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战场考
来源：作者 郭景兴、蒋亚娴   2018-07-02 13:32:45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由此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本篇拟对当时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地区的军事要点、军队驻地、主要战场的位置，以及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地区的军事活动情况，作一些分析和介绍。

　　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中国驻屯军总兵力约8000人，分驻北平(丰台与通县)、天津塘沽、山海关等处。当时中国在平津地区驻军二十九军总兵力约10万人，军部设在南苑，一一一旅驻北平城内，三十七师师部在西苑，一一○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长辛店一带，三十八师驻天津、廊坊一带，一三二师驻任邱、河间一带，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①]

　　当时在平津地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情况，即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有中国军队，也有日本军队;中国的政府和军队里设有大批的日本顾问，中国的大城市里建立了日本特务机关。这些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驻军也是中日双方犬牙交错，时常发生摩擦。处在政治夹缝中的特殊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它在对待日本侵华这个问题上持犹豫、幻想、苟安的思想，无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无视日本步步侵吞华北，进而吞噬整个中国的野心，故而对日军在北平附近多次制造事端的挑衅行径，步步退让，一再赔礼道歉。它不但把明目张胆的敌人当成了“友军”，还经常对日本的上层将领频繁献媚，唯唯诺诺。其结果，使北平地区特别是卢沟桥中国驻军的军事防区，沦落成一个反常的、奇特状态的地带。

　　丰台

　　丰台位于北京西南，距广安门12公里，往西距卢沟桥7公里。丰台自古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地区，乡民大多以养花为生，乃花卉之乡，有“丰台芍药甲天下”之称。清《宸垣识略》载：“南郊台在南城丰宜门外，金大定间拜天于此，又名拜郊台。”又说：“丰台疑即拜郊台，因门曰丰宜，故名为丰台。”清末丰台建火车站后，成为北京西南的咽喉要道，在北京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在《铁道年鉴》中，有关于平汉铁路的记载：“本路初名卢汉路。旋改京汉，自国民革命告成始易今名。”“卢沟桥站：民国十七年划北平为特别市，移宛平县治于此。丰台支路与本路、北宁、平绥、津浦、京沪、沪杭甬、南满等路联络运输，以本站(丰台)为枢纽，全国交通以本站为会点。客货之往津保者，可由此直达，毋需绕道北平。距卢沟桥7.245公里。”

　　丰台自建火车站后，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繁荣了北平的经济。因此，抢占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丰台，自然成了日本侵略军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早在七七事变前，日军就屡屡制造事端，企图夺占丰台。1935年夏，吴佩孚旧部白坚武在丰台发动了夺车事件。6月27日夜，汉奸白坚武纠合地方流氓、伪军及日本浪人等300多人，袭击丰台火车站，夺得装甲火车一辆后，立即向北平进攻。但叛军在28日早晨进抵永定门外时，即被商震、万福麟等部队击败，白坚武逃回天津日租界，15名日本浪人被捕。[②]

　　白坚武叛乱失败后，日本人便自己动手了。1935年11月28日，90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还强行规定不准放空车南下。[③]从此，日军开始进驻丰台。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并经天皇批准，向华北增兵6000人。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④]5月16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在东郊民巷)。[⑤]步兵旅团为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军主力，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新增日军在塘沽港登陆后，先在通县暂住，从6月21日到30日，分别转驻丰台。[⑥]7月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了军事指挥部，日军当时驻地为丰台原英国兵营。[⑦]

　　日军进驻丰台后，便大肆修建营房，预备进驻重兵。为此强行霸占了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将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等几个村庄的居民强行赶走，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这个兵营后来老百姓称之为丰台东仓库。日本兵营除驻有步兵、装甲兵外，还有斋田部队“马号”。丰台正阳街为东西向，只是马路北侧有商店铺面，马路南侧是铁路。紧贴铁路边有一排花洞子。火车站在大街东段路南，站门朝北。这条大街的中间，当年有一条从西往东的污水明沟，坐落在丰台西边的机务段工厂排放的污水，顺明沟往东流。中国驻军为二十九军一个营的兵力，驻在火车站对面污水沟北侧的中和货栈、大兴货栈内。两个货栈以北为校书里胡同，胡同北口是一片大空地，为二十九军的练兵场。二十九军的营房，距离东仓库日本营房仅300米左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协定：日本军队穿大街时，一律走沟南一侧;中国军队一律在沟北一侧活动。虽然有此协定，但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闯，故意寻衅生事。校书里北口外的中国军队练兵场，日军也闯进去练兵出操，有时还把装甲车开进去。二十九军士兵义愤填膺，据理力争，硬是把闯进来的日本兵撵走了。日军不甘心，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企图把二十九军挤出丰台。在这期间曾发生两次较大的丰台事件。

