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二中兴学纪事
来源：江苏省常熟中学网 作者：彭尚炯   2017-05-06 14:32:34

烽火弦歌育英才

——抗战时期国立二中兴学纪事

彭尚炯

　　江苏省常熟中学的前身为抗战时期的国立第二中学，它是常熟中学建校史上的第一篇章，办学历程极不寻常。这是一段卓绝的创业史，光荣的革命史，辉煌的教育史。

　　一、艰难的办学之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年底，沪宁一线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大批民众背井离乡。为不做亡国奴，也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蓄积力量，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纷纷逃离战区，千里跋涉来到大后方。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教育界人士的建议，在武汉设立了内迁师生登记处，并先期派人去川陕甘湘黔滇等地筹建临时中学，以收容内迁师生。

　　时任扬州中学校长的周厚枢先生率领省内部分学校的师生，历尽颠沛流离、歧路彷徨之苦，于1938年初到达武汉。随后按照安排分批乘船前往重庆，继又转往北碚和合川。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准组建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并指派教育部督学许逢熙为校务委员会主席，周厚枢兼校长，是为国立第二中学创建之始。学校于3月28日开学，改校名为国立四川中学。1939年春，教育部以建校时间先后为序，改国立四川中学为国立第二中学。到1944年，各地先后成立的国立中学凡30余所。

　　国立二中创建伊始，将办公处设于北碚，以接纳从沦陷区进入大后方的南京和江苏籍青年学生，并负责安排他们的学习与生活。

　　1938年暑假期间，教育部决定撤销校委会，实行校长制，由周厚枢校长负责。学校分设高中、初中、女子和师范四部，高中部在合川，初中部在北碚附近的文星场，女子部在北碚关庙，师范部在北碚。

　　合川位于重庆市西北60多公里处的丘陵地带。这里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定。合川各界对国立二中建校于此深表欢迎，当即指定濮岩寺为高中部住地，同时还划出合川县塔耳门外的蟠龙山大片土地及毗邻的公共体育场为国立第二中学的校址。校舍于1939年着手修建，至1940年春竣工，初中部、女子部相继迁往合川蟠龙山麓的新校舍，分别更名为初中分校和女中分校(师范部留驻北碚，旋独立成校，即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时任校长的孙为霆先生为此作曲《解三酲·二中蟠龙山校舍落成示诸生》：

　　感青衫诗传长庆，望红尘春满嘉陵。高斋喜辟蟠龙岭，种桃李遍山城。怕一天烟雨化作思乡泪，愿四面弦歌都成杀敌声。边烽靖，待明年买舟三峡，与诸君飞盏南京。

　　1940年秋季开学时，国立二中分设高中部(高二、高三男生，在濮岩寺)、高一院(高一男生，在蟠龙山巅)、初中分校(男生，在蟠龙山南麓)、女中分校(从初一到高三女生，在蟠龙山东南麓)和水产部(在蟠龙山西麓)。1943年1月，水产部独立成校，为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至此，国立二中真正成为一所完全中学，从初一到高三都设有春季班和秋季班,规模最大时全校招生42个班级。

　　虽然来到了大后方，但毕竟处于最危急的战争时期，学校的生活极其艰辛。首先是战争的危险。在日寇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中，地处群山之谷的合川未能幸免。1940年7月22日，日军对合川轮番轰炸，县城一片焦土，百姓死伤近3000人，仅二中一校，伤亡的教工及其家属就有18人。在时刻准备“跑警报”的危急情况下，二中的师生仍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他们组成一个个救援队，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断壁残垣间救死扶伤，经受着血与火的淬炼。

　　由于经费短缺，物资匮乏，师生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连白薯煮糙米饭都吃不饱。饥饿难耐，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去田间河边抓青蛙、捕鳝鱼来“打牙祭”。那时臭虫成灾，咬得大家晚上无法入睡，学校想出了开水煮木床的“笨”办法。校舍紧张，女生住在校外，竹篱茅舍，逼仄拥挤，雨天就更加难熬，大家常因被褥淋湿而无法入睡。

