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华侨中学
来源：侨联网   2018-08-16 17:46:36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一些高校不断内迁。当时的国民政府为收容战区流亡中学生，改变不直接办理中等教育的原则，先后设立国立中学进行收容救济。海外华侨为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一方面捐输财产进行支持，另一方面直接派专门人才投入到抗战中去。随着华侨的陆续归国，华侨子女的教育就提上日程。

　　但是，随着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所处形势越来越不利，大批华侨学生回国。“现华侨学生抵昆明等地者，为数达三四百人，如不设法救济，势将失学”(《教部设法救济返国华侨学生》1939年11月19日《申报》，第12版)。在此时期，回国华侨学生增多主要因为暹罗的排华举动。“泰国华侨教育，自去秋遭受急风狂雨般摧残，不论是泰京方面，抑或是内地方面之学校，十分之九，均已‘关门大吉’”(《暹罗侨校封闭殆尽》，1940年4月28日《申报》，第7版)。许多家长不愿意学生中途失学，希望送子女回祖国得以继续求学，造成昆明、重庆、广东等地的侨生骤增。而且，一些在港澳等地求学的华侨学生(国民政府时期，港澳教育也属侨教范围)，由于战时经济的影响，“港地生活程度日高，而学校费用尤为高昂，中下层家庭颇难维持，在本学期中途退学学生颇多”，所以“多作转学内地之计，而学校亦有拟迁回内地办理者。”(《港生活程度高，侨生多回国求学》，1940年7月5日《申报》，第7版)。

　　这种情况之下，一些迁回国内的华侨学校开展了救济行动，“暹罗中华、黄魏、新民三中学联合在滇筹设华侨中学，收容由县回国侨生”(《昆明筹设华侨中学》，1939年11月22日《新华日报》，第2版)。但由于日数日增，仅仅靠民间救济，或临时安插到别的学校内，显然已经行不通，而且华侨子弟长期的海外生活，使其生活习惯与教育背景远不同于内地学生。“侨委会为救济彼辈失学侨胞，特呈准行政院设立国立华侨中学” (《筹备中之国立华侨中学》，1939年12月4日《申报》，第9版)。1940年春，国立华侨中学在云南保山建校，同时接收私立育侨中学为呈贡分校。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南洋时局随之紧张，一些国家采取战时经济政策，严格限制货物入口，海外侨校的文化教育面临危机，原来靠国内支持的华侨学校，教科书一项，亦很难使供需相应。而且，侨校老师的生活本就艰苦，而此时，日用品及粮食供应缺乏，物价高涨至三四倍，华校教员生活更加困难。海外华侨归国更多，华侨子女也纷纷回国求学，“以目下请求入国立中学之学生，仍为数不少”(《港澳侨校立案教部订立标准》，1940年12月28日《申报》，第7版)。仅靠原来设在云南保山的国立华侨中学已无法收容，而且“一般华侨学生回国，每以到达战时首都为其唯一目的，多辗转来渝就学”(《侨务委员会战时侨民教育工作方案》(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因此，“教部与侨务委员会，决定在陪都附近，设立国立华侨中学第二校”(《教育简报》，1941年8月28日《申报》，第11版)。1941年秋季在四川綦江开学，定名为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原设在云南保山的国立华侨中学于1942年遂改为国立第一华侨中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华侨学校主要分布在南洋，因而华侨教育受到致命摧残，大半学校陷于停顿，所有设备被洗劫一空。而且由于华侨长期以来捐输国内，“残暴日寇，竟将钟中师生一网打尽，而校具亦毁劫一空，以泄兽恨”(张叔英《钟灵中学师生蒙难记》，1945年11月26日《申报》，第2版)。此种情况之下，仅仅广东一地，“总计一月来，由港返国侨胞已登记者，达五万人”(《粤省府加紧救侨工作》，1942年2月6日《申报》，第2版)。更有甚者，“因太平洋战事影响，迩来由越南步行回国侨胞甚众”(《越南侨胞步行回国》，1942年1月26日《申报》，第2版)。