　　1936年6月26日发生“第一件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九旅二一七团三营崔蕴秋部，由张家口调驻丰台，因火车突然鸣笛，一匹军马受惊闯入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引起事端，双方发生械斗。日本驻军即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强迫他于7月1日将崔蕴秋部调驻颐和园，调换该师一一○旅蒋华延部600人驻防丰台。[⑧]

　　1936年7月下旬，日军营房已建成，日驻丰台军队增至2000人，而二十九军仅驻军一营。日军为独占丰台，又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9月18日，二十九军驻丰台二营第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收队回营时，在丰台火车站前的大街上，与日军一个中队迎面相遇。两军狭路相逢，各不让路，致起冲突。日军由北平向丰台派一个大队驰援，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枪战。双方相持达一整夜，后被日军将丰台各重要地点占领。宋哲元闻报后，派人协同日方代表，调查会商解决。19日达成所谓协议，中国军队于9月19日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⑨]

　　关于这两个村名，据李云汉所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51页载：“二十九军丰台驻军旋亦移驻赵家庄”;《申报周刊》第1卷40期957页载：“距离丰台20里外枣林庄、赵庄子许驻军一连。”经调查，以上两村名记载均有讹误。查阅丰台区地名志，在丰台以东以南直到南苑，均无“赵家庄”、“赵庄子”、“枣林庄”等村名。经访问实为“赵王庄”和“新林庄”，现属槐房生产大队。七七事变以前，槐房一带确实驻有二十九军。赵王庄在槐房以东，原有赵、王两家地主，居民为这两家的佃户，故名赵王庄。新林庄在赵王庄以西，此庄原是北平城里的一户林姓地主的庄园，因为是他转买别人的庄园，故自起名为“新林庄”。

　　二十九军撤离丰台以后，丰台重镇遂陷于日军控制之下，成了日本人的世界。据当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有的门面)招牌叫‘寮里’，实际是白面(海洛因毒品的俗称)馆，低级下流。日本浪人经常假装醉酒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侵占中国老百姓的财产，调戏侮辱中国妇女。每天都有状告日本人的案件，情节之恶劣，令人难以容忍。我同警察局李巡官(日语翻译)到丰台日本警察署和日本宪兵队办过多次交涉，每次日方都说进行调查，但最后总是没有结果，既不答复也不处理，任凭罪犯逍遥法外。我方无可奈何，不能依照中国法律对罪犯进行拘捕。反之，日方因事向我方提出无礼交涉时，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广大人民对日本人罪行恨之入骨。”[⑩]

　　据北京老人说，“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日本人在丰台共开了两家“寮里”，一家叫“军人寮”，一家叫“绿寮”，地点在晋阳胡同(现丰台镇兴隆胡同)。妓女是日本和朝鲜妇女，专门接待日本军人。这里本来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妓院，日本人一来它就被迁到丰台火车站东北的校书里胡同，并强行把这条胡同变成专开妓院、烟馆的一条街，妓女集中于此，改名校书里，来源于青楼校书。这条胡同共有6家妓院，店名叫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这些妓院的老板都是汉奸、特务，还有朝鲜人，妓女都是被骗来或抢来的。日本人称这里为花酒馆，日本兵可以随便出入。大烟(鸦片)馆、白面馆共有七八家，分散在南孔庄子、福顺后街、兴隆中街、李家胡同等地。白面馆都是朝鲜人开的。