　　1947届校友马自天先生回忆说：“我没有衣裳穿，捡来个面粉口袋，洗干净，底部剪个洞，两边拆开，往头上一套，伸出胳膊，就是‘圆领衫’。我的棉被只是一床破棉絮，哪有被里被面。冬天早操没有棉衣，就把这床破棉絮披在身上，头从破洞里钻出来，非常可笑……”二中的绝大部分学生是战区的失学青少年，他们非但没有被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所摧垮，反而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愤图强，弦诵不辍。

　　二、富有前瞻性的办学理念

　　国立二中时期的校务会主席许逢熙先生和三任校长周厚枢先生、孙为霆先生、严立扬先生或曾留洋深造，或曾受业国内著名学府，既胸怀报国之志，又学贯中西，具有大学、中学教学与管理的丰富经验。他们尊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令，除了接收战区流亡师生，使其能继续施教或求学外，更重要的使命有两：一是实验中等教育新方法，为中国中等教育改革积累经验;二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知识青年，为复兴中华民族积蓄骨干人才。

　　在1938年高中部开学仪式上，许逢熙先生明确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指出：“从前蔡孑民先生说，现在的青年都应该养成狮子般的体力，猿猴般的智慧和骆驼般的脊梁。我想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体育的，第二句话是说智育的，第三句话是说德育的。很盼望在座的师生，于明白国家对于我们的种种期望以后，照着这个方向做去。”

　　周厚枢先生在为《川中校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以沉疴在身的病人来比喻当时的中等教育，并对症下药，开出了四服药，以图实验教育新方法，开创中等教育新局面。

　　第一服是“五种训练并重”。五种训练指的是精神训练、学科训练、体格训练、生产劳动训练、特殊教学与后方服务训练。所谓精神训练，就是指“国民精神的培养，青年理想的善导，学子气节的磨砺，公民道德的涵养”。所谓特殊教学与后方服务训练，则是为适应战时要求而设置的种种训练形式，以培养青年奉献国家、服务大众、团结御侮的观念。

　　第二服是“厉行导师制”。所谓导师制，就是指定良师名教与学生共同生活，开展“考察个性，人格感化，情感结合，个别训导，小组谈话，联络家庭”等活动，依靠“大多数先进先觉的教师持久地虚心地恳切地，一齐痛下功夫，如逆水行舟，把青年向精神的上游领导。”

　　第三服是“校务公开”。国立中学废除校长“一言堂”，学校的会计由教育部直接委派，学校需实施的方针和重要的事务，都经校务委员会公开商议决定。

　　第四服是“设备简单”。周厚枢先生对当时社会流行的盲目欧化，徒重物质之风深感忧虑，他认为，学校的著名度并不倚仗设施的先进，尤其是在大敌当前之时，更应弘扬古代圣贤“茅亭陋巷还能讲学，箪食壶浆尚能乐道”的精神，“用简单的设备，破陋的房屋，朴素的饮食”来磨练青年学生。

　　周厚枢校长的所思所虑，即使放到当代中国教育的背景中去审视，也皆中肯綮，他的应对之策对眼下的中国教育也还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围绕着办学的大政方针，国立二中分门别类制定有具体的配套实施意见。如制订于1938年5月的《高中部、初中部及女子部各项训练实施办法》，就以“五项训练”为学校的基本教学内容，分部做出详细的教学要求，并重在全面训练学生的素质。

　　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学校对每月开展“五项训练”的教学内容都作出详细安排，内容十分丰富。各部的学科训练一般都安排在上午，下午除上一些音乐、体育、艺术课外，大部分时间组织学生参加其他各项活动。1938年高中部5月份的“精神训练”包括组织全体学生参加5月民族革命节和本邑党政军警学各界扩大纪念周、邀请专业老师指导学生剧社的排练、借合川合阳大戏院公演《三江》《好友》及《画像》三剧等多项活动。同年6月份的 “体格训练”包括组织修建游泳池、增加课外级际球类竞赛、举行体格检查、举行越野运动和提倡骑乘运动等内容，“生产劳动训练”包括农艺(讲座和整地、栽植、除草等劳动实习)、木工(讲座和实用物品制作、涂漆等劳动实习)等内容，“特殊教学与战时后方服务”包括以壁报、漫画、讲演、剧社演出等形式参加合川抗敌后援会举行的禁烟游艺宣传大会，每周定期举行高三级升学就业指导，邀请复旦大学教授来校作公开演讲等。凡此种种，面向全体学生，着眼人格塑造、知识学习、技能培养和体能锻炼，既形式多样，又行之有效。

