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汉民中学
来源：桂林人论坛   2018-08-10 12:06:11

　　建于忧患，为国育才

　　1936年，为纪念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注1)先生，任中敏(注2)与友人在南京建汉民中学，初为民办，后为国立，建成后任为中学教导主任，上课仅7周，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告急，遂由任率师生于1937年将学校迁至桂林市穿山脚下，筑舍建校，任公执掌校长，至桂林解放前夕，穿山汉中存在12年。这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度过，这所学校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处于此段历史的人和事一样，都带有浓厚的抗战色彩，而该校在校长任中敏领导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该校也演绎出了一段为人称道的搞战故事。

　　初建校时，任中敏自称“志愿师”，倡导为人师者，应服膺于中山先生之遗教，立救国救民之大志，以“培养救国青年，壮大御侮力量”之抱负，面向全国招收学生，使学生通过学习，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要求学生以“严正做人”为最高原则，以“清白鲜明，临难不苟，刻苦耐劳，牺牲奋斗”为立身处世之本，“永怀斡地排天事，各要千锤百炼身”。他对“严正做人”的解释是，要做一下正大光明、不屈不挠的爱国者，绝不被日寇侵略者气焰所吓倒。他感慨地说，我正当中年时，日寇侵华，国难日亟，我欲以培养三千救国青年，壮大御侮力量，乃于1937年投入了汉民中学的创办。

　　办学难，在日寇入侵的战争年代办学更难。

　　1937年底，学校租桂林正阳街东巷民房作为筹备处，筹建学校，3月26日月动工，5月21日即落成开学，草创之初，只能营建简易校舍，教室、宿舍、办公室、礼堂等全是竹棚搭建，无一砖一瓦。当年即招初中、高中各一个班，共100多人。后来，因战乱，大批沦陷区逃来桂林的流亡青年学生要求入学，港澳华侨学生亦不在少数，在时任国民党军委办公厅主任、桂林行辕主任李济深支持下，1942年，广西当局同意将办学用地由原来56亩扩大为200亩。学校多方筹措办学经费，仅全校师生就捐资2万余元，另建新校舍12栋(此教室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仍在使用)。教室、男女生宿舍、礼堂、图书馆等全建成宽敞明亮的砖木结构大瓦房。开辟了内有400米标准跑道、足篮排球场、跳高跳远场地、单双杠场等设施的体育场。新校舍规模宏大，依山傍水，环境优雅，是当时桂林市校园面积最大的中学。

　　新校建成，师生振奋，办学兴旺。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云集校旗下，教职工最多时达486人，其中抗战时期的知名人士就有多人。汉民中学在穿山办学12载，共办高中26个班，初中42个班。此外还办了5个预修班，毕业肄业学生共2985名。为抗战，为国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优秀人才，遍布国内外，绝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学有专长，涌现出一批知名专家、学者。

　　教育抗战，灭此朝食

　　办学目标越高，办学制度也越严，汉民中学以育才救国，抗日救亡为主旨，教育为抗战，严格规范，成效卓然。任校长写了大量抗日诗词，其中一首：时日曷丧，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还我河山，还我河山，永固我金汤!一息尚存，此仇必报，铁血撼扶桑!时日曷丧，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在汉民中学，兼作食堂的大礼堂内，讲台上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灭此朝食”的醒目大标语。实施抗战爱国教育，实实在在，砥砺磨练学生救国雪耻的意志：不打败日寇侵略者，不吃早餐!吃饭是生活之本，有国教育就从吃饭抓起，卧薪尝胆，这种哀戚精神，给每一个老师和学生在心灵上都烙上了深深的烙印，激发起师生们发愤学习，抗日救亡豪壮之情。在抗战期间，汉中师生一直都不吃早餐，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汉民中学的师生从躲避日寇的榕江回到桂林，才恢复进食早餐。

　　教学是学校的正业，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教好与学好。为保证学校取得教学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学校采取了极为严苛的管理制度，甚至有点儿不近人情：

　　汉民中学的学生，一律住校，黎明即起，跑步锻炼，男生剃光头，打绑腿，女生短发不过耳。师生教要求衣着整洁，学校有一条校规：“吐痰在地，有如操刀杀人!”学生宿舍内务清洁卫生，各种用具一律摆放整整齐齐。

