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中的“逼宫”公案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8-17 15:53:32

　　对于七七事变的叙述，史学界多把它的时间界定在1937年7月7日爆发，到7月底平津沦陷这期间的二十余日中;关注点也主要侧重于当时平津之间的时局起伏。这种论说自有其道理，事变爆发，和战交错，平津沦陷，自此开始了全面抗战。然而，从时间上说，这只是从中方角度观察事变的进程，而没有同时从日方角度审视这场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从空间上说，主要局限于平津地区29军与日方的冲突和交涉，而未必将国民政府中央和日本国内对七七事变所采取的举措作深入考察。应当超脱这些不足，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七七事变，对于全面抗战的进程，才会有更全面的认识。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七七事变真相》一书，正是以一种新的构架，对七七事变作了新的阐述。

　　该书从五个方面考察七七事变：一是事变爆发的缘由与最初的冲突情形，二是国民政府中央(尤其蒋介石)应对事变的举措，三是29军上层与日军的交涉，四是日方由战火不扩大到扩大的演进，五是日方占领平津后的盲目乐观及其后果。其中既探究事变爆发责任，剖析日方膨胀野心，又展现国民政府中央应战态度及对华北控制力的薄弱;既梳理29军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及宋哲元与张自忠的微妙关系，又揭露日方初拟侵占华北，继而妄想鲸吞全中国，最后骑虎难下的窘境。尤其是日方原将七七事变定名为“华北事变”，占领平津后，一方面扩大华北的战线，另一方面又开辟华东战场，从而到9月2日，将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标志着日方全面侵华政策的最终完成。因而七七事变，理应将中国的全面抗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结合起来考察。事变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全民族抗战的形成。

　　而这部书其实是一部史料集。不过，它不是简单的史料汇编，而是经过作者广泛搜罗与精心剪裁，去芜取精，用最能反映事变实况的史料说话，同时又对史料中的种种歧说进行注疏，提出观点，使得全书史料价值与学术观点并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书中有许多精彩论述，诸如日军为何急于在华北发动战争?日本采取了哪些威逼利诱措施?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以何种态度参战?在华东倾国军精锐与日军决战是失策吗?以时间换空间是蒋介石预设的大战略吗?等等。限于篇幅，这些问题不能一一展开来谈，下面仅以该书为据，对事变中一件至今仍聚讼不已的公案作一叙述。

　　七七事变中争议较大的事件，就是在1937年7月28日晚间，北平面临被日军包围，29军军长宋哲元是否因为他的下属张自忠逼迫，而不得不让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位，率军退出北平前往保定?这一争论，事关对张自忠的评价，事关平津沦陷主要责任者的认定。因而也是整个七七事变过程中一个影响重大的历史谜团。

　　此前，林治波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认为当时张自忠应宋哲元要求留北平，继续与日本人周旋，以致代人受过。而李惠兰主编《七七事变探秘》一书，则认为是张自忠逼宋哲元离开北平，迫他让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由自己主事，任命了一批与日本人相勾结的汉奸人物，导致北平沦于敌手。

　　这是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各自引述了不同的史料作依据，互不相让。而《七七事变真相》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新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考察这一事件的新视角。

　　其一，张自忠于7月25日由天津到北平，是奉命前往，还是为了逼宋离平而前往?据当时报载，张自忠到达北平时，秦德纯等高官到车站接站，当晚宋哲元召集了29军高层应对危局的紧急会议。张自忠只有先通知了北平方面，才会有秦德纯等高官接站，因而他不可能是如一些回忆者所说宋哲元对张自忠擅自来平表示愕然，说：“他来北平干什么?”而且7月26日《北平晨报》报道，25日“张自忠奉宋召”赴北平;同日《申报》也报道：“宋哲元廿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并称他向宋“报告卢事善后”，也就是汇报他与日军为解决事变而进行的谈判进展。因此，不能说张自忠只是为了逼宋才去了北平。

　　其二，7月28日晚张自忠与宋哲元之间，究竟发生的是“逼宫”还是宋命张留平?28日日军在平郊发起攻击，29军损失惨重。下午3点以后，宋与诸副手反复商议对策，从下午直议到晚上。有人回忆，张对宋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张表示须由他来接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北平市长等职，以应对危局。宋闻此言，脸色煞白，随后即签字由张代任委员长职务，自己率军赴保定。而持相反意见的人称，是宋哲元再三请张自忠留北平与日方交涉，并任命他担任政委会委员长等职，维持局面，张于是临危受命，以致最终代人受过。按据多方史料考证，张自忠由于看不清诡谲的时局，自以为日本人不相信宋哲元，相信的是他自己，遂以为自己出面，可以维持北平局面，于是提出让宋退职、离平，由他留下与日方交涉。张自忠要求接任政委会委员长的主张，无疑令宋哲元颇感不快，但考虑到危局难解，宋也只好同意，同时还寄希望于张自忠能使日军停止军事行动。说明对于张留平，宋还是认可的。宋哲元一到保定，即致电张自忠，“望转告日方，勿再使军事行动扩大”。因此，可以说张自忠确曾提出让宋离开，宣称只有他可以让危局“转圜”，令宋颇感难堪;而宋哲元也确实对张自忠留平寄予厚望，并不会认为自己是因张的逼迫才离平赴保定的。他率军去保定，目的仍是要保存29军的实力，避免被日军消灭，与所谓“逼”他离去无关。

　　其三，张自忠留平后的所作所为，实不光彩，而有人仍称张自忠为维持北平局面，作为对日的缓冲，体现了跳火坑精神。按张自忠留平后采取的措施，基本是迎合日方旨意。一是就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等职务后，改组冀察政委会，将日本人欢迎的一些大汉奸拉了进去;二是查抄原冀察政委会要员住宅，以博日方满意;三是改北平警察服装为黑色，以示脱离国民政府;四是让留平的保安队向日方缴械。因而他当时被全国舆论指责，尽管有人说他是代人受过，但实际上他是主动踏进日本人和汉奸挖的陷阱里去的，从而在当时也毁坏了自己的名誉。

　　日本人充分利用了29军内部存在的分歧，大搞挑拨离间动作。因张自忠主和，冯治安主战，日本人就放风说，只打冯治安的37师，不打张自忠的38师;日军围攻北平了，又传话说，只要宋哲元将29军撤离北平，日军就停止军事行动。这让张自忠产生了误解，以为只要宋哲元离平，由自己出面与日军交涉，可以平息局面。而事实上日本人根本没看重张自忠，因他代理的冀察政委会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日本人决心将它取消，另扶植由汉奸主持的维持会;加之张自忠的38师在未得到他命令的情况下，对日军进行了抗击，也令日方对张大为不满。张留平主持局面仅仅几天，发现上了日本人和汉奸的当，这才宣布退职，又悄悄逃出了北平，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罪。当时全国舆论一致对他笔伐，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他作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当然，张自忠终究是血性男儿，此后他坚决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奋勇杀敌，最终在抗战前线壮烈殉国。

　　《七七事变真相》一书用大量史料,对事变整个过程作了细致反映，同时加入了作者的分析，使得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得到更具可信性的解说。由上述“逼宫”公案的论说，便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