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中学书写传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江   2017-05-18 11:25:33

　　抗战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受到日本侵略者严重破坏，广大中学师生流离失所，为维持各地中等教育，延续文化根基，34所“国立中学”先后创办。记者近日探访了部分中学旧址，查阅了各校资料，发现许多学者在青少年时曾就读于国立中学，不但学业得以延续，而且战时中学生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据记者初步统计，从这些流亡学生中走出至少50位“两院”院士，以及一大批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他们后来在各自领域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战时办学：国立中学延续我国中等教育命脉

　　九一八事变后，为救济流亡关内的东北学子，1934年在北平设立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第一所国立中学。七七事变后，该校不断流亡，与国立东北中学一起迁到四川威远静宁寺，两所中学同寺办学。记者走进静宁寺，发现有一部分房屋已经倒塌，但有些细节还能看出曾作为学校的痕迹。曾有4000多名青年学生在这里就读，其中多数是东北流亡学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等学者回忆在这里读书时的情景激动不已。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当时是流亡入关的东北籍中学教师之一，在这偏僻古寺撰写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易通》。

　　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子侠研究，国立中学作为一种学校制度的确立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时国民政府先后创办了34所国立中学，抢救了大批中等教育人才，使东部地区中等教育现代化不致中断，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开发与发展，支持了抗战大业。

　　国立中学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四川(含今重庆)、陕西、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甘肃、青海、河南、广西、绥远等地，其中以四川最多，有13所。国立中学随着战争变化而不断变迁和发展，抗战胜利后走向消亡。

　　人生抉择：为国读书踏上经世济民学术路

　　在抗战烽火中坚持求学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每一个学子的人生道路。

　　国立二中设在四川合川(今属重庆)，以收容江浙等地流亡学生为主，是规模最大的国立中学，旧址院中两株枝干遒劲的大黄葛树，见证了包括15位两院院士在内的一大批学者从这里走上学术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刘国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道，抗战时期故乡沦陷后他被迫流亡西南，进入国立二中读书后，对各类进步书籍非常着迷。马克思的《资本论》深深触动了刘国光，懵懂而又坚定的他从此立下了“经世济民”的志向。

　　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曾多次回忆说，他中学时流亡到四川合川国立二中读书，在高考完毕的当天下午，合川遭受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大半个合川城都被破坏，处处残垣断壁，正是这种国仇家恨，促使他愤然选择建筑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董辅礽当时则在四川永川(今属重庆)国立十六中读书。旧址现为北山中学，校园内修缮的“德教祠”陈列了部分国立十六中的原物。资料显示，在这里读中学时董辅礽的思想逐渐产生了进步倾向，他通过进步报刊书籍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他最终选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国育才：艰难困苦之际培养学术大家

　　“在十二中四年，虽然战时生活十分艰难，但我们这群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逃到了大后方，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安心读书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回忆起在四川长寿(今属重庆)国立十二中读书的往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厚安说道。流亡学生在国立中学获得安心读书的机会，从这里走出了大批人才，50位院士只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部分学者。

　　经记者初步整理，从这些流亡学生中走出了至少十多位大学校级领导，这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合川国立二中)，南京大学原副校长余绍裔(三台国立十八中)，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邹剑秋(江津国立第二华侨中学)等等，可说是国立中学为我国当代教育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校本部设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主要收留山东流亡学生，有三位山东青年流亡到绵阳就读，后来都成为历史学家。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绳武是山东枣庄人，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当时在国立六中的同学还有漆侠、戚其章。漆侠是山东巨野人，后来成为宋史名家、河北大学教授;戚其章是山东威海人，后来成为近代史研究名家、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国立中学也招收部分当地的青年学子，为西部学子提供了较好的教育机会，促进了所在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是甘肃天水人，他进入甘肃天水的国立五中读书，奠定了做人和做学问的基础，优美的校园和优良的师资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国立五中的训练“使我由广泛阅读得来的知识逐渐条理化，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铭记这段历史，14个国立中学旧址已经建立了纪念碑等形式的纪念物，但多数旧址保护不甚理想。抗战时期国立中学旧址不但承载了流亡学子的美好记忆，也应是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应该对其加强保护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