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安三最初也没有把卢沟桥冲突看得那么严重,所以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在《朝阳门外》中,他说每天都听得见从西郊、南郊传来的大炮轰鸣声,但自己的生活与平常没有变化,7月16日还和一个住在他家里的东京年轻人一起逛大街。事变期间,北平上演了两个新编话剧,一是北平剧团演出《阿Q正传》,一是沙龙剧团演出的《日出》。《阿Q正传》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清水安三曾经拜见过鲁迅,写过介绍鲁迅的文章,也读过《阿Q正传》这部小说,所以特意带着东京年轻人一同到小剧场观赏了这个话剧。
清水安三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情,与北平沦陷前出现过一段表面上相对平静的形势分不开。卢沟桥交火后,北平形势风谲云诡、跌宕起伏。驻守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与华北驻屯军之间是打打停停,双方既不肯退步,也不放弃交涉谈判。
从日本方面说,东京在国防政策上存在“先北后南”和“北守南进”两种意见,前一种意见在处理卢沟桥事变问题上,主张“不扩大”。至于日本军队方面,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因心脏病已奄奄一息,其职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暂时代理。7月11日,日本天皇亲自决定香月清司中将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虽于当天就从日本飞抵天津,但他到中国之前,华北驻屯军在战和大事上缺少拍板做主之人,故需要维持现状。此外,兵力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当时在北平前线的日军只有步兵两个大队,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连日阴雨困在通州,即使开战,也缺少兵源。
从中国方面说,统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凭借二十九军为后盾武力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二十九军是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结成同盟,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进行混战失败后的残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是其唯一地盘,放弃北平、天津等于丧失维持部队的经济来源,再无立足之地,所以不愿意战火扩大。另外,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还在山东乐陵老家为父亲修墓,他是得知战事发生后才动身返回的,在经过天津时还与香月清司相约停战一个星期。
7月8日,演习中“失踪”的日本士兵已经归队,证明卢沟桥冲突完全没有理由。下午,华北驻屯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中佐与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少佐,前往代理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家里进行交涉。经过唇枪舌剑,最终在9日凌晨达成双方军队各自撤回原驻地,宛平城由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的保安队维护治安的临时协议。
石友三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重要将领,1924年任国民军第六军军长,故与西北军残部二十九军的许多人相熟。石友三1932年便与土肥原贤二接洽,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当时,他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的“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不扩大事态,通过现地交涉迅速解决”的训令,为了执行这一训令,今井武夫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相商,决定与北平当局举行谈判。谈判中,松井太久郎与今井武夫提出“卢沟桥及其附近地方之中国军队即时撤退”“中国方面道歉并处罚责任者”“实行防共取缔排日”等条件。北平当局为了早日平息事态,接受了这些要求。事后,日方发表消息,称“业已签订(停战)协定”。12日,二十九军从卢沟桥撤出,北平至天津间的铁路交通也于同日恢复。这样,在中日互相摸底、保持交涉的形势下,北平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缓和,清水安三才能有兴致逛大街、看话剧。
但是,轻松的日子没有多久,因为表面缓和的背后,则是加紧备战。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决定从国内调动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有力部队到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接着下达了停止交涉、已达成协定全部撕毁的命令。这个内阁决定是秘密的,故外务省当天的声明中仍称华北事件应现地解决,北平表面上仍维持原状。13日,日本内阁全体阁员一齐出动,要求各界拥护政府的对华政策。14日,日军到达天津的兵车已达16列,1500人向丰台进发。18日,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丰台设立司令部,战火蔓延的趋势已路人皆知。
北平局势再度紧张出现在7月24日。这天,一直未放弃停战努力的宋哲元,发现他的忍让不但没有使事态平息,形势反而越来越险恶。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熊斌这时来到北平,对宋哲元说:据可靠情报,日本机械化部队正在加紧开进华北,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这番话引起宋哲元的警觉,促使他改变求和立场,开始着手应战准备。24日这天,宋哲元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商议作战计划,25日下令中止与华北驻屯军的谈判交涉,同时调配部队、增加北平城防。
华北驻屯军看到宋哲元态度开始转变,便展开强势压迫。25日,日本军队在飞机、装甲车配合下,占领了北平与天津间的交通要道廊坊,切断这两座城市的联系。继之,又于26日下午7时派兵驾驶26辆卡车,冲击北平城西南的广安门。廊房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的接连出现,表明表面上的缓和已经结束,北平时局开始恶化,清水安三也意识到中日大战已在所难免了。
1919年3月以来,清水安三在北平已生活了18年,与这座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古都建立了深厚感情,说起这里的古代建筑、历史遗迹,都能如数家珍。因此,他很自然地想:一旦大战开始,北平必然遭殃,古城不应毁灭。带着这种朴素想法,他在许多场合陈说保护北平历史文物的重要性。清水安三有一篇通讯,写到自己的努力时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为了不使北京沦为战场,不让天坛和故宫受到损坏,我穿梭于日本与中国的要人、军阀及学者之间,极力去说服他们。给他们讲述的历史事包括与敌方合作保存了克里姆林宫的拿破仑,面对盘踞在日光的幕府势力,通告他们不在日光决战的西乡隆盛,等等,我希望用这样的史实,劝告双方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北京这一世界第一古都废为灰烬。为此,我费尽了唇舌。”其中所说的游说,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华北驻屯军占领廊坊、冲击广安门之后的事。
稍有文化的人,都了解北平城的价值,但用什么方法让古城免遭厄运才是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游说中,清水安三听到不少议论,其中把战场转移到古城之外的意见,引起他的注意,并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清水安三产生了一个念头:说服冲突双方不要在北平城内作战,把战场挪到永定河以南。
这个念头真是太天真了,一个日本政军界体制外的普通侨民,要说服敌对双方转移战场,岂非太不切实际了。不过,清水安三也有自己的优势。18年来,他从事的新闻工作、慈善事业、文化教育,以及与基督教各教会的关系,使他与在北平的日本各界建立了不少人脉,有些要员子弟还在崇贞学园读书,他们的父母和清水安三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那时,清水安三已将妻子郁子和次子畏三送上去旅顺的火车,他没有牵挂,可以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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