　　再说日本警察署。本来丰台隶属于宛平县，但是日军却在丰台设立了警察署，这表明日本已把丰台视为它的领土。日本宪兵队，设在丰台火车站旁边，事变后强占了丰台大桥北侧的扶轮小学，一直到日本投降。宪兵队里有监狱，还有电椅和灌辣椒水、灌凉水的刑具，都是残害中国人用的。

　　七七事变前，日军派兵到卢沟桥附近演习的部队，就驻扎在丰台。1937年7月7日发动七七事变的日军旅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也是由丰台派出的。以后战事扩大，所有增援部队及军械、弹药等军用物资均由丰台供给。7月8日下午河边正三旅团长由秦皇岛回到北平，立即赶到丰台，并决定将旅团司令部设在丰台日本兵营内。[11]至此丰台不但沦为日军的驻地，也成了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军事基地和作战指挥部。七七事变后期，二十九军曾两次攻占丰台。第一次是在7月25日，二十九军派步兵一旅，附炮兵一营向丰台进攻，并占领了丰台大部，后日军由天津调来援军集中反攻，致功败垂成。[12]第二次是在7月28日，趁丰台敌人一部进犯南苑之机，河北省保安第一旅戴守义偕同一一○旅何基沣部南北夹击丰台之敌，一举攻克丰台，当天下午复受命退到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原防。[13]

　　七七事变后，日军对丰台的控制就更紧了。首先，扩大日军兵营，以作为侵华战争的供给基地;扩大原来的马号，成为军马研究所;修建鸽子楼，饲养大量军用信鸽。其次，丰台一些要害部门的职务，都由日本人担任。1937年8月，丰台火车站站长由日本人森川进担任。副站长及各种管理人员也都是日本人，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机务段段长由日人原崇吉担任，后来由水石敏弘接任。副段长、庶务、运转、技术、装修、检查、调度等部门均由日本人掌握。警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电务段、材料厂的段、厂长，也都由日本人控制。另外，为了侵华战争需要，日军还在丰台大桥以南新建了两座工厂，一是桥梁厂，一是412铁蹄厂(专为军马生产马蹄铁)。日军还在丰台西部建了一座华北第一大军事仓库，储存军需物资，即现在的丰台西仓库。

　　大井村

　　大井村在丰台西北2.5公里处，过去是丰台、北京去卢沟桥的必经之路。村分前街、后街。后街是跨广安门到卢沟桥的公路(清代为御路)。大井村原称义井庵。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载:“义井庵在广宁门外迤西十里，明万历中额曰万佛延寿寺。”[14]“井在庙门外，今其地名大井村。”《宛署杂记》载：“金章宗皇帝过此，饮水味甘，封为义井。”大井村西原有石牌坊一座，横跨御路，七七事变时尚存。《中和报》1937年7月18日载:“17日大井村西端石牌坊下，上午10时，日军增加五六十名。”石牌坊至解放后因拓宽公路被拆除。

　　七七战事中，大井村在军事上居重要位置。日军从丰台往卢沟桥增兵，必须从丰台往北到大井村上公路后往西;从北平往卢沟桥增兵要出广安门上公路通过大井村到卢沟桥;从北平往丰台增兵也要出广安门到大井村后南行到丰台。

　　1936年9月第二次丰台事件时，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大井发生枪战。此后，大井村曾多次被日军占据，并在此多次制造事端。事变前夕，日本制造了“大井圈地事件”。1936年冬的一次宴会上，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要求宋哲元允许日本人在大井村建一个“商用”机场。宋深知大井村的军事价值，未许。1937年1月8日上午，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参谋官中岛中佐，带着事先绘制好的大井村、南丰台到卢沟桥之间六千多亩土地的地形图，到宛平县政府，要县长王冷斋按图签字割地，并说：“这是华北驻屯军的命令。”王冷斋拍案而起说：“我不是你们日本国的官，不签!”[15]

　　是年春节后，日本特务机关长辅佐官寺平，又来交涉圈地之事，并说“建机场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再次被我方拒绝。

　　两次失败之后，于1937年3月，有十多个大井村的乡民到宛平县政府要过地契(办卖地的手续)。当时县府秘书洪大中立即警觉起来，便派人到大井村调查，原来买地者皆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即汉奸)，企图以高价欺骗一部分村民卖土地。经开导解释，村民写下了保证书，决不出卖土地，买地汉奸也闻风而逃。

