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朝鲜族与各民族人民全面掀起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既包括军事上的斗争，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斗争。体育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奴化朝鲜族的手段。在民族危机面前，朝鲜族体育界人士自觉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探寻体育的发展方向，并担当起抗日救亡的责任，不断提升国人对于体育的认知。同时，也为新中国体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朝鲜族体育;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历程;历史经验
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移居我国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迁入中华大地以来，朝鲜族与其他民族一道为护卫边疆安全、开发建设东北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54-60)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朝鲜移民完成了从朝鲜人到中国朝鲜族的转变。他们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积极开展近代体育实践，充分发挥体育强身健体和团结奋进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东北大地落地扎根的过程中，他们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在与各民族文化接触和学习中，逐渐形成了既有民族特色，又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国朝鲜族体育文化，金青云[2](233)、姜允哲[3](344)等学者将此概括为“体育文化的二重性”。国际学界在探讨体育的社会功能时，认为体育在反映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的变迁和国际化的实现上具有特殊意义。[4 ](1)如此，考察朝鲜族在抗日战争时期①的体育实践过程兼具了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朝鲜族体育史是中华民族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整理朝鲜族体育史是对我国体育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在当今境外势力蓄意制造民族问题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重温朝鲜族“为国家而体育” “为民族而体育”的历史时刻，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危机下朝鲜族爱国主义情结的勃发
随着1876年《江华岛条约》、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和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日本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吞并朝鲜，然而，腐朽的封建阶层根本无法阻挡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朝鲜的反日斗争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纷纷撤离朝鲜，另图解救民族危机的方法。此时，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广大的朝鲜族人群基础，他们当中的儒林人士、知识分子和义兵将领开始兴办民族教育，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号召朝鲜族民众提高文化素养，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他们以“教育救国”为口号，将“尚武”思想列入学校的办学宗旨，以此提振民众的爱国信念。“枫梧洞歼灭战”和“青山里大捷”正是朝鲜族践行“尚武”思想的胜利战果。
20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在延边和东北各地朝鲜族聚居区传播，在建设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享受自由平等 [5](57)的号召下，朝鲜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同时，中国共产党承认东北地区朝鲜族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并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和自治权，这为朝鲜族形成深厚的爱国情感奠定了基础，进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6](6-12)。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在东北地区推行“皇民化”政策。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局面，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掀起了新一轮抗日武装斗争。他们组建抗日游击队，建设游击根据地，与日伪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也达到了新的高潮，他们追随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朝鲜独立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
二、中国朝鲜族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让日本殖民统治者意识到仅靠武力镇压无法达到全面统治的目的，于是开始改变统治策略，在朝鲜实行“文治”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在朝鲜获得的统治经验运用到了伪“满洲国”上。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从扩大侵略势力的目的出发，在学校推行军事化兵营化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从殖民东北伊始，便实行了一系列的“文治”政策来麻痹群众，营造出安乐祥和的社会假象。首先，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筹建体育机构，推行体育振兴政策，希望以此转移朝鲜族民众的反抗情绪，达到“文化之融合”的目的。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洲国，并于4月1日成立了“大满洲国体育协会”，1934年7月重新组建“大满洲国体育联盟”，取代了体育协会。“间岛省”①也成立了“伪满国体育联盟间岛事务局”。这个体育组织自产生之日起即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强行解散了各地区原有的民间体育组织，成立了顺从他们的各县、市体育会[7](5-6)。他们在“间岛”举办各类体育运动会，其主导的媒体借此大肆宣传“皇国日本”的“虚像”，企图在精神上蒙蔽朝鲜族人民。对于沦陷区的民众来说，除了武装斗争以外，体育竞赛是为数不多可以战胜侵略者，彰显民族精神的机会，朝鲜族因日帝“创氏改名”政策无法用自己的名字参加比赛，但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束缚，反而更加活跃于各类体育赛事。此外，反日爱国志士们还利用各种体育活动和竞赛的机会进行反日宣传和情报传递等活动。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体育兼具了统治与反统治、奴化与反奴化等特殊功能，虽然各利益主体的目的不同，但在客观上推进了东北地区体育的现代化进程。