　　严格的教师审核制度，使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集聚在汉民中学。如，现代作家司马文森，后来成为桂林中学校长的潘逸耕，中共早期党员汪泽楷，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沈克琦，著名画家徐悲鸿……都在该校任过教。教高中数学、物理的教师，一律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学生英语水平不一致，教数学物理的教师还得教学生英语。国文教师要认真批改学生作文，每周一篇大作文(高质量的作文)，担任班导师的，必须与学生同作息，批阅学生每天写的修身日记，学生入学前也得经过严格的考核。凡遇到一些知名人士要求关照接收某教师入校工作，某学生入校学习的，一律不理。一次，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要求对她主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毕业生给予集体报名，并推荐几个优秀学生免试保送汉民中学，为使这些学生一个个从甲山步行二三十里路到穿山报名，汉民中学同意可集体报名，但拒绝保送学生的要求。学校实行严格的校规、严格的考试、补考及留级制度。学生只要有哪怕很小的一点缺点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两名学生擅自跑到小东江游泳，受到开除处分。

　　一名学生中秋节时偷偷跑回家过节，当天晚点名时没到，第二天便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一名女生学习非常优秀，上晚自习时做完作业，就在教室看课外小说，被巡堂的任校长发现，便要开除她，当时许多学生和老师都去保她，说她的确是一名优秀学生。任校长于是对她进行当场考核。事实证明她学习很过硬，这才在她作了深刻检讨，保证再也不重犯之后，将她留了下来。

　　1941年，任校长巡堂，发现一教室装垃圾的竹篓里有粽子叶，校规定学生严禁在教室吃东西，便立即调查，最后查出此学生，竟然是自己的儿子，他作为校长，毫不留情，开除了自己的儿子，并写出沉痛恳切的检讨书张贴于教室后的墙上，请求处分，落款是“学生家长：任中敏，1940年6月15日”。后来，亲自挑行李担子，步行二十多里，把儿子送到位于尧山脚下的航空学校学飞行，他儿子努力学习，很快成为优秀学员，1947年，在一次飞行训练事故中不幸身亡。

　　校长任中敏批评学生，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像你这样，能打回老家吗?

　　上行下效，有校长带头严守校规，学校师生养成了遵规守纪的良好习惯，这对后来刻苦学习，做人做事，走向社会，都起到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严正办学，抗战实践

　　抗战时期的教育，就要有抗战时期的规矩。一踏进汉民中学校园，你就会看到大樟树下钉着的“抬起头来，挺起胸膛”、“勿忘国难，能抗敌寇”的大标语。学生入校前，被告知必须备好“锄头、画板、小凳”三件，缺一件就不准入学。锄头用于劳作，最为重要，画板、小板凳有多种用途，可作郊外写生之用，更重要的是当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桂林城，听到日寇突袭警报时，学生拿着书本、笔记本、画板、小凳，集中到穿山、螺丝山的洞穴内，照常听老师讲课。敌机临空时，大家才分散隐蔽，不致因敌机突袭而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

　　饮食起居作息等方面，更是一切按照战时要求。学校有一口铜铸的“纪律钟”，但是在抗战时期没有使用，一直用军号声来发布起床、集合、上课、下课、就餐、晚自修、熄灯等信号。黎明即起，跑步运动，学校推崇“一身动，则一身强，天下动，则天下强”，学校改“积劳成疾”为“积劳成健”，“自强不息”才能“积健为雄”。下午的课外运动，则更是室空场满，龙腾虎跃。强健的体魄，使汉民中学的师生们经受住了几乎到达身体极限的艰苦磨炼。在1944年9月，日寇打进桂林前，学校师生400多人，辗转搬迁，从永福百寿至融安，榕江，近千公里，天气炎热，山高坡陡，路途遥远，饥饿劳累，每到一处，经常就在田垌路旁上课，到了地方，师生们自己动手砍竹子搭建竹棚作教室宿舍，坚持学习，晚上两桌合并，四名学生相对而坐，共用一盏油灯照明。自己推磨辗米，自己上山砍柴，适逢夏季，洪水暴涨，师生们受尽断粮缺水之苦。洪灾过后，又继发瘟疫，当地人畜死亡无数，随处可见，惨不忍睹。靠着学校应对有方，防范隔离，更靠平时锻炼身体产生之抵抗力，使学校师生无一人因瘟疫死亡，得了疫病者也能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很快痊愈。一道道难关，汉民中学的师生们都挺了过来，直到日寇投降，又重返桂林，重建学校。时至今日，该校的教师学生中，年届九十高龄仍身强体健者大有人在。

　　教育内容中体现民族精神教育，更是不可或缺。学校自己编写初中国文教材，选择收集了富有反侵略精神、民族精神的文章如《国殇》、《五人墓碑记》、《梅花岭记》、《指南录后叙》、《满江红》、《必先苦其心志》等篇目。1941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即是赞颂谢晋元团长(抗日英雄，上海抗战时坚守四行仓库时中国军队团长)。