　　4月，日特务机关长又请王冷斋等县政府官员到台基厂日本特务机关部赴宴，仍要求王冷斋在大井圈地的地形图上签字，冷斋先生等又一次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16]

　　之后，冀察当局除加强地籍之调查管理外，于4月20日发布命令：凡盗卖国土于外人者处死刑。[17]日方圈地诡计遂不得逞。

　　1937年7月底，日军侵占北平后，圈占了大井村南六千多亩土地，建成一个大仓库(即现在的西仓库)，当时号称华北第一大仓库。为建此仓库，日军共拆毁了杜村、朱庄子、新房庄、武庄子、大和店村、程庄子(部分)、李庄子(部分)等村庄。仓库储有枪支、弹药、被服、药材、皮鞋、粮食、罐头等军需物资。仓库开始是由长谷川部队控制，以后不详。

　　卢沟桥 宛平城

　　卢沟桥横跨于北京西南广安门外约20里的永定河上。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集自然风光与建筑雕刻艺术于一体，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卢沟桥一带自古环境幽美，景色宜人，远山叠翠、长桥流水、古庙群立，客舍店铺，栉比皆是，市面非常繁华。早在金代即为章宗命名的“卢沟晓月”，乃燕京八景之一。后清乾隆皇帝亲书“卢沟晓月”四个大字，碑刻于桥东端。

　　卢沟桥以东200米即为宛平城。该城原称拱极城，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东西长仅640米，南北宽320米，是全国最小的城池。当年主持修建此城的明朝御马监太监武俊所刻石碑曾载：“城深地脚，刨深五尺，阔二丈八尺，……城墙下阔二丈，收顶一丈五尺，高连垛口三丈，外皮用条石六层，里皮用条石一层，里外俱用砖包，方石背里，上用方砖墁顶，垛口女墙俱全。”“城楼二座，闸楼二座，瓮城二座，角台四座，中心台二座，敌楼二座，小敌台四座，共房十二间，马道八道，门楼八间，城上旗杆十二根，东西瓮城共建庙二处。”“城垣焕彩，雉堞增雄，楼台耸立，巩固金汤。”其形制结构独具特点，除小而坚固外，城内既无大街小巷，集市广场，也无钟楼鼓楼，只有一道贯通东西，两座城门外各有瓮城和闸楼。根据当时设防情形推测，城内可能设有军事衙署和兵营建筑。可见此城是专为护卫京都而建的前卫城堡。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北京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12月31日，宛平县公署由北平城内地安门迤西积庆坊贤良祠(现全国妇女干部学院)迁到拱极城内，此后拱极城遂改称宛平城。

　　现在国内外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写到“卢沟桥”的“卢”字时，有两种写法，一为“卢”，一为“芦”，两种写法各有论据。于是在1981年成立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时，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决定以“卢沟晓月”碑的“卢”字为准，且以正式文件通知有关单位，并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刊登此一决定。以后凡文章中再提及“卢沟桥”一词时，应统一写“卢”为好。

　　1937年七七事变时，卢沟桥、宛平城是日军夺取的主要目标。凡到卢沟桥参观的人们，普遍提出一个问题，即事变时，日军是从哪个方向进攻卢沟桥的?按照正常的军事行动，一般应从长辛店打到卢沟桥，渡河后由西往东进攻北京。明代建拱极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由西南、西北方向侵犯北京的敌人。但七七事变时，却出现了反常现象。日本人是从北平方向调动丰台的军队经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窑由东往西进攻卢沟桥的。这是为什么呢?

