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竞所著的《盟军战俘在中国》全面真实展示了二战期间日军在沈阳建立的盟军战俘营的历史原貌,揭示了这个以“高度专业化、高死亡率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的战俘营的史事,揭露了日军虐待、奴役盟军战俘,违反国际准则的行径和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人类罪恶。
值得称道的是,对于日军战俘营研究中所面临的史料缺失的现实困境而言,该书通过以历史亲历者口述史料为引领的纪实叙事,不仅凸显了该书的史料价值,也彰显了口述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9·3,共抗法西斯,不是说说而已
二战期间,日军占领东北,在沈阳建立了奉天战俘营。这是日军在整个二战期间建立的唯一一座永久性战俘营。奉天战俘营里关押着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英、美、荷等国盟军战俘,包括准将以上74人、校级军官500多人。他们中有美军战史上被俘最高级别将军——四星中将温莱特、英军中将帕西瓦尔等。这些军官战俘们,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和痛苦的囚禁生涯,指导1945年二战胜利前夕,才被解救回国。
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告别荒蛮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地、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性的能力。
——温莱特
1942 年10 月20 日,日本关东军下令开始着手组建战俘营,10 月31 日“奉天临时俘虏收容所”在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内编组完毕,11 月1 日进驻北大营战俘营驻地。战俘营日军人员的构成情况为——所长:松山季友大佐(上校);庶务系长官:寺尾豊中尉;监视系(兵器系)长官:三木遂中尉;情报系长官:村田弘政中尉;粮秼系长官:山浦平三少尉;被服阵当具系长官:深沢胜藏少尉。11 月11 日,开始正式收容盟军战俘。
第一批到达奉天的盟军战俘共1428 人,其中有在菲律宾战场被俘的美军战俘1328 人,在新加坡战场被俘的英军战俘84 人(包括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战俘16 人。1943 年,国际红十字会视察奉天战俘营,据其视察报告披露,截至1943 年11 月13 日,奉天战俘营在押盟军战俘人数为1274 人,其中英军战俘84 人,澳大利亚战俘16 人,美军战俘1174 人。战俘中军官23 人,士官545 人,士兵706 人,年龄最大的57 岁,最小的21 岁。以后的几年间,因为战俘的迁移或死亡,在押战俘的人数不断变化,到1945 年6 月30 日,奉天战俘营在押盟军战俘人数为1709 人,新增77 名荷兰籍战俘。战俘营中共有250 名战俘死亡,其中3 人被日军枪毙,1 人失踪。截至1945 年9 月11 日,共有1698 名盟军战俘获救撤离奉天。
奉天战俘营曾经被日军标榜为“设施最佳和管理最好的模范战俘营”,经常有日军的宣传机构前来采访、拍照片、拍电影,宣传战俘们在这里生活得如何“安逸”。然而,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战俘们的生活不但不“安逸”,反而饱受劳役、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加之缺医少药和日军非人的虐待,这些都给战俘的存活带来了巨大挑战。
以美军战俘为例,他们在菲律宾战场鏖战4 个多月并始终处于劣势,后勤补给严重短缺,最终投降。士兵们的身体和心理本已遭受严重创伤,被俘后不仅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还在前来奉天的“地狱之船”上历经艰苦的海上跋涉,整体而言,美军战俘的健康状况都十分糟糕。对此,就连奉天战俘营司令官松田元治也不得不承认。松田元治曾对来访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朱诺坦诚:“战俘们最初从热带来到这里,身体状况十分令人同情,他们穿着衬衣和短裤,很难熬过奉天寒冷的冬天。许多人死于肺炎和反复发作的疟疾。”果然,初到奉天的第一个冬天,战俘大量死亡。由于天寒地冻,无法挖掘,尸体无法掩埋,只得堆放在库房里。罗森道尔回忆说:“初到奉天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下了火车,地面已经上冻了,天还在下雨,到处都被冰覆盖着,路面上的冰有半英寸厚。”
战俘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兵营,它位于奉天市北郊,占地18公顷,曾经是东北军的营房,人称“北大营”。1931 年9 月18 日夜,日军炮轰“北大营”,攻陷奉天城,占领东北三省,继而开启了罪恶的侵华历史。此时,盟军战俘的到来,让“北大营”再次跃上历史的舞台,它也再次把中国的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北大营”营区南北长约240 米,东西宽约180 米,共有19 处营房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如医院、厨房、仓库、厕所等房屋共27 处。战俘营四周被铁丝网包围,铁丝网高约1.5 米,有里外两层,两层铁丝网间有约2 米宽的中间地带,是“无人区”,任何人未经允许进入“无人区”,格杀勿论。营区内每隔几步就有一个岗楼。远远望去,一个个营房就像是一座座巨大的坟茔。
奉天的严寒是每个生命都要面临的严峻考验。但是,如果能够摄取足够的热量,那么这里的寒冷还是可以扛过去的。于是,战俘们都在期盼着日本人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热量的食物。但是,饥饿像阴霾笼罩在战俘营。在战俘营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一,食品;第二,取暖;第三,香烟。食品始终是第一位的。在饥寒交迫、生死未卜的战俘营里,能够多吃一点就意味着多一线生机。每天,战俘从厨房用木桶把食物领回营房,然后再分发给大家。大家会推选出一个人负责分发食物,其他战俘排队依次领取食物,塔沃里就担任过分发者的角色。“干这份活的人经常会因为各种纷争干不了多久,可是我却一干干到了战争结束。”塔沃里说,他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分发食物时,先给自己的饭盒里盛上一份,放在木桶旁,然后照此分给其他人。如果有谁质疑得到的食物少,他可以选择把塔沃里的那份换走,把少的那份留下来。“就这样,我的那份食物从来没有人拿走过。”
塔沃里说能给整日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是一份荣誉,不仅赢得了战友的信任和尊重,更让人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2007 年5 月,塔沃里接受采访时说,他已经为自己在德州公墓买好了墓地,并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分发食物的人。
当战俘们真的见到食物的时候,不免有些失望。罗森道尔记得,到了战俘营的第一餐就让他十分失望。他回忆说:“有人拿进来一个木桶,里面是满满的汤,汤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有一些玉米、水和白菜,非常稀薄。每个人给了一舀子。医生说,我们每天摄入的热量不多于800 卡。就这样熬过整个冬天,从1942 年到1943 年,情形就是如此,我们有很多人都死掉了。战俘营里存放了许多尸体。到了春天,尸体解冻了,野狗循着气味来到战俘营,我们就开始在战俘营里扑杀野狗,一些狗被战俘杀死吃掉了。这是在战俘营里唯一能够额外搞到的吃的东西。据我所知,有人想尝试着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比如从沿街叫卖的人那里搞到一点东西,但是往往无功而返。”
战俘们为了猎杀野狗,发明了专门套狗的圈套,他们把圈套伸到窗户外面,再用一小块面包作诱饵,当野狗走近时,战俘们猛然将圈套甩到狗脖子上,然后快速把它从窗户拖到营房里,将其打死,再像肉店那样把狗吊起来。于是,战俘们终于可以吃到久违的“肉”了。
由于狗肉的热量很高,这种猎狗技术迅速在战俘中流传开,附近的野狗都成了他们猎杀的目标,很快,战俘营里就有人卖狗肉了,价钱是8 盎司狗肉换10 支烟。然而,这种交易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仅是因为附近的野狗不敢再靠近战俘营,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战俘们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场景:在路上,几只野狗撕咬着一个中国老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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