涉。长城抗战后期，黄郛北上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殷汝耕紧跟其后，成为谈判代表之一。这一年，殷汝耕44岁，年纪虽然不大，却已是经历北京政府、护法政府、国民政府的“三朝元老”。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划定冀东22个县为“非武装区”，日本人扶持殷汝耕走马上任“蓟密区督察专员”。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欣赏殷汝耕?专田盛寺曾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战后交代说：“土肥原机关长之所以看中殷汝耕，是因为殷是一个通晓日本情况的人，殷的夫人是日本人，殷真心希望华北安宁。”土肥原处心积虑推动“华北自治”，多方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地方实力派，但这些人谁都不愿意领头扛旗，于是退而求其次，准备“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再从阎、宋、韩、商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结果一拍即合，双方在天津一家饭店商量起事，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喜过望，吩咐专田去买香槟酒庆贺，不巧饭店售缺，只得改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极尽讨好地说道：“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还好。”

　　1935年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殷汝耕等败类大放厥词，说什么“党人奔走革命，崎岖三岛，但求功成，不惜重赂。孙中山之赠日满洲，有类晋惠公之贿秦五城，轻诺寡言，食言自毙。以致中日纠纷，无法解决。不知者以为出于强邻之觊觎，而实际乃党人一手所造成也。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消息传开，神州鼎沸，南京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殷汝耕，北平、通州近在咫尺，无奈碍于日本庇护，无法实施抓捕。12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为政务长官，总揽全区军政事宜，所有保安队改编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规军，冠以某师番号。张庆余、张砚田不甘心附逆，请示何去何从，商震密嘱：“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

　　1937年7月29日，在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张庆余、张砚田发动通州兵变。殷汝耕爬进衣柜藏匿，反正官兵一时遍寻不着，碰巧抓到殷的一名仆从。“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殷汝耕信以为真，自投罗网。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案犯，理应五花大绑，怎料半路竟然给跑掉了。张庆余后来解释：“当时本拟枭首示众，以平民愤，但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刘春台劝阻，说殷逆系何应钦、黄郛的亲信，说不定领有中央密旨，我们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给宋哲元，转解中央比较妥当。等我们开抵北平城下，才知道第29军已撤出，日军突然从城内杀出，押解囚车的士兵措手不及，结果就……”

　　1940年春，殷汝耕复出，做过汪伪政府的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1945年底，殷以汉奸罪名被捕，后经南京高等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