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卢沟桥事变真相
来源：党史网   2017-08-10 14:48:26

　　1937年7月7日深夜，星光暗淡，万籁俱寂，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内去“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反抗，“卢沟桥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卢沟桥事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什么会成为全面抗战的标志?今天，让我们踏访宛平古城、卢沟桥，寻访抗战老兵，查找历史文献，专访历史学者，复原历史深处那段苦难的图像，探求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扑朔迷离”的第一枪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扩大在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秘密制定大规模侵华的作战计划。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宛平城北、卢沟桥一带及平汉铁路北侧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日军剑拔弩张，战事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将守城、守桥任务交给了二一九团第三营。该营营长金振中接到调防宛平和卢沟桥的命令后，面对无时不在挑衅的日军，深感责任重大。

　　当年二十九军二一九团三营老兵马步先在晚年回忆说：“那年6月开始，鬼子就没日没夜地在宛平城边演习，闹得我们晚上不敢脱衣睡觉，我们手里拿着大刀，刀片儿都攥出水了。”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达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冒雨演习。

　　当晚10时40分，突然从城东北方向日军演习营地传来十几声枪响，宛平城内中国守军随即严密注意日军的动态。少顷，金振中接到报告，据日军称：一名新兵在“演习”时被我城内驻军捉去，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查。金振中立即联想到九一八事变，预感到日军要故伎重演，便断然回答：“日方士兵被抓纯属捏造，进城搜查绝对不能允许!”

　　金振中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向我阵地蜂拥扑来。

　　金振中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冒着炮火登上城墙观察敌情，指挥部队还击敌人。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日军在第三营官兵的勇猛反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接近城墙，只能龟缩在原地待援。

　　夜12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

　　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回答说：“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背国际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一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任。”这时，日本特务机关和丰台日军威胁说，如果不许入城搜查，就用军队包围宛平。秦德纯气愤地说：“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这样野蛮!我方为了自卫，只有坚决抵抗。”

　　7月8日凌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实际上，日军那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20多分钟(一说约3小时)后悄悄归队。冀察当局与日军谈判之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早已归队，但日方不但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我守城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调查“失踪”原委，还一再恫吓中方人员，若10分钟内还无法解决，严重事件将立即爆发。

　　5时许，双方还在谈判之际，日军的炮弹就接二连三地呼啸着飞进城内，在谈判桌附近爆炸。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宛平城开来。天大亮后，东警戒线方向出现大队日军。

　　由于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

　　日军第三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只有二十九军二一九团三营十一连2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7月8日夜12时许，二一九文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激战一天后，双方均伤亡严重，日军几次强攻接连受挫，其妄图“一击”而夺宛平的计划，被中国守军的密集弹雨打得头破血流，战况遂成胶着状态。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很多家报纸发行号外，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及时传递给了全国民众。一时间，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日本，凶!未必我们4亿多人还打不赢它?”“揍，狠狠地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四处响起。

　　卢沟桥事件，尽管史称“七七事变”，但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在7月8日打响第一枪的。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战事紧张，对于突发的大事件，时人顾不上细节也没人去抠字眼;二是当时中国人钟表的使用率较低，时间概念不是特别强，一般人习惯把早晨日出后看成一天的开始，而不是以零点为一天的开始，天亮以前发生的事都算前一天。

　　卢沟桥事变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当年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后升任第十五军司令官的牟田口廉也中将，就是指挥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最高长官，他曾得意洋洋地公开炫耀：“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

　　显然，牟田口廉也率部向中国军队打响了第一枪，但他说发生大东亚战争是他个人的责任，这不符合历史，因为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早就规划在其军事侵略的筹谋之中的。“我国的对华态度，换句话说，即经营大陆的理想，过去以至将来都应完全光明正大。”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宣传计划》所显示的国家意识与集团野心。

　　二战日本投降后，曾任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茂川秀和也承认：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大刀进行曲》背后的激昂与悲壮

　　7月8日，蒋介石电令在老家山东乐陵守孝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二十六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二十九军作战。

　　得知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立即返回任上，而只是让部下与日军虚与委蛇。直到南京方面派出了第二十六路军和庞炳勋等部北上支援，并于7月9日、10日两次来电催促，宋哲元才在11日离开家乡。但他并没有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筹划抗战，而是直接前往天津，与日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并拒绝了中央军的北上增援。

　　尽管宋哲元当时没有下死令抵抗，但是处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爱国将士仍然奋勇作战，其大刀队更是大显神威。年方19岁的战士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名，缴获13支枪，威名大震。7月12日《世界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大幅标题予以报道。