　　抗战时期的桂林，全国各地沦陷区的百姓纷纷逃难到桂林，桂林人口一度由原来的10来万达到40多万，号称“小上海”。各地的文化名人，诗人、作家、画家、戏剧家也纷纷云集桂林。汉民中学注意借此机会，1942年至1943年，开办“周会讲座”，邀请科学家、文艺家及各种社会专家名流到学校给师生讲课。

　　诗人柳亚子来校讲学其著作《中兴鼓吹》，培育青年忠勇救国之志;请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讲学祖国地理知识，祖国地大物博，激励学生热爱华夏之情;请教育家梁漱溟讲乡村建设教育，育才救国，增强学生刻苦学习，奉献社会之心;请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来校讲戏剧艺术并执导爱国戏剧《双忠记》……来校作过报告、演讲的，还有李济深、郭沫若、尹瘦石、熊佛西……一个学校能在当时将国家社会的精英们请到学校演讲，这对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强烈，巨大而持久的。至于本校老师开办讲座，则更为经常，如郑老师讲《桂林岩石与气候》，张老师讲《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汪老师讲《当今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这些讲座，使师生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爱国觉悟。

　　学校经常组织开展各项课余活动，举办各种抗战文艺演出，更是大大地提高了师生们的热爱祖国，痛恨日寇的觉悟，学校里升腾起浓浓的爱国情怀。

　　汉中歌咏团，经常演唱《黄河大合唱》、《延安颂》、《月光曲》、《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我们在太行山上》……

　　“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嗨嗬嗨，我们军民要合作，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挖战壕，送子弹，抬伤兵，做茶饭。我们的有是血和汗，大家同心合力干。嗨嗬嗨，嗨嗬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哪哈嗨。”

　　汉中话剧团，无论是在桂林，还是在日寇进攻桂林时，撤离桂林，颠沛流离，极为艰苦的时期，都非常活跃，自排自演，宣传抗日救国，弘扬民族志气，鼓舞爱国热情。参加剧团的同学，奉行教育群众必先教育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宣传，受到深刻教育，增长了智慧的才干。排演了大量抗战话剧：

　　学校老师根据郭沫若的《南冠草》，改编成多幕剧《夏完淳》，校长任中敏亲自编写其中一章并扮演剧中一个角色。夏衍编的四幕大型话剧《离离草》，请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来校讲戏剧艺术并执导爱国戏剧《双忠记》，阿英编创的抗战话剧《不夜城》，与广西大学、榕江师范的同学同台演出戏剧家曹禺编创的大型话剧《原野》、《日出》……

　　在汉民中学，在合唱团及话剧团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隐蔽而活跃地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思想，演出共产党艺术家作家的作品。现代作家司马文森一面在汉中教书，一面编辑《文艺生活》杂志，写出了长篇小说《雨季》，并把自己写的中篇小说《转形》、《过客》赠送给喜爱文学的学生，组织同学阅读进步文艺书刊。地下党员佟老师、毛老师、岑老师在汉中发展进步同学入党或加入党的处围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进步学生组织学习阅读《延安整风文献》、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位女生，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被特务得知，将她堵在女生宿舍门口，想查缴此书，便一直守在女生宿舍门口，如果特务阴谋得逞，该女生及一批师生都可能难逃厄运。一位进步老师得知，想了一个办法，报告学校说有一流氓在女生宿舍外逗留很久，欲行不轨。学校组织一群师生来到女生宿舍，将该特务赶走，使该女生得以将书转移，平安脱险。校长任中敏不拥护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他说，我参加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但他对一些共产党的思想言行和进步思潮并不严厉禁止，而是睁只眼闭只眼。学校的阅览室里陈列着十几种报纸，其中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扫荡报》同存一室，赫然在列!这在当时的学校里，可说是仅此一家，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在报架边附有一纸标语：“新潮如美酒，易饮复易醉”，算是一个交代。古诗词课，毛泽东的《泌园春·雪》也在其中，并成为书法习字课的选贴。有几位地下党员或是进步教师，其活动受到特务监视，面临危险，学校得知后，将他们一一“开除”，巧妙地保护了他们。

　　服务战时，宣传抗日

　　1944年暑假，日军占领长沙后直逼衡阳，湘北战事日紧，桂林也紧张起来，市民人心慌慌，纷纷疏散，不少学校推迟秋季学期开学，让师生们各自疏散逃难。汉中许多学生是沦陷区逃难来桂就读的学生、华侨学生，不少人的家不在桂林，学校就是“家”。汉民中学的师生们迎难而上，不仅不疏散逃离，反而组织了战时服务团。由佟老师、陈老师、黄老师带领自愿参加的三十多名学生组成。制有一面红色团旗，上写“国立汉民中学战时服务团”。到桂林周边县城和乡镇，宣传抗日，唤起民众。