　　二中的管理比较民主，很少干涉学生开展的各类活动。正义、光明与进步为绝大多数学生所追求。他们中间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民盟，有的投笔从戎，都没有受到校方的任何阻拦。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陈琏，就是在二中高中部就读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师生们心忧天下，时刻关注前线的战况，并为抗击日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其情其景，令人感奋。他们赶制毛袜、手套、衫裤等用品支援前线，做手帕、制书签分组上街义卖，组织前方将士寒衣募捐队，到医院慰劳伤病员……1941年，他们响应“合川73万人民献机运动”的倡议，为“教师号”和“青年号”飞机捐款。教职员捐出月薪的5%，学生每人不少于5角。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训令，二中学生还利用节假日有组织地前往附近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校园的课余生活充满生机。每天下午3—5点，同学们按组织参加各种志愿活动，有的去公园服务，有的到妇女补习班、儿童识字班去教课。爱好体育的同学，开展队列操练，参加田径、球类、游泳、武术等运动，还举行各种体育比赛，赛场上他们各展其长，生龙活虎。爱好文娱活动的同学，学画画，出墙报，每期宣传抗战的大型壁报都能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唱京戏、拉二胡，有的班级几乎“人手一胡”(二胡自制，在竹筒子上蒙一层牛皮纸代替蛇皮)。高中部男生和女生合作排演了多部抗日救亡大型话剧，还进城公演，赢得广泛赞誉。

　　四、得育英才满天下

　　1943届校友李昊先生在《我以二中为荣》中自豪地说：“国立四川中学成立最早，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学。二中虽然序号第二，在国立中学里却是首屈一指，这该归功于二中有最好的师资，有最多啃书的学生。”

　　事实也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初创到1946年复员江苏常熟的八年半间，先后在校供职的教职员工有500余人，在校就读的学生有5500多名。在一份《国立二中高中部教职员表》的档案中，记载有42名在职高中教师的基本情况。其中留学法国、日本、德国的5人，占11.9%;毕业于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的31人，占73.8%;毕业于国内其他高校的6人，占14.3%。二中名师荟萃，此言不虚。

　　阅读校友的一份份回忆录，我们依然可以领略当年名师教学的风采：说一口纯正伦敦音的英文老师丛世杰先生，讲课从不带讲稿的地理老师单树模先生，女子分校的校长、原为苏州女师校长的俞钰先生，德高望重的数学老师茆礼恭先生，美术老师、国画家邓季超先生，音乐老师、音乐家宗震名先生，等等。

　　名师出高徒。以1938年7月国立二中毕业的首届高中班为例，187名毕业生中，152人升入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各类高校，升学率高达83.5%。

　　二中的学生走上社会后，继续发扬母校的光荣传统，在各条战线辛勤工作，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专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

　　在国立二中短暂的办学时间里，培养出了14位院士(含两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他们是：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陶诗言(大气物理学家)、杨立铭(理论物理学家)、汤定元(固体物理学家)、张效祥(计算机专家)、黄宏嘉(微波与光纤专家)盛金章(生物地层学家)、尹文英(女，昆虫学家)、王元(数学家)、戴元本(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津生(大地测量学家)、茆智(农田水利学家);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徐皆苏(工程力学专家)、鲍亦兴(应用力学专家)。

　　著名的校友还有：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李锡铭，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财政部原副部长李朋，著名翻译家管震湖，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长子叶至善，经济学家刘国光，文学家路翎，美学家蒋孔阳，中国民族音乐家郑体思，国际商法专家曾俊伟……

　　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夫人、现代常熟籍女诗人宋清如女士曾执教于国立第二中学，她对这段教师经历留有深刻印象。1992年，82岁的她在寄赠二中1941届学生蔡纪淑的诗作中这样写道：

　　当年同敌忾，济济一堂亲，一声流亡曲，满座泪沾衿。

　　革命风云急，神州气象新，报国各有路，天涯若比邻。

　　沧桑五十载，参商亦常情，相逢应不识，绿鬓笑霜侵。