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国钢铁年产量仅14万吨，而当时全国的消耗量高达75万吨，相差的60余万吨，完全依赖进口弥补。”随着进口源头被日本人封锁，钢铁成了当时最稀缺的物资
◆中国的钢铁厂和兵工厂被日军袭击
◆兵工厂迁移到山城，工人跟着机器走，“是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南京到重庆的距离”
◆“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躲避轰炸。我们就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生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八年抗日战争，在付出无数惨痛代价之后，中国迎来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首次胜利，这也成为这个国家由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在这场战争中，一家为抗战前线提供了60%的武器弹药的兵工厂和一家生产了抗战时期全国大后方钢铁总量90%的钢铁厂“不期而遇”，书写了一部难以磨灭的中国大后方工业抗战史。
长江上的“大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位于东北、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落入日寇之手，海港、码头等也被日军封锁，进口钢铁来源断绝，国内钢材和生铁奇缺。与此同时，中国尚存的40多家兵器制造企业和相关机构，以及近千家小型工厂，在日寇海陆空的立体轰炸中遭受重创。
“1936年中国钢铁年产量仅14万吨，而当时全国的消耗量高达75万吨，相差的60余万吨，完全依赖进口弥补。”重庆钢铁集团档案馆馆长温勇耀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随着进口源头被日本人封锁，钢铁成了当时最稀缺的物资。“没有了钢铁，武器制造将更加举步维艰。”
抗战之初，中国的钢铁厂和兵工厂大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的开阔地区，这也成了日军袭击的主要目标。为避免再次遭受侵害，工厂内迁至地处内陆山区的重庆刻不容缓。而这其中，工业生产的主力军——金陵兵工厂（后改名第二十一兵工厂）和汉阳铁厂（后改名钢迁会，即如今的重钢集团）的搬迁显得尤为重要。
1937年11月18日，金陵兵工厂完成了4300吨器材从内地到山城的迁移，从接到搬迁命令到搬迁完毕，仅仅用了16天！
该厂子弟张宝林说：“我父亲告诉我，当时工人是跟着机器走，时而公路，时而铁路，有的时候就是人拉肩扛。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重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南京到重庆的距离。”
兵工厂已到重庆，还在搬迁路上的钢迁会不得不加快步伐。5.68万余吨机器材料、武汉到重庆长达900公里的距离，加之日军不断轰炸，“西迁”路上困难重重。
温勇耀说，一面要躲轰炸，一面要斗风浪，“当时形势所迫，白天夜间都只能航行，就想尽快将物资转运。”
“我们不能按航道行船，只能东开西躲，不小心碰上了暗礁，船头栽入了水中，船上的人就全部落入了寒冷的江水中。”亲身参与西迁运输的船工吴继韩在他的口述史中写道，“江面上敌机还在轰炸，江岸上有个拉黄包车的工人，被日寇丢下的炸弹炸掉了头，尸体却由于惯性仍在跑。”
史料记载，仅钢迁会西迁的运输途中，行船在湖北省内即遭日机轰炸９次，炸死员工23人，伤50余人，损失物资2000余吨。尽管如此，广大员工用他们的汗水、热血乃至生命，换取了数万吨兵工物资的安全转移。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说：“钢迁会和金陵兵工厂主导了大量机器设备、武器等的西迁，上演了长江上的‘大撤退’，途中历经艰难坎坷、牺牲巨大。这种拼命精神和牺牲壮举，对全民抗战精神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钢铁抗战”的高潮
时任金陵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们的抗战不能等！敌人给我炸了，我再盖新的，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
1938年3月，金陵兵工厂恢复生产，同时将厂名改为第二十一兵工厂。一个月后，生产出了第一批40挺马克沁重机枪；第二年2月，钢迁会第一个钢厂在重庆正式投产。至此，一场更为顽强的“钢铁抗战”进入高潮。
资料显示，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战略轰炸，其中钢迁会和第二十一兵工厂是最主要的目标。温勇耀说，据不完全统计，仅记录在案的针对钢迁会的较大规模的轰炸就至少有3次。
“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躲避轰炸。我们就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生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曾亲历日军轰炸的老工人邹宗友说。
轰炸不曾停止，钢迁会的“炼炉之火”也未曾停息，第二十一兵工厂也时刻开足了马力。
《李承干传》作者郑洪泉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第二十一兵工厂人停机器不停，采取三班倒的方式。在最紧张的时候，工人每天要连续工作12小时。”
“随着第二十一兵工厂和钢迁会的到来，重庆围绕它相继成立了一大批重工业，包括顺昌铁工厂，富裕钢铁厂，万声记锅炉厂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兵工产业链。”周勇说。