　　从当时双方的军事部署情况看，事变前夕，北京的北、东、南三面都有日军和汉奸的军事势力，只有守卫卢沟桥的驻军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该营为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约1400多人。营长金振中于1937年5月率部来卢沟桥驻防。当时三营的兵力部署为：第十一连配置于铁路桥东段及以北迴龙庙一带;第十二连驻于宛平城以南;第九连驻于宛平城内;第十连为三营预备队，驻在卢沟桥西端大王庙内。三营营部也在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端;重机枪连(一个排已调十一连)集结于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轻迫击炮连(一个排已调十二连)集结于东门内，准备支援左右邻步兵作战。宛平城东门外南侧的药王庙，驻的是县警备队(后为石有三保安队驻地)。三营另抽调部分兵力守卫卢沟桥、平汉铁路桥两端以及宛平城东西城门，阻止日军通过。从城西“卢沟晓月”碑旁沿永定河东岸挖有一道深3米宽3米的军事壕沟，一直通到平汉铁路桥。再往北沿永定河堤筑有散兵壕(每隔1-2步挖掘能容一名士兵的战壕)一直延接到迴龙庙。二一九团团部设在长辛店，驻有一、二两营兵力。迴龙庙以北4公里的衙门口有三十七师一一○旅的驻军。宛平城外的四周有用水泥筑成的十分坚固的碉堡：城东大枣园两座，城南两座，铁路桥以西两座，城北迴龙庙的高台边上两座，共计八座。不仅如此，当时在城内设有宛平县政府(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处)，县府西侧是警察局，并驻有河北省保安队河务局分段;县府东侧的城隍庙及对面街南的地藏庵内为三营九连连部驻地。

　　二十九军之所以用重兵把守卢沟桥地区，是因为该地区既是北平通往外部的咽喉要道，又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叉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亦十分了解卢沟桥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因此把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这一地区。当时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步兵主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约2000人，驻地在卢沟桥东至北平间的丰台，所以在七七事变时，日军是从东往西打，即从丰台进攻卢沟桥。

　　事变之前，丰台日本驻军经常出发经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窑往西到迴龙庙、永定河堤，往南至大枣园附近，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并时以卢沟桥为“假想敌”做进攻训练。1937年5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首脑及其幕僚公然齐集在大枣园检阅部队。日本的第一联队的“战斗详报”中曾写道：特别是进行夜间演习的结果，“直至每个士兵暗识驻屯地附近的地形，娴熟夜间行动”。而且在第一联队“策划制定了奇袭支那军领导人的宅邸、兵营、城门等的计划，让所有干部分别到实地多次作实地调查”，“稳妥而顺利地进行着对中国奇袭攻击的准备”。[18]上述材料把日本侵略军演习的军事目的、任务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937年7月6日，日军以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为名，妄图占取宛平城，我军不允，双方相持达十多小时。7日夜，日军又借演习期间失踪一名士兵为由，要求武装进城搜查，预谋诈取城池，又为我军拒绝。[19]20分钟后，丢失之日兵已归队，按说事情已应了结，但日军仍无理要求进城调查，并欲带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与双方调查人员同时进入宛平城东门，又为我方严词拒绝。日军多次诈城均未成功，终于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以武力进行军事打击。遂于8日晨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于是爆发了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抗战情绪高涨，皆抱誓与城、桥共存亡之决心。以当时我方的兵力、士气、占据的地形，二十九军打退日军的进攻，甚至把日军赶出丰台老巢，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由于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上层某些主和派人物，在日本侵华的问题上存在着犹豫、苟安思想，无视七七事变的严重性，一味采取退让态度。日军则于8日起，表面上同意进行调查谈判，实际上是因兵力不足，以谈判为借口拖延时间，等待增援。日方几次谈判提出的主要条件，就是让二十九军撤出宛平城。由此可见，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方的欺骗威胁等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占领城、桥的目的，但均未得逞。于是从7月8日到20日之间日军对城、桥发动多次攻击，其中以8日、10日、20日三次战斗最为激烈，日军曾几次攻下铁路桥和迴龙庙，甚至打到河西岸刘庄子，最后一次炮弹已打到了长辛店，而宛平城却一直未被攻破。尽管日军曾几次占领了平汉铁路桥，但只要宛平城在我军手中，仍可将日军击退，两桥照样能夺回。因此七七事变时宛平城堡成为日军主要攻击点。这是由于宛平城不但是卢沟桥地区的制高点，城池异常坚固，战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城内驻有我方军政指挥机关，可以与长辛店、衙门口、西苑等地驻防的二十九军取得联络，并可由外围打击日军。驻长辛店的团指挥部，又可以随时将兵员、军械、弹药等军用物资运来支援前线，从而为保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战斗提供后备保障。