三、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族体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激起了朝鲜族体育界“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的意识，其发展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存亡危机激发了中国朝鲜族体育界的民族自觉。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nest Renan)在《民族是什么》中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它带来的责任感，能调动万众一心的努力。”[8](33)192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东北军阀勾结，增设23所总领事馆及其分馆，利用领事裁判权加紧统治朝鲜族人民，使得朝鲜族人民的反日热情一度跌入低谷。1922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迅速传播到朝鲜族民众之中。对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慨叹道：“赤色洪流不间断地浸润着间岛。”[5](57)1922年2月，林民镐在和龙县建立了“东球青年会”，并以体育活动为契机宣传反日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地的爱国青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9](23)。1925年，延边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间岛体育会”在龙井正式成立。组织成员大都由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志士组成，他们不仅是近代体育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更是反日先锋，他们积极组织区域体育竞赛，还利用到朝鲜进行体育交流的机会向他们传达中国的反日斗争形势，与朝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同时，他们响应中共“在群众中普及，在普及中提高”[10](1)的体育号召，在社会广泛开展体育活动，极力彰显民族精神。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的意识逐渐升华。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敌占区，朝鲜族人民都把强身健体作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利器，体育也成为宣传反日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有效渠道。
在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朝鲜族人民与各族人民形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牺牲。抗日战争时期，仅在延边地区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有2726人。其中，朝鲜族为2560人，占93.9%;吉林省的革命女烈士有398人，其中，朝鲜族女烈士为397人，占99.7%[6](6-12)。
此外，体育界领袖高梓女士在《中国女子体育问题》一文中，驳斥了“体育不适合于女子”的观念，并号召女性用体育来塑造“奋发图强的妇女，能尽天职的妇女……能为国家奋斗为民族牺牲的妇女”[11](237-243)。朝鲜族女性不但继续开展秋千、跳板等传统体育项目，还积极参加田径、滑冰等现代体育项目，她们倡导妇女打破传统观念束缚，投身民族解放斗争。
其次，学校成为朝鲜族体育发展的主阵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边地区朝鲜族开始在抗日根据地创办学校，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延边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创办多所儿童学校。但由于抗日根据地学校经常遭到日本破坏，因此不得不停办或转移办学。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在朝鲜族学校实施奴化教育。他们向朝鲜族学校派遣军队教官讲授日本武术，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使学校兵营化，妄图通过体育把朝鲜族学生变成他们扩张侵略中国的军事后备军。不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品的朝鲜族学生，有的弃学，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37年5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伪“满洲国”《学制纲要》出台，并于1938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殖民主义教育体系的正式确立。从《学制纲要》的教育方针可以看出其教育的实质：德育强调在“新国家”“转移民族观念”“培养青年人才”;智育强调技能学习，化解日本帝国主义劳动力不足问题;体育则强调培养有健康体魄的“顺民”，以便供其驱使。1937年11月，日本撤销对伪“满洲国”的治外法权，这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极大冲击。他们只保留满铁沿线14所朝鲜族普通学校，其余全部移交伪满洲国，“依新学制实施教育”。从此，朝鲜族的教育受到“伪满”和日帝的双重管制，备受摧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补充战争兵源，日帝开始实施战时体制，并在学校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1943年3月起，“伪满”将中小学体育课改为体练课，体练课在原有体育课基础上注重团体训练，强调纪律性和协同性。《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公布后，体育课彻底转为军事训练课，强调养成“尚武精神”和“国家观念”。根据指导精神，三年级以上学生要练习悬垂、幅跳、跳箱、重量搬运、投掷、障碍突破、角力等内容;四年级要进行执枪、执杖等训练;国民优级学校男生侧重枪术训练，女生侧重“建国杖”训练。
