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纪念日。在抗日战争中,曾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有一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留学日本顶级名校的高材生,而后都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抗日斗士,在抗日战争中各展所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三兄弟,一位是文化界的抗日代表人物厉麟似,一位是抗日爱国名将厉尔康,另一位是战地救护的“领军人物”厉绥之。三兄弟同心协力,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抗日传奇。
与日本的深厚渊源
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厉良玉肖像(图片来源:中国网)
厉家三兄弟本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的父亲即是在日本享有盛誉,影响了日本近现代印学和书法的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厉良玉。厉良玉曾参与创办西泠印社,是中日文化交流与民间外交的先驱,作品在日本备受推崇。他与日本诸多艺术名家都是好友。河井荃庐、长尾甲等日本汉学家都曾从其学习篆刻艺术,并藏有厉良玉的篆刻珍品。日本全面侵华后,日军曾大肆搜刮厉良玉的作品,并将其悉数运往了日本,可见厉良玉当年在日本的名声之大。厉家三兄弟的高高祖、清代大文豪厉鹗也是一位在日本享有很高声誉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文学和词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厉鹗的作品影响了日本的很多文学大家,包括明治词坛两豪高野竹隐和森槐南。高野竹隐还效仿厉鹗“以诗论词”,开创了日本词坛的先风。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当年在教育、军事、医学等领域均为世界领先。厉家三兄弟都曾赴日求学,在日本顶级名校接受高等教育,名列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厉麟似毕业于在日本以少人数精英化教育而闻名的顶尖私立名校——上智大学,学习教育、军事和语言。厉尔康毕业于在当时日本享有极高声望和影响力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步科生,与孙传芳、阎锡山为同学。厉绥之则毕业于日本金泽医科大学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归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医。据统计,二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当中,有留日经历的占到总数的30%以上,居于首位。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有一份编印于1941年6月的《中华留日学生同学会同学录》,这份同学录共有693人,竟全部都是汉奸,且均在汪伪政府任职。尽管厉家三兄弟与日本素有渊源,但在民族危难关头,他们毫不犹豫地坚决站到了国家和民族一边,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的抗争。
厉麟似(图片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
享誉国际的抗日儒将厉麟似是中国抗日救亡的思想领袖,被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抗战期间,他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借助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与景星学社等国际组织,以及自己长期以来与欧洲各国外交界、新闻界、军政界、学界等欧方人士保持的友好关系,为中国抗战有效争取了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为中国外交赢得了更大空间。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红网曾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甘地’厉麟似在抗战期间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国内外大批文化精英,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开展救亡运动,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用过人的才智和勇气,与侵华日军进行着一场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的斗争,对抗日战争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常州日报》亦撰文道:“中国甘地厉麟似,文教护国,避实击虚,誓拚热血固神州。”《齐鲁晚报》称:“厉麟似手无寸铁,却让日军对他又敬又畏。”《上海日报》则撰文道:“厉麟似博士是上海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从国际社会争取了很多支持和资源来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径,为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不惜牺牲生命。”
的确,厉麟似确实是一位抗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曾与顾维钧齐名的外交家,一位与孔子一同位列“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大家”的教育家,一位精通德、日、英、法等六国语言的语言学家,一位学界领袖和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学家。他为中国抗日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抗日军队主力“德械师”的创建者之一。作为沟通中国高层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桥梁人物,厉麟似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续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与朱家骅几经曲折,最终促成了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的来华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厉麟似还以景星学社的名义译介了大量日德军事著作。他的军事研究成为中国抗日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依据。如,他是《国防论》一书隐形的第二作者。《国防论》中有不少内容都是厉麟似这位低调的军事翻译家襄助蒋百里完成的。再如,塞克特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军人之思想》的官方中文译本即是由厉麟似主持翻译的。塞克特向中国政府提交的著名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也是由厉麟似以景星学社的名义翻译成中文的。中国军队据此组建了“德械师”。“德械师”作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参与了整个淞沪会战及随后的南京保卫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厉麟似处事十分低调,居正不居功。他的军事研究成果及所翻译的大量军事著作,多数都没有署名,即便是蒋介石授命翻译的《一个军人之思想》这本书,他也只是署了一个笔名——厉零士,意为无功之士。对于厉麟似的低调内敛,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八个字来概括和评价。
