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军投降时的怂样，让湖南人民先笑后泣
来源：李建华   2019-08-15 16:04:49

　　陶富业：湖南醴陵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一期、陆军大学十一期毕业，历任第七十四军上校高参，第五十八师参谋长，第十九师五五团团长，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处长、株洲市政协文史专员等职务。

陶富业

　　陆承裕：湖南醴陵人，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四期、陆军大学参谋班第九期，历任第十九师连营团长、上校参谋主任、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科长、第二军军副参谋长、醴陵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主任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长等职务。

陆承裕

　　第四方面军司令部长沙受降经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侵华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就地缴械投降。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奉蒋介石命令担任湖南区对日军的受降任务。

王耀武

　　8月29日，王耀武派参谋长罗辛理率三处课长蔡仁昌及翻译、工作人员、警卫、电台报务员等10余人，为受降先遣人员，并带有王耀武命令日军司令官立即投降的电令，飞往长沙部署接受日军投降事宜。

第四方面军受降态势要图

　　9月15日，王耀武偕同美军派驻第四方面军司令部联络部主任伍任德少将(音译)、司令部第二处处长陶富业及工作人员10余人，乘美机飞往长沙，并令第十八军就近迅速进驻长沙，接管城防警戒。

长衡区受降会场旧址湖南大学行政楼内（原科学馆）

　　举行入城仪式后，在长沙市的日军全部放下武器，向长沙郊外集中，接受战俘管理。日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向王耀武举行投降仪式，接受战犯管理，并指派其参谋长一知川少将担任与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交接任务。

日军受降官兵姓名录

　　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后续人员及直属部队则经祁阳到衡阳车运长沙市后，即以受降接收任务为中心成立了受降接收组，由司令部参谋长邱维达为组长，二处处长陶富业为副组长，下设3个股，由二、三、四处各派课长以下参谋人员10余人以及兵站司令部人员，分工专责处理接收工作。陆承裕当时亦是课长之一，兹经与陶富业共同回忆，将受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概略叙述如下。

　　日俘的集中和处理

　　全湖南区投降日军共计24万多人，分为衡阳、长沙、湘阴、岳阳、常德等5个集中管理区，由方面军司令部分别派出日俘管理处主任及工作人员十数人，负责收缴日俘的武器、装备、车辆等军用物资交兵站司令部验收，并负责对日俘的管理、粮食补给及联络等任务。

　　各管理区都指定有部队对日俘集中区进行警备，以防意外。最后所有日俘都先后向岳阳区集中等待遣送回国，由第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负责警备。对日俘的内部管理由其原有干部自行承担。并利用部分日俘修复公路。

坂西一良代表长衡区二十余万日军签署降书

　　总共收缴日俘各种轻重武器17万多件，铁道装甲车2列，汽车2800多辆，骡马5000余匹。对日俘中的医生、技术人员，如火车司机、汽车司机、电厂技工等，作短时间的临时留任。

　　衡阳、湘阴、岳阳、常德等地的日俘在集中前曾有过焚毁汽车、破坏火炮、杀死骡马等行为，集中后也发生过日俘强奸妇女、杀人等事，均受到惩处。他们投降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是让湖南人民喜颜逐开，继而想起八年艰苦抗战，又不仅泪如雨下。

坂西一亮即命令伊知川少将双手捧呈王耀武将军

　　日军参谋长一知川在与我方人员交谈中，对日军侵华失败，只承认政治、国策上失败，不承认军事上战略、战术失败，夸耀大和民族是世界上的“头等民族”。

受降典礼告终后，王耀武将军与中外来宾暨新闻记者合影

　　与受降有关的其他事项

　　对日军所俘虏、雇用的中国人(日军称之为苦力)，其中有工人、士兵、农民、小商、小孩等，大都遣回原籍。士兵愿回者回家，不愿回者补入部队。

　　逮捕了大汉奸、伪湖南省维持会会长唐天德，沦陷区各县市也逮捕了各级大小维持会会长，后来曾依法作了死刑、徒刑等惩处，也有事先潜逃或勾结地方官吏而逍遥法外的，直到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才得到惩处。

　　对各沦陷县以下的抗日游击武装，进行了清理、遣散工作。

　　原在湘赣边区活动的别动军纵队，是蒋介石的一支特务部队，以敌后游击为名，行防共反共之实，对日军并未放过一枪。在沦陷区后方征粮要税，打家劫舍，任意捕人，严刑拷打，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沦陷区人民恨之入骨。日军投降后，戴笠又将其改编为交警总队，以壮大特务武装力量，继续作恶危害人民。

　　1946年1月，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奉蒋介石命令将湖南区遣送日俘任务交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接管后，集中武汉空运山东济南，并成立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长沙受降任务至此结束。

　　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济南遣俘

　　1946年3月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成立后，从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司令部接管了济南区遣送日俘的任务，当时第二处被指定以此为中心任务。

邮政局大楼

　　坐落在济南老商埠经二路162号的济南市邮政局大楼。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在此大楼办公。

　　当时济南日俘、日侨集中情况

　　山东区对日军受降是由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负责的，当时集中在济南市内和市郊的历城之间的日俘达27万多人，市内还有日侨约50万人。对日俘的集中管理比较松懈，每个集中区留有步枪10支，由其自行负责管理。对日侨管理更是放任，日人小商店、小食馆、照相馆、妓院等仍照常营业，被留任的日本各职业员工很平静地照常上班，街上到处都有穿和服或日式西装的日本妇女卖买东西(男人较少)，到处都有地摊叫卖日人的家具、衣物等，所以市内秩序非常混乱。可见日侨并未集中，仍各自过其小家庭自由自在的生活。

　　第二绥靖区接管后的遣俘工作

　　济南市当时是座孤城，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胶济路虽然通车，但大部分路段和车站都必须通过解放区，遣俘就必须与中共方面达成协议，才能运送到青岛转口回国。日俘、日侨近80万之多，运输量是很大的，时间也很长。如果拖延时日，对日俘、日侨的粮食补给是个沉重的负担。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给予了真诚协作，使遣送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得以迅速完成。

中国战区遣送日俘情形

　　日侨是由山东省政府侨民管理局负责管理遣送的，第二绥靖区未参与其事，但对留用人员必须经绥靖区审核批准，经清查核实只留用日医六七十人。

中国战区遣送日俘及日侨情形

　　关于日本战犯及特务机关长的处理问题，经中共和谈执行小组的再三抗议和济南市民的要求，逮捕了日本战犯70余人，送往南京或青岛后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只记得1947年4月间第二处副处长李昆智曾押送一名日本战犯乘飞机去上海，当时并未派武装或镣铐捆送，这个战犯是什么人及到上海后是否还转往南京，不记得了，在济南是未审判惩处过。

中国战区遣送日俘日侨情形

　　对朝鲜、德国、意大利侨民的管理，在遣送中较日俘、日侨更宽些。日俘中有些台籍同胞不作战俘对待，愿留者给予安置，愿回者遣回台湾，但也有愿意去日奉而不承认是台湾籍者。（作者：陶富业 陆承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