资料记载，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铁的90%。第二十一兵工厂共生产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捷克式轻机枪1.1万挺、“中正”式步枪8.6万支及其他产品若干，产量约占全国兵工厂武器总产量的60%，单是步枪，每个月的产量就可装备一个师。
“强国富民之重任，舍吾其谁负”
“搬迁前，很多机器设备都是纯进口，如果不是有这些专家的回国帮助，之后的一切也不会那么顺利。”温勇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的钢迁会和兵工厂不仅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军工精英，还有许多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英国伦敦大学冶金专业硕士毕业的邵象华，就是其中一员。
1942年，在抗战最需要钢铁的时候，邵象华设计并主持建设了中国第一座新型平炉。这座除沦陷区外全国最大的平炉，被视为中国战时工业的骄傲。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来的李承干，在恢复生产第一批马克沁重机枪时，就对其性能和构造进行了创新，把枪由推式改成了握式。“不仅士兵好握了，子弹也打得快很多。”原第二十一兵工厂重机枪厂铣工胡学佑回忆说。
“当时的兵工厂和钢迁会吸纳了大批爱国的海归人才。他们回国的同时，还带回了国外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帮助国内武器制造业实现了装备自我‘造血’，打破了武器国外垄断的局面。”周勇说。
据了解，在改良创新钢铁设备及武器的同时，这批海归人员还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其中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工业生产和武器制造方面的技术骨干。
1940年，为了进一步培养技术工人，钢迁会筹办三八技训班，由曾经考察欧美十八国艺徒训练工作的高许培出任班主任。
“强国富民之重任，舍吾其谁负……”1942年考入三八技训班的李兴荣，至今还能哼唱技训班的班歌。他回忆说：“那时的学法跟现在不一样，是边学边做。我们一周三天上课，三天下厂实践，开始是车钳铆焊样样都学，然后再自己选专业”。李兴荣选了电工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耐火材料厂压制专门应对日军细菌战的防毒罐。
据了解，技训班成立五年间，共培训普通技工266名，特别技工81名。
此外，钢迁会还两度派学员赴美深造，考察和学习美国钢铁工业的先进技术。1942年赴美的工程师陆芙塘，还曾一度受聘为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电机工程师；后派出的潘继庆、王遴元等四人，赴美后分别主攻硬质合金、冷处理、电炉熔炼等方向，学成回国后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
陆芙塘在建国后成为新中国现代电机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开拓者、纺织勘察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潘继庆则参加主持了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轧制；王遴元负责了赶制泸定铁桥钢梁等重要任务，参与了建国初期大西南经济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大钢铁厂、大专院校、研究所和设计院等部门的技术领导人，绝大部分都是出自钢迁会。”温勇耀说。
在周勇看来，这些人员不仅为战时体制和环境注入了新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引进了西方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这使得当时的钢铁兵工企业摆脱了原有的西方人把控的管理模式，积累了中国人自主管理钢企的经验。”
“如果没有这批技术人才，没有这些无私忘我的海归精英，中国的抗战也许更为艰辛，中国工业的发展也许会因战争而搁浅，甚至倒退。”温勇耀说。
炼成的不仅是钢铁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
而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些在大后方支撑着抗战的兵工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炼成的不仅是钢铁，还有一份份融于身体里的血性——不舍昼夜的工作和义无反顾的坚持。
2013年过世的王遴元曾在他103岁回忆起往事时说：在西迁的过程中，当船走到湖北枝江时，船搁浅了，船主找到我，说这样太危险了，不如把机器丢到河里边，救人吧。“我说这绝对不可能，这些机器比我们的命还要重要。”
钢迁会的老工友范正华在他的口述史中写道：我们这些从日机轰炸中幸存下来的工人同胞们，只要一想到被无辜炸死的兄弟姐妹的遗恨，就巴不得多流一些汗水，多生产一些枪炮打鬼子，好尽快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国门，为无辜死去的同胞报仇。
“我们虽然不像前线士兵那样直接和日军作战，无法亲手杀敌。但抗战胜利里有着我们必胜的决心和血汗。”今年已92岁的原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柳文堂说。
如今，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原簸箕石军火码头旁，在大渡口钢迁会旧址边，在九龙坡区鹅公岩的岩洞厂房里，仍不时会有耄耋老人前来寻觅他们当时的足迹。
这些斑驳了的兵工设备、逐渐老去的机床、渐渐被青苔覆盖的机器，似乎也在默默告诉着世人：难以磨灭的是历史，永刻心中的是拳拳爱国心和不灭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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