　　在卢沟桥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宛平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体现了这个桥头堡重要的战略地位。

　　迴龙庙

　　七七事变中迴龙庙争夺战是打得最激烈，双方伤亡最多的战斗。据不完全统计，此庙被日军三次攻占，而每次又被二十九军夺回(即7月8日、10日、20日三次)。当时报刊关于迴龙庙战情的报道很多，但都称之为“龙王庙”，一些论著、地图也按此名沿用。但也有个别的文章中写“迴龙庙”，如王冷斋《七七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良友画报》1937年7月5日130期第4页，均称“迴龙庙”。

　　据史料记载，卢沟桥地区的庙宇甚多，而以祭祀龙王、河神的庙宇为主。这是因为永定河河道自古无定(康熙以前曾称之为无定河)，每年夏季洪水暴涨，河水泛滥，人民深受水患之苦，便祈祷水神庇佑。宛平城东门外北侧，确有龙王庙(现已无存)。东门外南侧有药王庙。在永定河东岸卢沟桥南侧有河神庙，卢沟桥的西首，现尚存大王庙一座。宛平城内有兴龙寺、观音庵、马神庙、九神庙等。庙宇多了，加之有些名称较接近，就容易发生谬误。鉴于迴龙庙在七七事变中是一重要阵地，很有必要对此庙的情况、名称来历加以介绍。

　　迴龙庙位于卢沟桥以北1400米的永定河东岸的高坡土台上，建于明代，庙名有神龙回首的意思。永定河上游在石景山方向，河床开阔，最宽处达1400米。河水流至卢沟桥以北1400米处，河道突然狭窄(河宽缩为400米)，流水至此处，受挤而水头陡然增高，河水反向回流，呈异常景象。乡民为祈求龙神保佑，防止水患而在此建庙，故得名“迴龙庙”。迴龙庙建筑规模较小，坐西朝东，西房正殿三间，南北配殿各两间。迴龙庙在1937年卢沟桥争夺战中三失三得，毁坏严重，现已无存，只有土台高坡尚在。在土台高坡的东坡沿处，现存两座射孔朝东的水泥筑砌的碉堡，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师驻防北平时修筑的工事。

　　迴龙庙的东面是一大片开阔地，往东一直到大瓦窑村约4平方公里，是事变前日军演习的主要场地。后来日军演习范围又逐渐扩大，据七七事变目击者卢沟桥大队的老乡李占华回忆：“日本兵演习的范围可大了，有时绕过宛平城以南，进入永定河滩去演习，有时越过河滩往西到长辛店一带。”佟德麟老人回忆：“在宛平城以北演习，还经常从迴龙庙以南越过永定河到河西刘庄子一带去打靶，他们在刘庄子靠河堤的地方占了十亩多地，强迫老百姓给他们挑土，堆成高坡，朝着土坡打靶。在永定河东岸中国军队站岗的士兵，看着日军部队每天从河滩上过来过去非常气愤。”

　　迴龙庙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迴龙庙中国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宛平城驻军形成犄角之势，从南北两边守护平汉铁路桥。1937年7月8日晨日军进攻时，在包围并炮轰宛平城的同时，首先强攻夺取此庙，然后攻下铁路桥，西进渡河。驻守迴龙庙一线的二十九军三营第十一连，官兵在连长高长森的率领下奋力抵御日军四个连之众的进攻。战斗中全体官兵奋勇杀敌，排长沈忠明光荣殉国，所率第一排伤亡殆尽，而敌死伤数倍于我。解放后，沈忠明的原籍安徽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体，当时就埋在永定河西岸平汉铁路桥下面。[20]

　　大枣园

　　大枣园又名大枣山，是沙岗村界内的一个沙丘高地，因荆棘丛生而得名。沙岗村在宛平城东门外，东关东侧。过去卢沟桥地区风沙很大，年深日久，沙土淤成坡坡岗岗，故人们呼之为“沙岗儿”。大枣园是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站在岗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宛平城东门及城墙。