　　队员们携带简单的衣物和演出道具等行李，多为步行，沿途宣传。每到一地，联系演出和住宿地点，多是借用当地的祠堂、会馆或学校作为演出和住宿之用，还要借用老乡炉灶，自己采买，生火做饭，一些同学则出去张贴写在纸上的抗日传单标语，或用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抗日标语。

　　主要形式是唱歌、话剧等文艺演出。演出之前要进行演讲。平时，队员们分散到附近农家，以拉家常的方式，宣讲日寇入侵及其在是中国犯下的残暴罪行，宣讲当时的战事形势，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敌，邀请他们晚上前来观看演出，有时需向村民借一些竹篮、头巾、老妇衣裳等，都得到支持。

　　服务团先是往南，到雁山、六塘、白沙、阳朔等地进行宣传演出，时值夏日，骄阳当空，热浪滚滚，热气炙人，队员们一个个走得大汗淋漓，却斗志昂扬，边走边唱，一路走一路数着里程碑，把它们一个个抛在身后。到了晚上，演出结束，大家到田里搬来禾草往地上一铺，就是床，入夜，不仅热气腾腾，而且蚊子咬得人难以入眠，大家就在这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宣传抗战，锤炼自己。

　　十多天后，回到桂林，又冒着枪林弹雨，一路向北，到了兴安、全州、湖南永州、东安，在兴安，遇到了田汉率领的宣传队一行四五十人，两队合影留念。到东安，离前线战场已经很近，战时紧张氛围立即呈现在大家眼前：车站四周人声嘈杂，人们拖儿带女，身上背着各种包袱行李，纷纷挤上火车逃难，从前线撤下来的头上身上手脚上缠着绷带的伤兵随处可见，他们占据了祠堂庙宇，根本找不到可供演出的地方，远处还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

　　服务团采取了灵活的方法：不再进行舞台演出，而是到各个伤兵聚居点作慰问演出。“大地春回，睛空万里净无瑕，江山如画，衬吾贞健好年华……”一首女声独唱《巾帼英雄》给伤员们心灵上的抚慰。“我已没有家了，我家在长沙，……我记起那门外的绿水和那两岸的垂柳，还有我那白发的老娘和那千千万万的战斗朋友，长沙在沉沦。可是，长沙仍在战斗，战斗，战斗……”凄凉悲壮，慷慨激昂的旋律，从服务团员们的口中唱出，深深震撼着每一个伤员们的心灵。一位左腿被打断，包裹着夹板纱布的伤员，看了演出，哭着喊出，我也是长沙人，我也没有家了，我要重新回战场，和日本鬼拼个你死我活!在场的人们，都振奋起来，一扫颓废悲哀的景象。从东安返回，服务团又到灵川作最后一站的宣传，然后才返回桂林，回到学校。参加了这次战时服务团服务活动的师生，给国家，给社会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无不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日寇侵略者的铁蹄，离桂林越来越近，慌乱的桂林城，一边进行战争准备，一边紧急疏散市民，可是，汉民中学仍然于8月27日正式开学上课。不到一周，日军逼近全州边境，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连续发出命令，强迫市民疏散，9月12日，发出第三次强迫疏散令，限桂林市全体市民在14日正午前全部撤离完毕。在这种形势下，学校才作出决定，于9月14日早上，全校师生集队，高中生穿军训服，初中生穿童子军服，举行了升旗仪式，由校长作了沉痛讲话，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经过市区，来到火车站，乘车前往永福，再往百寿、榕江一带撤离。该校一名学生日记中写道：队伍经过市区，商店都已关门，中止只有匆匆行走的逃难市民，桂林已成一座“死城”。上午九点多钟，大家到达火车站，只见火车站内外拥挤着无数逃难的难民，扶老携幼，挑箱背篓，神色不安，凄惨至极，苦涩沉闷的氛围呈现着深重的国仇家恨!

　　注(1)：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出生于广东番禺，祖籍江西吉安。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中举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

　　注(2)任中敏(1897~1991)，中国著名词曲学家，戏曲理论家、敦煌学家。江苏省扬州市人。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著述500多万言。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任中敏早年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任胡汉民的秘书。胡被蒋介石幽禁后，改作教育工作，在南京创办汉民中学。1937年11月底日军逼近南京时，汉中迁来桂林穿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