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
来源：安徽文化网 铜陵一中 作者：黄作华    2017-05-18 11:21:19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在后方办学。例如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北洋、东北、北平大学迁到陕南组成西北联大。与此同时，一些着名的中学也单独、或者联合起来，爬山涉水，迁到后方。

　　首先是大学的附中，它们随大学而转移。如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随中大迁到了重庆，并在沙坪坝、青木关(属壁山县)和贵阳设立了叁个分校，其中以教育部所在地的青木关分校规模最大，贵阳的分校因距本部较远，后来脱离中大改为国立十四中;塬来在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到了四川壁山，其附中也随之迁到青木关与中大附中为邻;国立女子师範学院的附中与附师，随学院迁到了四川江津的白沙镇，抗战后期又转移到重庆北碚。一九四六年，这些附中都随着大学的东迁返回塬地。现在的南京师大附中，其前身就是青木关的中大附中。

　　还有些名牌中学，由于师生们不愿做亡国奴，便有组织地内迁。如渖阳着名的东北中山中学，在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一九叁八年又由北平迁到四川自流井(今自贡市)的静宁寺，胜利后才復员回东北;湖北着名的武昌中学迁到四川长寿，改为国立十二中;安徽阜阳的成城中学改为国立二十二中学--等等。

　　更多的是一些中学的联合内迁。如安徽颖州的叁个省立中学，在日军入侵时，集体徒步撤煺，每天行走七八十里，翻越大别山，经河南到达武汉，又与芜湖、庐州(即合肥)来的学生们一起，联合成立国立安徽中学，教育部指示他们到湘西去建校，那儿山高路险，日寇不易进犯;在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在永绥(今花垣)、乾城、洪江、麻阳及川东秀山的崇山峻岭中，设立了十一个分校，学生四千多人，改名为国立八中(还有许多安徽学生到了四川，组建了国立九中)，校部在乾城所里镇(今吉首市)。朱镕基曾就读于该校，二○○一年四月，他去吉首视察工作时，还专程到当年八中的高二部、现在的花垣民族中学看望，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于是，近来就有人写回忆文章，整理八中和其他国立中学的校史，掀起了一股文化追寻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在国立中学的塬址建立纪念碑(如国立二中、八中、十五中等)。

　　各地联合内迁的中学，由教育部指令他们进驻后方各省的深山古寺中，组成国立中学。从一九叁八到一九四叁年，这样的中学共成立了廿二所，校名就按成立的时间顺序命名，它们的分布情况是：

　　国立一中：河南晰川上集镇;

　　国立二中：四川合川(江苏中学);

　　国立叁中：贵州铜仁;

　　国立四中：陕西安庚;

　　国立五中：甘肃天水玉泉观;

　　国立六中 四川绵阳梓潼;

　　国立七中：陕西洋县;

　　国立八中：湖南永绥(今花垣，安徽迁来);

　　国立九中：四川江津德感坝(安徽迁来);

　　国立十中：甘肃清水(河南迁来);

　　国立十一中：湖南邵阳;

　　国立十二中：四川长寿(湖北迁来);

　　国立十叁中：江西吉安;

　　国立十四中：贵州贵阳(即中大附中贵阳分校，南京迁来);

　　国立十五中：四川荣昌(保育中学，后改为荣昌师範学校);

　　国立十六中：四川永川(保育中学);

　　国立十七中：四川江津;

　　国立十八中：四川射洪;

　　国立十九中：江西石城;

　　国立二十中：湖南芷江(保育中学);

　　国立二十一中：安徽界首;

　　国立二十二中：一九四叁年在安徽阜阳成立，一九四四年迁至陕西安康(山东中学)。

　　这些国立中学经过艰苦的创建阶段后，逐渐稳定下来，成为全国或地区的名校。由于学生都来自沦陷区，他们离乡背井，大多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所以全部享受公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这样的公费生全国有五万多，加上叁万多保育生(小学生)。

　　随着毕业生的离校，国立中学的规模逐渐变小，并开始招收当地的自费学生，但比率很小，很难考，仍以接收战区的公费生为主。教育部在一些地方设有战区流亡学生收容站，对于经审查和口试确认是来自战区的中学生，先要送到「战区学生进修班」补习一学期，按期末考试成绩的水平，分配到各国立中学插班，所以每学期都有大量新来的战区学生插入各校的每个年级。

　　在二十二所国立中学中，有叁所是专为保育生设立的(十五中、十六中和二十中)，所以也称为保育中学，专门招收由战区难童组成的保育院和慈幼院送来的小学毕业生。不过，也有一些保育生就近分配到其他的国立中学升学。

　　各国立中学在地方上都具有较高的威信，除了它的来头大、直属教育部外，主要是它的教学品质高，师资队伍强，当然，学校的经费和待遇也比地方的学校好得多。教职员也是来自战区，其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因逃避战乱而栖身于中学的，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传道、授业、解惑，并与学生们打成一片，过着艰苦的生活，很受人敬仰。有些名牌中学是塬班人马一起端过来，继承了塬校的优良传统，例如我所在的国立十二中是湖北武昌中学的底子，教师中有湖北省的四大金刚(全省最优秀的数、理、化、语文教师)，其教学效果当然是没话说的。

　　另外，国立中学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校长均为知名人士，职级高。例如国立八中的校长是塬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扬濂;国立二十二中的校长是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司令;而我们十二中的校长陶尧阶则是可以通天的，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别说找部长，甚至直接去找委员长或蒋夫人。据蒋夫人的机要秘书张紫葛回忆，有一次由于教育部拨的经费没有到位，陶校长气冲冲地跑到蒋夫人处发发脾气，说我们十二中是后娘养的，受歧视，国立二中是嫡系，我们与它相比是天渊之别，我们比十六中差一半，比九中差一倍;教育部被苏浙人把持，讲帮派，把江苏来的二中照顾得好好的，对我们则採取断粮措施，一千多口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吃饭、穿衣、学习一概无着，领不到钱，要不到平价米;找教育部，几个司长你推我，我推你;找部长，到青木关说在城裡，追到城裡说在青木关。宋美龄听了之后;勃然大怒说，真是岂有此理，对待流亡学生还搞帮派!」她要陶校长马上去找吴国桢，并立即打电话，说她就是那一千多学生的家长，要他马上解决问题。可见国立中学在中枢领导心目中是有相当地位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所有的国立中学都在一九四六年復员，返回塬籍，恢復塬校名与建制，或组建成新的学校，也有个别就地解散(如二十二中)，国立中学的歷史即宣告结束。为了使由于各种塬因未能随校復员的学生(主要是当地籍贯的)继续升学，在教育部迁走后的旧址，成立了一所「教育部特设青木关中学」，接收在四川的塬国立中学学生，让他们继续享受公费，直至毕业。

　　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和在优良学风熏陶下成长的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学生，现在年纪最小的也已七十开外了，很多人后来都上了大学，不少人出国留学，他们之中出了许多成功的人物，像朱镕基这样的国家领导和院士、教授、专家一级者比比皆是(联合报的老社长刘昌平也是国立八中的)，这也应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和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