1941年，“伪满”对《新学制》进行了第一次修订，规定除体育课外，还增设教练课。教练课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主要给学生灌输“武士道”精神和服从思想;术科以教练、射击、指挥、防毒、测距、勤务、讲演、旗语等内容为主，课余还进行军事检阅、行军等大型活动。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日寇对东北青少年实施体育与军事相结合的奴化训练具有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鲜明特点。在“伪满”时期的学校体育教育中，学生与士兵无异，学校的军事教官一般都具有中尉以上或校官军衔。他们不仅缺乏教养，而且缺乏基本的体育知识，动辄打骂学生，使学生身心备受折磨。
日本帝国主义准许朝鲜族学生在课外参加马拉松、自行车、足球、滑冰、网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项目，但禁止参加游泳和滑雪等项目，直到1939年才全面开放。当时朝鲜族学校的足球发展比较迅猛，各校均组建了足球队，足球比赛成绩曾一度成为评价各校声誉的重要指标[2](25)。
1935年，日伪成立“大满洲国体育联盟间岛事务局”统管朝鲜族的体育事业，并组织了各类体育竞赛，以此削弱朝鲜族反日情绪。但日帝此举不仅未能阻止朝鲜族民众的反日情绪，反而使他们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延边各地区的各类足球比赛更加活跃，尤其是1935年至1942年间，“间岛”足球队在伪“满洲国”10届足球赛中共获9次冠军，彰显出朝鲜族高超的球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再次，朝鲜族社会体育的发展。“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游击区的体育活动非常活跃。如，延边地区五个县市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号召将体育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敌占区的一些反日爱国志士们也利用各种体育赛事进行反日宣传教育，还利用体育比赛的契机传递情报。抗日根据地所举行的各种体育运动会充满着节日气氛，但敌占区的体育比赛锦标主义思想强烈，经常出现打架斗殴、不尊重裁判、罢踢等现象[7](4)。此外，反日救国斗争需要强壮的身体和顽强的意志，而足球运动正是反日斗争所需要的，所以在朝鲜族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足球是传播和普及最快的体育项目。
此外，朝鲜族的足球运动还有城乡协同发展的特点。1935年5月，在“间岛”体育会主办的第五届全“间岛”足球大会上，由农民组成的长洞队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 [3](20-2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朝鲜族在侵略与反侵略的生死存亡之时，不少爱国志士意识到强健的体魄是反抗侵略者的重要武器。重视身体教育，增强民族体质成为朝鲜族民众的共识。
最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程登科(1936)在《勤奋体育月报》上发表了《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民族体育》一文后，王健吾(1937)也在《勤奋体育月报》上发表了《复兴民族与提倡民族体育》，并与程登科进行讨论，提出了体育的民族自尊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族的摔跤、秋千等运动虽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但是在民众反日思想和献身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下未能得逞。如，摔跤场实际上往往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场所，是增进民族团结的场所。因而，朝鲜族传统体育的蓬勃开展不仅促进了朝鲜族人民的民俗活动，也展现了朝鲜族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四、朝鲜族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朝鲜族体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地区的朝鲜中小学1570余所，学生180550余人，教师22200余人，保障了东北地区学校体育的发展。从管理制度看，东北地区沦陷前后都有专门的体育组织机构，并有配套的体育法令、法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这些都奠定了东北地区体育发展的基础。
1932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体育运动应该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强身健体，锻炼革命斗争中需要的技能”。[12](25)在“体育大众化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朝鲜族风俗习惯，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如在纪念日或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朝鲜族喜爱的摔跤、秋千、跳板、足球、田径、拔河等体育活动[12 ](670)，为党的抗日斗争积蓄力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对文艺界提出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发展方针。体育界也将这一方针贯彻在体育发展上。“体育大众化”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思想不但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体育实践，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体育事业指明了道路，成为建国初期发展体育运动的理论来源。
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朝鲜族民众进行的体育实践，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时代追求，是客观条件下现代体育转型的必然趋势。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其次，促进了朝鲜族体育的现代化转型。1932年，日本扶持清朝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将体育作为其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体育运动的发展，企图通过体育营造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以此打消朝鲜族的反抗意识，培养日本天皇的“忠良国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设立“大满洲帝国体育联盟”(简称“体联”)，全面掌控东北各地体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推崇的“国民体育”“建国体育”的精神内涵是具有殖民色彩的“日满协和文化”和“建国精神”，开展了以政治宣传和巩固殖民统治为中心的、名目繁多的体育竞赛。