　　七七事变前，大枣园是日军的演习场所。事变时，此地系日军的一个重要阵地，轰击宛平城的第一炮是从这里打的，以后这里一直是日军进攻宛平城的炮兵阵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在攻城时的战斗指挥所就设在这里。自7月8日5时30分在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下开始炮轰宛平城，至7月20日止，共炮轰11次，均由大枣园的日军炮位发炮。现存宛平城东墙北侧的弹洞及塌毁处，即当年日军在大枣园炮击所致。

　　“一文字山”是七七事变前，日军为演习方便而对沙岗的命名。据日本荒木和夫著《北支那宪兵之支那事变》一书记载：“一文字山不是原有地名，地形与‘一’字相似，为了演习方便，一木大队长命名。是事变以来有名的小高地，小笹繁茂(笹为日文中汉字，意即小矮竹子。──引者注)，为一连串的沙丘。沙丘的外侧有壕，是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军的阵地残留下来的。”“山麓入口处民房为河边旅团长的战斗指挥所。以后成为北平女子宣抚班的汤茶招待所。沙丘前线为兵队实弹射击场，以后顶上西侧立‘支那事变发祥地纪念碑’(木标，现已无存。──引者注)”。

　　上述情况说明，大枣园(大枣山)、沙岗、“一文字山”系指同一个地点，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七七事变中，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7月28日在南苑激战中为国捐躯，当时将遗体就地掩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把赵登禹烈士和二十九军阵亡将士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实现了“卢沟桥是二十九军坟墓”的誓言。解放后人民政府又在宛平城东门外的大枣园重修了赵登禹烈士墓。

　　五里店 大瓦窑 卢沟桥火车站

　　五里店、大瓦窑是七七事变以前，日军经常演习的地方。五里店因地处卢沟桥以东五里而得名，是个古老村庄。清代时此地多为贮炭场，以供应城市需要。大瓦窑村位于卢沟桥东北三华里，地处永定河东岸，是永定河泛洪地带。和五里店一样是冲积地层，二三尺以下即为几丈厚的河卵石层。附近村民多以挖沙石为生。1905年修建卢汉铁路时，卢沟桥火车站即建在该村境内。相传此处又为修建北京城和宛平城烧制砖瓦的地方。由于每年大面积的挖掘，因此这一带到处都是深浅不等的废旧沙石坑，成为天然的军事工事。

　　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大瓦窑多次进行演习，事变爆发后，此处就成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一个军事集结点，卢沟桥火车站为前沿阵地指挥部。大瓦窑以西到迴龙庙的开阔地，在事变时为双方多次厮杀的战场。金振中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6日吃罢中午饭，为了解敌情，到卢沟桥火车站以东，查看日军演习情况。”寺平辅佐官在1938年6月28日—7月8日《朝日新闻》召集的“卢沟桥事件座谈会”上曾说：“7月8日凌晨2时，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和松井商议决定‘占领宛平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方针后，派人前往宛平城郊，加强指挥力量……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主力(500人，炮6门)集结在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作随时开战的准备。2时零3分，清水中队长与第三大队会合后按计划占领了沙岗。”[21]

　　8日下午3时，牟田口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他感到第三大队分隔在永定河东、西两岸，十分危险，故令第一大队向卢沟桥前线集中，第三大队在下午6时全部转移到迴龙庙以东大瓦窑地区，准备9日拂晓攻击宛平城地区。[22]

　　7月9日晨3时，冈村中佐在丰台旅团司令部，电话传达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

　　“ 1、在军事方面，要求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经过卢沟桥，保证撤退到永定河左岸。中国在同意军事协定的同时就要集中部队。

　　2、旅团把兵力集结在卢沟桥站，监督军事协定实施情况。

　　3、以步兵第一联队的一部分(第二大队缺员)兵力集结在一文字山东侧待命，其主力在卢沟桥站附近集结，于晨5时执行此命令。以号音为令，停止进攻。各部队在传达此命令时要注意严格保密。

　　4、中国军队撤退时，不准射击;禁止士兵进入卢沟桥地区的村庄。

　　5、一部机械化部队驻扎在丰台(炮兵、工程兵部队)，其主力集结在通州待令。

　　6、余下的部队现在到卢沟桥站集结。”[23]