　　当时，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的作曲家麦新被二十九军的事迹深深鼓舞，他感到热血奔涌、心潮澎湃，便以火山喷发般的创作激情，连夜谱写了高亢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歌曲采用明朗的大调，铿锵有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且敢于血战到底的可贵精神和必胜信心，很快被传唱开来。

　　7月12日，10列军列分载着日军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西进，至傍晚已经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余名日军分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逼近北平。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也没有按照约定撤退。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二十九军的抗战劳军捐款。同时，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

　　26日下午，日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二十九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同日，日军闯入广安门。27日中午，日军向北平近郊中国守军发起总攻。

　　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宋哲元感到求和无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纷纷要求抗日。当天深夜，宋哲元与二十九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

　　7月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宋哲元意识到南苑的重要性，命令预备队赵登禹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副军长佟麟阁率领的军部人员和军官教育团、学生兵兵团等。

　　当年由于军备紧张，学生兵们一直没有配备武器，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们才真正被武装起来，每人发了1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每个班配备一把轻型机关枪，开始练习射击和投弹。当然，每人还有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由于大刀都没开刃，刚发下来的时候，附近村子里的铁匠都被请来，军营里到处都是霍霍磨刀声。

　　当年还没完全掌握军事技能的17岁学兵王延洲拿起枪走上了抗日一线。他在晚年回忆说：“当时，军训团全部打散了，多数人光荣牺牲了。”战斗中，王延洲负了伤。乘着天黑暴雨，王延洲等4人一起突围出来。休息时，王延洲感到大腿疼痛，这才发现自己被流弹击中了，左大腿内侧有一个小洞，用手一按，一颗子弹在里面跑来跑去。王延洲用两段树枝当筷子，咬着牙自己硬是把子弹“挖”了出来。

　　整个平津地区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中国学生兵们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战斗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不幸被机枪射中腿部，但他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他的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宋哲元在28日晚被迫率部由西直门出城，经长辛店撤往保定。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奉命率部向北平撤退过程中突遭日军伏击，他率部奋起反击，身受重伤，最终英勇牺牲，时年39岁。

　　29日，日军分南北两路向北平西郊推进，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中国华北大门从此洞开，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阴谋终于粉墨登场，中国人民的八年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缘起蓄谋与称霸

　　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宛平城城墙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的累累弹痕，城南侧和东侧的墙面上更是留有很多很大的弹坑。东城墙东北侧和东南侧各有一段城墙没有垛口，据介绍这正是当年被日军轰塌的。

　　北京市档案馆在制作卢沟桥事变纪念专题时，偶然发现了一首以五线谱写成的钢琴曲《卢沟桥歌》，并且有英文标注曲调，但没有歌词。当时健在的二十九军老兵马步先还原了歌词：“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马步先尽管不知道歌曲的词曲作者，但是他的回忆弥补了相关史料的不足。他说，歌词唱出了当年二十九军的誓言。

　　持续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表面上虽源于卢沟桥事变这一偶发事件，但实质上却是日本处心积虑，进行侵略阴谋的必然产物。在侵略野心的驱使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把“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转换成了“强兵富国”，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构筑了分五步走——“攫取台湾、吞并朝鲜、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少将，1935 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积极从事侵华活动，奔走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主张不扩大，就地解决，竭力促成签订停战协定。1944年10月初，今井武夫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他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五六月间，日本东京盛传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传着这样的消息：‘七七’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是事先预谋的，也可从事变发生之初，日军在几个小时内即制订的《宣传计划》看出。该计划指出：要不顾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最迟于7月9日正午前后占领宛平县城;进行“言论统制”，“宣传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要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动”，“本事端是因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突然发生的”。

　　蒋介石也曾表示：“事变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

　　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在声明中指出：“此次纷扰发生之际，系在7月7日夜间，其时日本军队正在举行演习，最初发生冲突之地点，系在卢沟桥一带，日本军队在该处毫无权利足以根据，盖1901年辛丑条约第9条，规定外国军队驻在地点，并未将卢沟桥宛平城及丰台包含在内。日本根据此项条约而提出要求，原已不合时宜，绝无根据，且即就各该地方驻扎军队举行演习，亦绝无理由足言……日本军队借词要求在中国军队防地内搜寻失踪之日本兵士一名，竟图以强力于夜间侵入中国军队所驻防之宛平县城，明知中国军队必加以拒绝，乃故意出此，借以发动对于华北更进一步之侵略行为，此固属显而易见者也。”

　　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以卢沟桥事变开始，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历史以正义者的胜利，在卢沟桥竖起了一座警告侵略者的信号台。如今，徜徉在卢沟桥上，在无数的石狮旁，抚摸那被岁月侵蚀的坑坑洼洼的铺路巨石，不禁心潮澎湃。卢沟桥时刻提醒着人们：要告别过去，但不能遗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