金京春、金英雄在《日伪时期间岛”体育的变迁过程研究——以1925—1937间的日本“间岛”新报内容为中心》一文中指出：1925—1937间，在980次体育竞赛中，主要承办组织依次为“间岛”总领事馆(198次)、“间岛”体育会(185次)、学校(126次)。 [13](865-875)。这些充分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以体育竞赛为契机，抑制朝鲜族的民族意识和反日思想，迫使他们成为日本人能够支配的“忠良国民”。但客观来看，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体育组织化发展模式，也间接推动了朝鲜族体育现代化转型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解放的朝鲜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复兴。1951年中华体育总会延边分会成立，延边各县市纷纷成立体育分会。1953年到1957年间，州县两级共举行了75次各类运动会，参加人员达3万余人次[7](66-67)。体育赛事的广泛开展，也培养出大量竞技体育人才。1950年前后，延边地区在女子排球、男子足球、女子垒球、速度滑冰等项目上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仅足球一项就为全国各地输送了562名优秀运动员。这些成绩的取得，彰显着朝鲜族体育现代化进程的成果，是国家体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体育发展之路。充分肯定朝鲜族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底气与自信。在当前民族文化逐步商业化的趋势下，现代新兴文化逐渐替代了民族传统文化。在此背景下，我们要对朝鲜族体育文化与韩国体育文化具有鉴别能力。要明确韩国体育文化绝不是朝鲜族体育文化。虽然二者在形式上没有明显差别，但其文化内涵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要在认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与朝鲜、韩国进行有益互动，实现本土传承与国际经验融合的和谐互促，以中国本土化为主，同时借鉴国外经验，既是推动新时代朝鲜族体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构建中国特色朝鲜族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体育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的重要一环，其目的就是在政治上展现其“五族协和”的“文治”理念，在军事上培养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牺牲品，在思想上泯灭朝鲜族的民族意识，树立“忠良国民”的意识。在民族危亡面前，朝鲜族体育界人士自觉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探寻体育的发展路径并担当起抗日救亡的责任，体现了高度的民族自觉和体育在民族危亡时期的重大意义。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朝鲜族体育成为了保国卫疆和民族解放的战斗武器，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民众士气、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春日，沈英淑：《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
[2]金青云：《中国朝鲜族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姜允哲：《中国朝鲜族体育研究》，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年。
[4]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崔肇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
[5]《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
[6]朴今海，郑信哲：《略论中国朝鲜族的爱国主义情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7]金龙哲，朴京姬：《中国延边体育运动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
[8]RENAN, BREAL, MEILLET。 Langue Franeaise et Identite Nationale, Textes d’Ernest Renan(1882),Mickel Breal(1891),et Antonie M eillet(1915)[M].Lambert-Lucas Li-moges,2009。.
[9]延边朝鲜民族足球史编写组：《延边朝鲜族足球史》，延吉：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2年。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www.sport.gov.cn/n322/n3407/n3417/c564923/content.html.
[11]高梓：《中国女子体育问题》，《教与学》，1937年第7期。
[12]曾飙：《苏区体育资料选编》，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1985年。
[13]许青善，姜永德：《中国朝鲜族教育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2009年。
[14]金京春，金英雄：《日伪时期“间岛”体育的变迁过程研究——以1925-1937期间的日本“间岛”新报内容为中心》，(韩)《体育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 G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3-021-05
[收稿日期] 2021-0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朝鲜族地区体育实践史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XTY011;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扶持项目《丝绸之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之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YLFC08。
[作者简介] 1.崔光福，朝鲜族，延边大学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史研究;2.金青云，朝鲜族，延边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与跨界体育文化研究。(延吉 133002)
来源：《东疆学刊》 2022年第3期 P21-25 作者：崔光福， 金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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