　　针对华侨陆续回国，且在广东集中较多的情况,1942年4月，“教育部”在广东筹备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嗣勘定乐昌县杨溪安口村益昌油坊为校舍……因战局关系，迁校于连县”(《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关于复员迁建等事与及教育部往来呈令》(1945年12月-1947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510)。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先后设立了三所国立华侨中学，但是由于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于1942年敌机轰炸保山时，校舍全毁，学校迁至贵州清镇，原来接收的呈贡分校并入国立西南中山中学。1944年学校结束，高中侨生并入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其他学生也分别予以安置。

　　二

　　国立华侨中学从其设立之初，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共同负责，进行管理，并且二者还互派人员，组织了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针对海外学生回国言语隔阂，人地生疏的情况，为便于华侨学生回国就学起见，1940年“侨委会”在重庆、昆明、香港等地设回国升学华侨学生登记处，进行协助。并且编辑侨生回国升学指南。对于海外在“侨委会”立案的华侨学校，除了进行指导和鼓励，以及经济上的适当支持外，“回国升学或转学国内各学校，均特予优待从宽录取” (《立案侨校生回国，祖国均予优待》，1939年4月20日《申报》，第8版)。对于较为清贫的侨生，“侨委会”尽量予以优待，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海上交通梗阻，海外汇款很难到达国内的情况之下，“准照国内战区学生待遇，核发贷金”(《回国侨生准发贷金》，1942年1月17日《申报》，第3版)。而且“教育部”“特商请邮政储汇局秘密为各侨生通讯汇款”(《教育部关于侨民教育工作成绩报告》194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由于华侨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海外，习惯各异，观念特殊，对此种情况华侨中学也进行了一些纠正，但由于学生文化背景的差异，转变校风，还需要较长时间。当然，学生对于学校也有微词，三个多月，实际上课只有一个月而已，且教师有用广州语授课。尽管双方均有不满，但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三所国立华侨中学培养了大批学生。1945年由于抗战胜利，国立华侨中学与其他国立中学一样进行了复员，一些侨生返回侨居地，人数减少。

　　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国立中学复员拟定了三项原则，“一国立中学以交由各省市办理为原则;二国立中学有特殊情形者，暂仍国立，其校址地点由教育部决定之;三边远省份为人力物力所限，平时未能多设优良中学，原设之国立中学仍暂继续办理”?(《国立中学复员，教部拟定原则》，1945年12月28日《申报》，第4版)。由于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已于1944年8月结束，最初决定三所侨中的复员计划第一侨中设于福建，第二侨中设于广东，第三侨中设于重庆。对于侨生的复员“教育部”还拟定了细则，“回国升学于中等以上学校侨生，应继续完成学业，并随原校复员;其必须返回原侨居地者，应具有力证件，向本会登记，并入一般归侨内复员”(《回国升学侨生复员，拟具处理原则》1946年3月5日《申报》，第5版)。根据侨生的意愿，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办法进行复员工作。但是对于抗战中一度停办的第一华侨中学复校与否，一直有争议，最后经“教育部”核定，将第一侨中，与第二侨中，并为一校，改名为第一华侨中学，设在海南岛(即现在的“海南华侨中学”前身，现校名系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女士亲笔题写)。将第三侨中改名为第二华侨中学，设在广西龙州。

　　复员后的侨中教育除了继续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教育之外，在教学内容上逐步进行了一些改进，以适应华侨子弟回国求学的需要。“应加设师范科及商业科为当”，可培养教师“负责华侨教育，以灌输吾国文化及三民主义，使一般侨民均有爱护祖国之热忱。”对于商业科，讲授国文、经济学、银行学、会计、统计、珠算、商业智识、外国语(英文)、马来语等比较实用的学科，适应在海外经商的华侨职业需要。“首重灌输侨生之商业智识及珠算、新式簿记与及侨居地之语言文字，以资因应。”(《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关于复员迁建等事与及教育部往来呈令》(1945年12月-1947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509页)。随着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全国解放，国立华侨中学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国立华侨中学，收容了大批海外侨生，使其免于失学和被迫害，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感情;对华侨子弟的收容，也为一些参加抗战的华侨解除了后顾之忧;华侨中学培养出的学生，以后除了回到侨居地以外，许多留在国内参加建设，而且由于与海外关系较为密切，在加强新中国同海外联系以及后来改革开放中发挥出了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