　　从以上命令可以看出，日本在谈判时，让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宛平城，而日军却在大瓦窑村内的卢沟桥火车站及大枣园东侧集结主力部队，并有机械化部队驻扎丰台，准备随机出动进攻卢沟桥、宛平城。可见当时大瓦窑村和卢沟桥火车站是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重要军事集结点。

　　南苑

　　南苑在北京城永定门外16公里处。古南苑四周有围墙长120里，是一座广大的皇家园囿。元代为飞放泊。清代《宸垣识略》载：“南苑在都城南二十里永定门外，元为飞放泊。明永乐间，增广其地，周垣为百二十里，我朝(清)因之，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搜冬狩，以时讲武。”“明永乐年间，缭以周垣百六十里，育养禽兽。又设二十四园，以供花果。内有三水，故以海名。”《天咫偶闻》载：“南海子，明代上林苑也，国朝因为阅武田狩之所。同治以后，神机营各军，岁往驻扎，以秋去春归，军容极盛。其地产蘑菇，有口外风味。又有麋鹿、黄羊、四不像之属，而雉兔尤多。”《日下旧闻考》载：“此南海子乃羽猎场。飞者，走者，蹄者，角者，或群或友，纷纭霍绎。”[24]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南苑乃清朝皇帝阅兵及狩猎之所。

　　现在的南苑镇，原名“万字地”，原为皇家神机营驻地。从西营房往东有七营，现在旧营已无存，而三营门、六营门地名犹在。“万字地”的来源，其说有二：一说南苑地旷无地名，因长蔓(读万)子草，即称为蔓字地;一说该地曾住过卍字军，因而得名万字地。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北洋政府第六镇驻在京师南苑、海淀。1913年，北洋政府在万字地设一所航空学校，购买法国飞机，又辟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时，七营房为陆军检阅使署(现南苑机场内)。1924年北京政变驱逐清帝时，此处是冯玉祥司令部。1936年春，二十九军曾在七营房举办大学生训练班，年底结业后又招收一批中学生，成立军事训练团，训练下级军官。

　　1937年七七事变时，二十九军在南苑的部队有特务旅两个团，第三十八师一一四旅两个团及师部特务团，骑兵第九师三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共计约两万人。赵登禹受命指挥南苑部队后，于7月27日晚到达南苑。当时他看到南苑防守部队混乱，又无防御工事，感到形势十分危急，便急电调他所辖第一旅刘景山部、第二旅王长海部速赴南苑增援，鉴于该两旅已过永定河北上，故拟在援兵到达后，再调整防御部署，抵抗日军。不料日军在28日晨就发动总攻了。

　　28日上午8时，日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二十九军营房展开攻击，南苑守军并无准备，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讯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在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向南苑进攻，中途奉命切断南苑守军北平方向的退路，至下午1时，南苑战斗结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至大红门附近受日军截击，英勇牺牲。

　　南苑七营房在1976年受到地震的毁坏。南苑机场在1985年照原样重新修复使用，并作为历史文物遗址保护。

　　选自《七七事变追忆》

　　[①] 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第25、38页。

　　[②]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94页。

　　[③]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8页。

　　[④]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204页。

　　[⑤]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45页。

　　[⑥]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

　　[⑦]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1页。

　　[⑧]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50页。

　　[⑨]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海》，第10卷，台湾出版社，第298页。

　　[⑩] 《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11]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9年，第49页。

　　[12] 《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13] 《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14] 万佛延寿寺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时期被毁。庙内有巨大铜佛二尊，一坐一立。坐像居东，为释迦牟尼，高2.9米;立像居西，为观音大士，高12米。庙毁后，铜佛运往首都博物馆和市文物研究所保存。

　　[15] 《周末》，南京，1988年1月16日、23日刊。

　　[16] 洪大中：《七七事变前的较量》(上、下)。

　　[17]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84页。

　　[18]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

　　[19] 《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17、20页。

　　[20] 周树一：《悼沈忠明》

　　[21] 武月星等：《卢沟桥事变风云篇》，第221页。

　　[22] 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第25、38页。

　　[23] 《驻北平日本陆军机关业务日志》，《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1期，第72页

　　[24] 《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