一贯谦谨低调的厉麟似还是抗战期间秘密进行的文物抢救保护活动的中坚人物。他是“文献保存同志会”背后的实际策划者与支持者,从日本与日伪政府手中为国家抢救出大量民族文献和珍本古籍,使这些“国宝”免遭日寇劫掠损毁或流失海外。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少善本古籍都毁于战火,侥幸留存的也因书主迫于生计而多流入上海旧书肆,使上海成为各方势力收购古籍的角逐之地。为了不让珍本古籍落入敌人之手,厉麟似联合何炳松、郑振铎等几位仍坚守在上海的文教界有识之士一同挑起抢救华夏民族文献的历史重任。厉麟似明智地提出,抢救民族文献,仅依靠个人或民间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但不宜让政府直接出面,而应以私人或民间组织的名义对民族文献进行搜购抢救,以避日敌耳目。他与同在上海暨南大学工作的两位好友、同时也是景星学社成员的何炳松和郑振铎商议,由郑振铎等几人出面,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由他和景星学社背后提供支持,向政府争取拨款和政策。在厉麟似等人的努力下,他们从朱家骅和陈立夫那里争取到了关键性的政府拨款,教育部还特密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潜入上海,协助他们开展搜救工作。依靠其自身和景星学社的影响力,厉麟似还争取到了文化界更多爱国志士一同加入到他们保卫民族文化的战线。借助景星学社、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厉麟似等人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家抢救了大批民族文献。据清华大学校史馆等资料,他们所抢救的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他们那时搜救的。抢救古籍的整个过程,厉麟似始终默默而为,事成之后他也从未居功,而是将功劳都让给了他的几位好友。
景星学社由厉麟似于1921年在德国创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也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组织,被周恩来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典范”,被蔡元培誉为“贯通中西文化之第一名社”。台湾著名的“景星勋章”即是源于厉麟似与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在国际联盟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景星学社1931年由厉麟似迁回中国,社址曾设在南京成贤街43号教育部和玄武区四牌楼2号国立中央大学,由蔡元培担任名誉主席,德、奥、瑞、英、法、美六国驻华公使和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代表等担任顾问。卫礼贤、林语堂、陈寅恪、徐悲鸿、厉绥之、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厉良玉、沈钧儒、陈叔通、马叙伦、施承志、罗家伦、何炳松、郑振铎、邹韬奋、程天放、蒋梦麟、胡适、蒋作宾、厉尔康、孙科、周鲠生、傅斯年、张大千、田汉、唐丽玲、卫德明、蒋复璁、梁实秋等国内外很多具有较高声望的学人都曾是景星学社社员。1949年,早已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堕落看不下去的厉麟似,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陆,景星学社也随他一同留在了大陆,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贡献力量。虽然厉麟似曾一度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但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既非政府官方机构,也非国际联盟附属文化机构,而是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作为厉麟似创办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景星学社在译介日德军事著作、抢救民族文献、开展国民外交并为中国抗战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等方面均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景星学社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中西方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西两个世界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金石书画和音乐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以及中医药学都是通过厉麟似与景星学社最早为西方主流知识界所接受并产生实质影响的。西方世界的第一本专门研究汉学的专业学术期刊——《汉学》也是由厉麟似通过景星学社创办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评价道:“厉麟似先生所创办的景星学社为那些对东方文化怀有兴趣的西方学者们开启了一扇窗,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创建中国学社的想法就是源于厉麟似先生和他所创办的景星学社。”景星学社在民国时期国民外交与文化外交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篇章,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开辟了道路。
作为具有较高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厉麟似被邀请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后又受邀参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创建,并筹建德语专业。他为新中国德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外语人才。他于1970年10月在上海逝世,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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